后浪如何奔涌?做着父辈的工作,薪水却只涨了3%
2020-05-07 15:08

后浪如何奔涌?做着父辈的工作,薪水却只涨了3%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作者:正解局


前两天,国内知名视频弹幕网站bilibili(简称“B站”)推出了一个名叫《后浪》的青年宣言短视频。片子极力赞美着年轻人。


但作为“后浪”的年轻人需要的仅仅是认可和赞美吗?


正像有人评论的:


前浪只需说一句“涨房租”,就可以让后浪哑口无言。


“后浪”的无奈,在境外很多国家和地区早有前车之鉴。


我们需要引以为戒。


后浪还需前浪的多多关照


在全球范围,年轻人贫困越来越常见


在法国,1/3的人对年轻人持批判态度,甚至还有个名词“唐吉综合征”来嘲讽年轻人。


因为,法国有部叫《吾儿唐吉》的喜剧片,其中的主人公一个叫作唐吉的28岁年轻人,他一直啃老,不敢离开父母去独自谋生,以致于成为父母的累赘。


原因,其实就一个字:穷。


美国在这方面有比较详实的统计数据。


根据德勤的报告,美国除了穷人和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比如,在2016年,户主年龄小于35岁的家庭,实际家庭净资产中值是1.1万美元,而户主年龄在65-74岁则是22.4万美元,75岁以上更是高达26.4万美元。


当然你可以说,这肯定是这样,因为年龄增长,工作时间越长,积累的财富自然也越多。


但更重要的一个情况是,年轻人相对变得越来越穷。


在1992年,75岁以上家庭是35岁以下家庭净资产中值的9.4倍,而到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4.1倍。


而且,年轻人家庭抗风险能力也更弱,在金融危机期间,年轻人家庭净资产年均下降8.8%,而65岁以上家庭财富损失要小得多。



而且在2007~2010年期间,35岁以下家庭实际税前收入中位数平均每年下降3.8%,是所有年龄段中最大的,并且在危机后,恢复得也要慢得多。


总之,相比其他年龄段,年轻人越来越穷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


有研究对11个OECD国家分析后发现,在1996—2006年期间,9个国家的年轻人相对工资(Relative Wage)减少,只有2个上涨。


而在中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等等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国家,出现了“忙穷族”“清贫族”。


我曾经在文章里讲过一个例子。


一个叫吴宜桦的中国台湾女生,研究生毕业起薪2.2万新台币,不到5000元人民币,到28岁时,工资涨到了3.9万新台币,也就是8800多元人民币。


她做的是活动企划,而她父亲在31岁时,同样是企划工作,工资是3.8万台币,这中间隔了20多年,工资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相关数据显示,从2000到2016年,中国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平均起薪为2.6—2.8万新台币。


而这期间,物价又涨了多少?


残酷的现实让她感叹:


我觉得以前的人啊,他们其实只要努力打拼的话,就可以赚很多钱,就能达到一个梦想,可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而且,研究还发现,年轻人往往更容易失业。



更关键的是,房价涨了多少?


任泽平领衔的恒大研究院有个研究显示,在1970—2017年,23个经济体的房价平均上涨了20.6倍,年均上涨6.5%。


其中,南非、西班牙、新西兰、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累计涨幅超过40倍,年均增长8%~10%。意大利、加拿大、法国、美国等,涨幅在12—35倍之间,年均增长5.5%~8%。


只有瑞士、德国、日本、泰国等4个国家的增长在4倍以内。


这其中,当然有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效应。但就像弗里德曼说的,“价格永远是货币现象。”


房价上涨背后是大量超发的货币。比如,在同一时间段里,南非广义货币增长了474倍,名义GDP增长了387倍,但实际GDP增长只有2.3倍。美国货币供应,也增长了25.6倍。




但背后更有“有形之手”对房价的精心呵护。


比如,瑞银就认为,澳大利亚房地产的“超级牛市”,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央行实行低利率政策。


像2008年次贷危机,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但澳大利亚政府却努力“救市”,把第一次买房的补助金从7000美元,提到1.4—2.1万美元,使澳大利亚楼市走出了“独立行情”。


但后果呢?


据统计,35—44岁澳大利亚人拥有房子的比例,在二三十年前,这个数字高达75%,到2017年时却下滑到60%。


买一套房,安一个家,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门槛越来越高。


在英国,也一样。英国27—30岁年轻人如果只靠自己存钱买第一套房大概需要18年,如果放在1990年代末期,只要3年就行。


1990年代中期,英国25岁的年轻人46%有自己的房子,如今这个数字已经下滑到20%。


买一套房对年轻人来说难度越来越大


甚至,租房都变得越来越困难。


连大家一向推崇的德国,也出现租金疯狂上涨的局面。


调查显示,柏林的房屋月租金2008年时是每平方米5.60欧元,2018年涨到了11.40欧元(差不多相当于87块钱人民币),翻了一番还不止。


而在澳大利亚悉尼,一间卧室租金每周可能要600澳元,但一般工人每周工资却只有700—800澳元,付了房租,他们连口粮都买不起了。


不少无家可归者,在澳大利亚央行门外的马丁广场上搭起帐篷,有流浪者在帐篷上写道:“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才是他们在悉尼买得起的房子真正的样子。”



而美国有些年轻人干脆直接吃住在一辆破旧的二手车里,那既是自己的代步工具,更是自己的起居室和全部身家。


现实中,让年轻人无奈的事还有很多


比如,美国国家债务已经接近25万亿,而美国恰恰很多债务并不是用来投资,子孙后代没法受益,但却需要年轻人和未来出生的人口来承担,而这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更低的公共福利或者更高的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说,“我们的罪过不是借款过多,而在于投资太少。”


再比如,也有美国研究者指出,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是不公平的,1938年以前出生的人获得的收益多于其缴纳的税款,而之后出生的人往往在补贴前面的人。


美国国债是典型代际不公平的例子


这都不是最让年轻人无法忍受的。


就像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的,在美国:


我们通常不会嫉妒他人的成功,只要拥有平等天资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为人生而奋斗,可以平等地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那么我们并不在意这个阶梯究竟有多高,路有多长。


但问题恰恰在于,平等攀登社会经济上行阶梯的机会越来越少。


年轻人的命运越来越取决于他们的父辈。


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帕特南就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有钱的父母,可以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或者就读学区里的好学校,上各种兴趣班,结交更多有钱人家的子女,享受到父母人脉的庇护,最终,他们也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2014年的数据显示,一个美国高中生,如果他来自经济收入和父母教育程度排前1/4的家庭,和排后1/4家庭的孩子,前者上一所卓越大学的可能性是后者的17倍!



有钱人越来越倾向于住在一起,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圈层”,并把资源传递给下一代


而在现实中,年轻人也越来越仰仗自己父辈。


比如,在英国,35岁以下的首次买房人,父母和亲朋资助的购房款要占到购买房屋总金额的2/3。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父母没房,那么他买房的可能性要比有房家庭年轻人低约60%。其中,父母有房的年轻人40%在30岁前就买了自己的房子。


而且,父母有房年轻人的财富,在2000年左右是父母没房年轻人的2倍,但如今已经到了3倍。


简单地说,就是年轻人成功与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父母的经济、教育等背景。


年轻人很辛苦,在日本也一样


后浪奔涌,但弄潮不易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年轻人的无奈,带来的后果逐渐演变成两种模式。


一是日韩式的“佛系”。死宅,低欲,不结婚,不生子,依靠父母或者竭尽全力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二是西方式的抗争。在美国、法国尤其明显,既然没法通过正途拿到自己想要的,那就干脆上街,打砸抢烧,把心中的愤怒化作广场街道上熊熊燃烧的火焰。


说到底,上升的通道,不论是宽,还是窄,但它一直都应该存在着。


这样,后浪才能奔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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