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洁员阿梅，想好好吃饭

阳光背面的厨房

把燃气灶的火势开到最大，往锅里倒了些油，撒上盐，油热好了，紧接着放进去一大块完整的草鱼，铁锅立马溅起油花，爆发出滋滋声，香气从厨房飘了出去。

阿梅调小了一点火候，转身清洗小米辣椒、姜葱蒜、香菜，在砧板上快速切了起来。再转头看了看锅里的鱼，拿起锅铲，把鱼翻了个面。

两面都煎得差不多了，但还不够。阿梅握住锅柄，换着方向倾斜锅面，好让鱼的每一处都煎透。这样煎了一会儿，阿梅把锅摆正，撒上姜蒜和小米辣椒，接着夹了一筷子豆瓣酱拌进去，轻轻翻炒了一会儿，再加入切碎的小葱和香菜，又炒了几下。

阿梅在煎鱼

四十年前，阿梅从湖南岳阳嫁到了长江对岸的湖北仙桃，对鱼的料理也渐渐混合了两地风味。香辣红烧鱼做好了，把鱼盛到不锈钢盘子里，把锅洗刷一遍，接着炒豆角。

今天的重头戏还有一锅玉米淮山猪骨汤。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阿梅学会了煲汤，后来还按照自己喜欢的口感做了改良——先把猪骨焯一遍水，和玉米一起放进高压锅里，加一锅水，盖上盖子，大火煮五分钟。

高压锅嘶嘶作响，阿梅找准时机，把锅抬下来，放在一边。等她把其他菜做好了，又把揭了盖子的高压锅放回燃气灶上，加入淮山和姜片，接着用小火熬煮。

不足两平米的厨房，是阿梅的“厨艺剧场”，洗菜、切菜、炒菜，洗砧板、擦灶台、擦油烟机，一幕幕匆匆切换，有序且熟练。

今晚这顿饭原本是为儿子勤丰准备的。因为住得近，勤丰隔十天半月便过来和阿梅一起吃饭。这天临时收到儿子的消息说有事来不了，看着新鲜的食材被冷落，阿梅有些生气。

7月的广州正值盛暑，一顿饭做下来，阿梅满头大汗。菜做好了，把菜端进开了空调的房间，床尾小桌子上铺了两层报纸，她把菜放上去，坐下后，感觉还是不够凉快，就把旁边的风扇也打开。

阿梅做的丰盛晚餐

房间外面的阳台，是这间房子唯一照进阳光的地方。

一公里外，是近代史上有名的黄埔军校旧址和运作至今的黄埔造船厂，这些都和阿梅无关。三年前，住了十几年的城中村面临“旧改”拆迁，听勤丰说对岸的长洲岛房租便宜，就搬了过来。尽管交通不便，岛上密集的自建房里还是容纳了四万多人。

阿梅一个人住在这里，20平米的一室一厅，每月租金650元。厅里放着冰箱、衣柜、落地镜，还有一张勤丰给她拿过来的折叠餐桌。靠里面的墙角，摆放着餐具和生活用品。手臂从客厅两边的窗户伸出去，轻易就够到了隔壁楼裸露的灰色水泥外墙。

这里不是阿梅的“家”，阳光也不是必需品，除了睡觉的卧房，阿梅在厨房待得最多。宽0.5米、长1.2米的操作台，足够她施展厨艺拳脚。食物和情感，就在这里细细料理。

出租屋的客厅与餐桌

地下车库里的餐桌

二十几年间，阿梅进过工厂，做过洗碗工，开过麻将档。2018年查出乳腺癌时，阿梅正在地铁站里做清洁工。

后来停了工作，做了单乳切除手术，经过化疗，2019年痊愈了，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新工作——在广州珠江边上的摩天大楼里做保洁，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个年头。

早上6点半，阿梅准时来到码头，搭乘早班客船，渡过珠江，到对岸去上班。航程五分钟，阿梅对窗外风景无暇多顾。此刻这座城市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保洁员阿梅的身影伴着江上薄雾，在烈日升起后，旋即消散。

珠江边的轮渡码头，对岸高耸的大楼是阿梅工作的地方

到了公司，阿梅先去地下四层车库打卡，然后坐电梯到7楼，把走廊角落里的工具车推出来，在茶水间烧上一壶开水。水烧开了，把水壶放回工具车，一切准备就绪。今天上午她和搭档芬姐的任务是给四家公司搞卫生。

7点左右，她们来到17楼，取下工具车上的扫把、拖把、拖桶、抹布、手套，用门卡刷开第一家公司大门，面积大约150平米的复式办公室，两人分工行事，阿梅负责洗茶具、扫地、拖地、洗卫生间，芬姐负责擦桌子、柜子、倒垃圾。

弯腰、起身、抬手、走动，她们干起活来如同上了发条，一刻不停，动作麻利，背上的衣服很快就被汗水浸湿。她们得赶在这些公司上班前，把卫生做完。

40分钟后，卫生搞好了，阿梅检查了一遍，关上办公室门，推着工具车进了电梯，倒了一杯水，咕噜咕噜大口喝了下去。

阿梅和她的工具推车

来到第二家公司，她们沉默着重复了一遍清洁程序。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照进来，被清洁干净的地面和桌柜一尘不染地泛着亮光。高楼之外，这座城市已经醒了过来，车水马龙，像蚂蚁一样移动着。

8点刚过，第二项任务完成，59岁的阿梅和芬姐都感到有些累了，早餐便在这个时刻挤了进来。她们从工具车里取下塑料袋里的馒头，再次回到办公室里，选了一个最靠近空调出风口的位置坐下。

馒头1块钱1个，阿梅从菜市场一次买回来好几个放在冰箱里，出门前蒸热了带上。一个白馒头，一杯凉白开，早餐三两分钟就能吃完。

再过一个小时，这家公司的员工就该上班了。“坐在办公室上班，这样的工作多好啊。”阿梅羡慕这张办公桌的主人，可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早在他们到达之前，她已经离开了。说完话，阿梅起身，推着工具车前往下一个办公室。

这天，做完最后一家公司的清洁，距离午饭还有半小时，她们回到7楼，拐进过道尽头席地而坐，走廊的中央空调缓解着炎热和劳累。角落对着两个空置办公室的门口，门上贴着招租广告，物业曾试图驱赶她们，后来主管出面，物业才默许了她们的“占领”。

隔壁办公室不时有年轻人拖着慵懒的步调进出，经过角落时，低头看了看，她们也抬头，几个人面无表情地对视一眼，便迅速转过头去。阿梅不在意旁人的目光，她们需要留意的是在楼里巡视的物业客服，看到客服正从另一头走过来，她们赶紧站了起来，“她看到我们坐着会说的。”

客服走了，阿梅看到微信群里主管转发了客服拍的照片，“说没弄干净，主管在喊负责的保洁员过去。”她们点开照片，愣是没看出是哪个角落。群里讨论了一会儿，她们才知道，那是某一层楼卫生间里的卷纸筒，“客服说上面的灰没擦干净。”

阿梅平静地接受着督查，不止一次用轻松带笑的语气说，“我们保洁员是社会最底层的工作啦。”

阿梅和工友在走廊角落里休息

保洁员有自己的时刻表，最早到达大楼的她们，也是最先吃午饭的一拨人。时针指向11点，阿梅打了一桶自来水，再次来到地下四层，向车库边缘走去，穿过两道厚重的防火门，漆黑中出现一个亮着灯的房间。

房间大概20平米，摆着一些桌椅，两架风扇徐徐转动，角落里堆着十来张折叠行军床。除了一扇门，没有其他通风口。这里是物业安排给保洁员的休息室。除了她们，没有人会到这里来。

其中一张桌子上，一台微波炉正在运作，旁边排列着几个饭盒，饭盒里盛着米饭和一样炒菜。陆续结束了上午的工作，此刻保洁员们正坐在墙边椅子上，一边等待加热饭菜，一边闲聊岗位上的细碎事。

 阿梅的加入，让休息室热闹了起来。摩天大楼的地下室，是阿梅的另一个“厨艺剧场”。半年前，她从网上买了两个小功率电饭锅，把两个被丢出来的矮柜并在一起，在休息室里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灶台”兼“餐桌”。

阿梅从“灶台”下面取出电饭锅，倒米、加水、淘洗，走到外面把淘米水倒在水桶里，回到“灶台”前，接着加水，把饭煮上。然后拿出另一个小锅，把青菜放进去，洗过后放在一边。

早上放在主管办公室冰箱里的饭盒，装着今天的主菜：鱼肉和四季豆。主菜热好了，饭也熟了，阿梅把青菜烫了烫，捞出来，浇点酱油，午餐烹饪完毕。

阿梅在地下室做饭

看到一位工友饭盒里只有素菜，阿梅把鱼肉分了些过去。偶尔时间充裕，她会多做一些菜带到公司跟工友们一起吃。主管记得阿梅给她带过骨头汤和红烧鱼，认定这是阿梅的拿手菜，对着阿梅说，“跟你做一家人都有好口福！”

以前阿梅也带煮好的饭菜到公司来加热，可是年纪越来越大，她开始担心吃隔夜饭菜对身体不好，于是早上提前半小时起床把饭菜做好。睡过头就到附近小菜场买点青菜瘦肉，中午放在电饭锅里水煮一下——反正午饭是不能糊弄的。

一位住在休息室的工友不想在午饭上费功夫，拌点咸鱼咸菜也是一顿。阿梅可能是对“午饭主权”最执着的一位，她坚持一种生活原则：凡事都要认真，尤其在乳腺癌的阴云之下。

阿梅日常的午餐

吃过午饭，大家都没有离开，直到中午12点，又打了一次卡，才四散而去，溜进光鲜大楼里的隐秘角落，争取睡个午觉。

阿梅来到四楼，推开防火门，顺着消防楼梯往下走半层，右手边有一个四五平米昏暗的小空间。她和工友去年发现了这里，悄然占领后，用捡来的纸箱和木板搭起两张简易的床，旁边几个箱子里装着枕头被褥。简单铺好了床，阿梅躺下便睡着了。

“午休室”天花板上横着几根钢制管道，毛胚墙的另一面，电梯上下运作的噪音断续传进来，偶尔有人上下楼梯，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也许不会有人想到大楼的保洁员正在这里休息。

午饭后，保洁员们在休息室等待打卡

烹饪：阿梅的语言

过去六年，阿梅每隔半年要去医院做一次复查。复查结果总要等上几日，她心里抑制不住地发怵。“乳腺癌容易复发”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平时稍有不适，阿梅就要在抖音上问问是不是复发的征兆。好在这几年复查结果一直很好，医生让她以后一年复查一次。

生活恢复了正常，患病的经历提醒着她必须有所行动——康复后，湖南人阿梅的饮食习惯从此改变，家乡特色的烟熏腊肉和腊鱼，阿梅不再吃一口。后来在抖音上看到病友们分享的饮食建议，她也不再吃牛肉、羊肉、鸭肉、海鲜，爱吃的豆制品也吃得少了。

“视频里说这些都是发物，吃多了容易癌细胞复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几年她一直严格执行着这项禁忌。

不过她对抖音上的说法也不全信，“有些视频说姜葱蒜也不能吃，那做菜不放这些都没得味道了。”

阿梅不想放弃味蕾享受，更不想彻底丢掉烹饪的手艺。做得一手好菜，对阿梅这代人来说，是一种被加持的“美德”，虽然她并不是“从小就会做饭”。

1965年，阿梅出生在岳阳农村，“小时候家里11口人，都是奶奶做饭。”做饭的顺位从奶奶到母亲再到姐姐，轮不到她这个三女儿。18岁那年，阿梅和丈夫结婚，嫁到了相邻的湖北仙桃，才开始学着做饭。

儿子们上初中后，经济压力大了起来，阿梅决定出去打工，不善交际的丈夫留在家里务农养鱼。

“打了几年工，有一年过年回去，儿子的同学来家里吃饭，说我做的菜比外面馆子做的还好吃。”这是阿梅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有人夸她做饭好吃。

她也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变成别人口中“做饭很好吃”的人，“出来打工以前家里穷，哪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兴许是在外面打工见识多了，阿梅觉得以前吃不上的菜自然就会做了。

厨艺在不知不觉中增长，婚姻却在外出务工后起了变化——丈夫的不忠与暴力相继袭来，几年后，她与丈夫分居。生病后，许多食物都成了忌口，独居的阿梅饮食变得更简单，但她还是想用得心应手的烹饪，搭起一张与身边亲人好好吃饭的餐桌。

有时候工作结束得早一些，阿梅就叫工友骑电动车载她到两三公里外的菜市场去。

“这个市场很大，什么菜都有。”阿梅不会骑车，趁着工友载她过来，要把好几天的菜都买回去。

进了菜市场，阿梅径直穿过几排肉铺，在“肥仔黑土猪”前面停了下来，“这家也有八块钱一斤便宜的肉，但是我喜欢买他家的黑毛猪肉，12块钱一斤，好吃一些。”便宜不是唯一标准，新鲜、口感好、价格实惠，才是阿梅买菜的宗旨。

阿梅在菜市场买菜

买完菜，阿梅翻了翻付款记录，一共花了100块钱：

胡萝卜，2.5元1斤，买了2条，2.2元

西兰花，4块钱1斤，买了3.5元

青辣椒，7块钱1斤，买了半斤，3.5元

莴笋，2.5元1斤，买了2.2元

生菜，2块钱1斤，买了2.8元

猪肉，12块钱1斤，买了17元

猪脚，20块钱1斤，买了25元

猪大骨，16块钱1斤，买了25元

海鱼，23块钱1斤，买了19元

平时阿梅没有特意记下每次买菜花了多少钱，只知道一个月下来，吃饭至少要800块。对于阿梅3500元的工资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如果只是自己吃，这笔帐也许还能再压缩一些。猪脚、猪大骨和海鱼都是买来做给勤丰吃的。勤丰喜欢吃鱼，阿梅认定贵一点的海鱼比淡水鱼更有营养，虽然她自己一口也不吃。

大骨汤、红烧排骨、香煎鱼、炖猪脚、炖腊肉，各种小炒菜、凉拌菜……她变换着样式给勤丰做好吃的，每次必定要多做一些，吃完饭让他打包带回去。

阿梅给勤丰做的晚餐

做这样一顿饭，要占掉阿梅1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勤丰心疼，劝她不要做那么多菜，话说出口却生硬得像是不领情。阿梅也心疼，“你工作那么忙，工资又不高，平时肯定没有好好吃饭呀！”于是也坚持不改。

一年四季，阿梅常常收到各地生态农场寄来的水蜜桃、脐橙、苹果、梨子、杏子……去年12月，她去了勤丰和伙伴一起办的公益活动现场，看到农友市集上售卖的生态农产品价格，才知道勤丰给她买的水果“都很贵”。

大学毕业后，勤丰扎进云南农村待了8年，来到广州后，继续从事三农工作。很长时间里，阿梅都想不明白，211大学毕业的儿子为什么要回到农村去工作，常常念叨让勤丰转行，“他从小到大都考第一名，那些读书比不上他的人现在都过得比他好。”

那天下午，阿梅坐在几十号人中间，看着勤丰在台上主持活动，她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但一直待到了活动结束。这是阿梅第一次看见勤丰工作的样子。离开时，她收获了两包生态糙米，后来勤丰过来吃饭，她都会抓一点放到饭里一起煮，劝勤丰换个工作的话题正在减少。

勤丰和阿梅

故乡来食，归期不定

阿梅在“烹饪”的一端，也在被故乡亲人“投喂”的一端。食物取代了早年的书信，跨越千里，源源不断地寄到阿梅手中。

冰箱冷冻层里，有湖南老家姐妹寄来的腊鱼腊肉，她们知道，阿梅自己不吃但总想给勤丰做些家乡菜。二十几年前，四姐妹一起来广州打工，后来陆续回了老家，只有阿梅还留在这里。姐妹们记挂着独自在外的阿梅，每到春节，特地打电话问她要多少腊鱼腊肉，她们要把阿梅家那份也一起做好。

冷藏层的蔬菜按照季节变换着种类，只有萝卜干一直存在。“也是姐妹们寄来的，往年还有豆角干，今年老家一直下雨，地都淹了，她们打电话来说种不出菜，自己都要买菜吃。”阿梅把萝卜干切成碎粒装在保鲜盒里冻起来，有时候挖两勺拌在米饭里，特别开胃。

婆婆患病去世后，公公一边独自照顾智力残障的小儿子，一边种地，还养了十几只鸡，一年下来要给阿梅寄好几箱鸡蛋。他叮嘱阿梅多吃点，补充营养。“现在太热了我就叫他不要寄，之前夏天寄过来，在路上闷坏了。”

阿梅的冰箱

家庭是卡在阿梅心底的软肋。早年念及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和务农维生的公公婆婆，阿梅在破裂的婚姻中选择了忍耐。儿子成为她最大的生存动力，等到他们工作后慢慢有了自己人生的模样，她才感到身上的担子轻了些。

明年就六十岁了，阿梅不想老了以后成为任何人的负担，这两年还做着另一份“加班”的兼职。

一个月里大概有十天，阿梅下了班就到27楼去，在一家会所的厨房帮忙、给客人上菜。上完菜，和司机、厨师待在厨房里，把灶台当餐桌，吃一顿简单的晚餐——一碟青菜，一碟炒鸡蛋，有时候也有个荤菜。客人离开后，阿梅开始搞卫生，把会所清洁一遍，一次150块钱。

这份兼职收入基本足够覆盖房租和吃饭的开销，还能省下好几顿饭钱。客人没吃完的羊排、龙虾，厨师让她打包，她便带回来分给同事和勤丰。

但是最近，她的身体开始有点吃不消。客人有时晚上9点多才离开，待她做完清洁，回到出租屋已经过了11点。考虑了几天，阿梅决定做完7月份就不再去了。她舍不得这份兼职收入，又不敢让身体冒险。

更多时候，阿梅傍晚6点多回到住处，炒个西兰花、胡萝卜、莴笋或是西红柿，一个人吃晚饭。康复后，阿梅喜欢上了这些营养食谱上常见的蔬菜，口味也越来越清淡，“有时候煮个面，加个鸡蛋，或者放点青菜瘦肉，吃不了多少。”

阿梅自己的晚餐（图/阿梅拍摄）

不久前，八十三岁的母亲住院，阿梅预支了后面两个月的休息日回家探望，在医院待了七天。回来的时候，姐妹们给她装了一大箱鸭蛋，让她带到广州去。

珠江上的轮渡日复一日航行、靠岸，上下船的人潮中隐没着阿梅的身影。打工的生活兴许还可以继续四五年，更往后，是回湖南老家去，还是和丈夫重新一起生活，阿梅还没有细想过。姐妹们给的鸭蛋已经腌好了，阿梅轻轻擦掉蛋壳上的盐巴，放进冰箱里，等勤丰过来吃饭的时候，就让他带回去。

休息日，阿梅去吃广式早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本作品获食通社联禾创作计划的支持，作者：吴杨，编辑：徐悠悠，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