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登上棺材船，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土豆改变爱尔兰，爱尔兰人改变美国”，这句话是典型的蝴蝶效应案例。

土豆产量高，适应性强，富含淀粉，自从传入欧洲后，就使得欧洲爆发灾荒的几率大大降低，而快速增加的人口、不需为粮食发愁的现实，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欧洲得以迅速崛起。在中世纪欧洲，一亩土豆田和一头奶牛就可以养活一家人。

但不幸的是，1845年到1851年，一场突发虫害横扫爱尔兰，几乎摧毁了当地的土豆种植业。短短两年内，就有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这场被称作“马铃薯大饥荒”的灾难，成为爱尔兰最大的历史伤痛。

因为爱尔兰本国的大饥荒，人们必须另谋出路。于是，许多人背井离乡，离开爱尔兰。他们的去向是新大陆，也就是美国。在“马铃薯大饥荒”后，陆陆续续有数百万人移居美国，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改变了美国历史。

在以前的美国，说起爱尔兰裔，很多人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他们来自底层。确实，早期美国的爱尔兰人，地位明显不同于英格兰裔和苏格兰裔。因为他们是逃荒者，首要任务是填饱肚皮，他们只能卖身为奴，长期生活在底层。美国大举修建铁路时，西海岸工人以中国人为主，东海岸工人则以爱尔兰人为主。

不过，经过几代人努力，爱尔兰人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甚至改变了美国。罗斯福、尼克松、里根和肯尼迪等总统都是爱尔兰裔，新闻大亨默多克同样是爱尔兰血统，当年迷倒千万人的男星马龙·白兰度和女星莎朗·斯通也是爱尔兰裔。

爱尔兰裔学者奇安·T.麦克马洪试图探寻爱尔兰人在美国的最初，在《棺材船》一书中，他书写爱尔兰人的越洋漂泊，将这趟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海上求生之旅称作“爱尔兰人的奥斯维辛”。

在过往的记录和研究中，人们更多将视线放在爱尔兰人登陆后的艰辛打拼上，前往美国的旅程则往往被忽视。但这个过程的艰难，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当时并没有足够的远航船舶，即使搭上了船，也相当于半只脚进了棺材。船里的黑暗、潮湿和拥挤只是日常，饥饿、脱水和晕船也只是小儿科，当疫病肆虐时，许多人在船上死去，随即被抛入大海。

麦克马洪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对移民海上生活的关注是重要的，因为在很长时间里这一视角都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例如，在爱尔兰，‘棺材船’这一术语成为描述大饥荒时期航船状况的一个准确表述，这早已司空见惯。但这种表面的刻板印象不经意地剥夺了移民的人性，将他们的声音淹没在历史档案之中。”

因此，他试图借助散落在世界各地档案馆的书信、日记和报纸，力图展示航行本身就是人类迁徙谜题中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

麦克马洪以约翰·戴维斯的文字为例，后者在为肯尼迪家族——爱尔兰裔美国第一家族——所写的丰富多彩的传记中，富有想象力地重构了约翰·菲茨杰尔德·肯尼迪的祖辈“在船上可能的经历”——他们在大饥荒时期搭乘了一艘从新罗斯（New Ross）到波士顿的移民船。

移民生活在黑暗且充满危险的甲板下，戴维斯写道：“病人在呕吐和呻吟，女人在分娩时尖叫，男人为争夺几英尺的床铺或因有人侮辱他们的出生地而大打出手。”船员经常在暴风雨来临时调戏女乘客，因此，强奸是“经常发生的事”。而最糟糕的是，这些船上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能够活下来。“他们称之为‘棺材船’”，戴维斯说道，“这确实是死在船上之人唯一拥有的棺材”。

在麦克马洪看来，长期以来，这种将饥荒时期的移民船只描述成“棺材船”的线性叙述模式，使人们对这一航行的真正理解蒙上了阴影。“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新颖的视角，因为历史学家长久以来忽视海上航行，将之看作人类迁徙大戏中的一则简短插曲。”

他还写道：

“一般认为‘棺材船’这一术语起源于大饥荒时期。实际上，这个术语的出现早于19世纪40年代，且在饥荒时期很少被提及；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流行，因为这一时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土地战争中以之作为反对土地所有者和英国恶政的修辞武器。

‘棺材船’的说法也将爱尔兰饥荒中的移民故事限定在跨大西洋范围内，而把1844—1855年前往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规模较小但重要的移民潮（包括流放的犯人）排除在外。也许更加重要的是，爱尔兰移民被束缚在‘棺材船’中的形象，剥夺了他们的活力、创造性和能动性。

我之所以将本书的主标题定为‘棺材船’，正是为了挑战那种公认的真理。如此老生常谈的真理不仅限制了对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的完整认识，而且限制了对更广泛意义上人类移民的完整认识。移民之旅早在船只起航前就已开始，并且一直延续至看到陆地后。”

其实，在马铃薯饥荒发生之前，爱尔兰人也只不过是在温饱线上挣扎，处于“饿不死”的状态。《棺材船》中写道：

“（爱尔兰）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耕地是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科克这些工业城市外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大多由数量较少且主要是清教徒的精英控制。这些精英的祖辈从16、17世纪国家没收的地产中分得这些耕地。

然而，农村中并不是一派富裕佃农繁忙劳作的景象。60%的耕地由25%的农民租种。大约半数的农场拥有很少的地产（5英亩左右）和短期转租的贫瘠土地。在他们之下，是小农和工资劳动者；在农场工作的男性中，60%的人持有很少或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到访爱尔兰的人经常会因季节性失业、粮食短缺和许多爱尔兰农民破败不堪的住房而震惊不已。”

但与此同时，爱尔兰农民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具体表现为小村庄（clachan）——家庭与邻里联系紧密的地方共同体，团结一致又植根于小块土地占有制（rundale system）这一延续数世纪的土地管理方式。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共有，并且定期重新分配，以确保每个家庭都能分得上等地、下等地和中等地。

尽管小块土地占有制以及扩展而来的小村庄在19世纪中叶因为土地所有者寻求农业生产理性化的压力而陷入危机，但生活在爱尔兰的大多数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由传统、血缘和互助结成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

在这一体系下，当马铃薯危机出现后，爱尔兰人的生活缺少了一根支柱，村庄体系被破坏。但也正是因为社会凝聚力，使得爱尔兰人“带着这种强烈的亲属关系和共同体意识移居海外”。

爱尔兰人在饥荒年代的蜂拥而出，成为人类移民史上最大的浪潮之一。数百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在19世纪离开他们的家乡，尽管这些群体在数字上要大得多，但他们的人口基数更大。饥荒前夕生活在爱尔兰的人口大约有850万，在随后10年里有100万人死亡，另有200万人移民。

从细节来看，大饥荒中的爱尔兰人因前往的目的地不同，航线也不同，而不同航线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最大的差异是航程的长度。

“75%以上的爱尔兰移民必须穿越爱尔兰海才能前往世界各地，航程覆盖大约200英里（从都柏林到利物浦）波涛汹涌的海路，需要14—30个小时来完成。当然，这取决于从何处出发。这一航程极不舒服，甚至是危险的，但与前往北美的远航不可同日而语。

举例而论，从利物浦到纽约的航程约3000英里，需要差不多6周时间。从爱尔兰直航加拿大约5周时间。前往澳大利亚的航线显然最长，大约要三个半月，从英格兰到悉尼的航路长达13000英里。这些长短不一的航行无疑形塑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到利物浦的短程航行没有为移民提供足够的时间和刺激以发展新的社会关系。移民团结一致的情形更可能发生在前往美国或加拿大的数周海上航行中。

尽管很难量化，但可以合理想象，前往澳大利亚的漫长旅行要比其他旅程较短的航线催生了更为强烈的同心同德与种种敌意。与此同时，所有移民共享某些具有持续重大影响的经历。他们抛下亲人，他们在公海上冒险，他们结识新的朋友，他们历经生死。他们自己做饭，睡在木制板床上，还要与晕船作斗争”。

船只的情况也很特殊，“19世纪海洋资本主义的循环系统，不仅长途运输木材、生铁、精美的陶器，而且也包括迁徙的移民。”“市场经济与迁移模式之间总是存在联系”。

既然船只有多重功能，意味着它们的物理布局经常处在变化中。

“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船只要比英国船只更好。由于数十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传统，英国船只通常更小、更慢，而且往往是过时的。1834年劳埃德船级社建立后，根据船只的年龄、建造标准、整体的维护情况，将所有船只划分为三个等级。尽管移民按理只能乘坐一等或二等船只（第三等级的船只甚至不被允许在欧洲范围内进行沿海贸易），但由于监管不力、无知、不断膨胀的需求和先前提及的欺骗，使得19世纪40年代中叶很多爱尔兰移民搭乘不适于航行的船只前往加拿大。”

船中的统舱“是一个长长的房间，从主甲板的舱口进入，是普通移民在整个航行过程中食宿的地方。移民们的铺盖放在双层甲板舱的木架上，木架沿着统舱的墙体搭建，按照6英尺乘6英尺的大小分割成舱位，每个舱位住有4人，甚至更多”。

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条件，还有更多船只，只能让乘客拥挤在恶臭的船舱里，身上沾染着粪便和呕吐物。仅仅1847年，前往北美的爱尔兰乘客就有1/4死于船上，没有机会见到美洲大陆。

此外，棺材船作为封闭空间，无可避免地强化了陆地生活的森严等级制度，船长和掌握健康命脉的医生当然是关键人物，之后是船员和水手，移民比一般乘客的处境更为糟糕，因为他们穷且无助。

麦克马洪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过往被忽视的细节，正是为了全方位展示爱尔兰移民在“旅程”中面对的一切。也只有将一切罗列出来，才能展示真实的旅程，让移民的声音得以浮现。在“棺材船”中被禁锢，是一种受害者经历，但如果单单采用这一叙事，就会忽视爱尔兰人在旅程中的主体性和行动力。

为了对抗旅途中的物资匮乏和人为压迫，爱尔兰人积极地相互合作，进行生活物资的分配，争取船上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各种公共娱乐也是缓解压力的重要手段。

这种在漫长海上生活共患难的联系，在上岸后得以延续。作为当时美国的最弱势群体，这种团结和人际网络让爱尔兰人逐渐站稳脚跟。

正如麦克马洪在书中所阐释的那样，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其凝聚力并非从爱尔兰直接移植而来，而是在海上生活中得以强化的产物。“棺材船”是一场残酷的冒险，但同样也是一个族群迁徙并得以继续生存的开始。

《棺材船：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海上的生与死》，[爱尔兰]奇安·T.麦克马洪

初庆东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