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宁南山（ID: ningnanshan2017）
作者｜深圳宁南山
从二战时期的轴心国VS盟国，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VS西方集团，每次全球两强相争，都是科技大发展时期，而最后总是科技水平更高的一方获胜。
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不可避免，那么竞争的加剧必将带来又一次科技大发展，而和以前一样，科技水平更高的一方会取得胜利。
平时工作一直在看各种资料，有两个地方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们都知道西方世界仍然是全球生活水平更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总体还是缺乏一个概念。最近看到了一个纪录片，名字叫《柏林1936》，当然片子的简介中说，有部分镜头是1939年拍摄的，片子是反映1936年柏林市的市容市貌以及柏林市民的生活。
在片子中出现了柏林市的主要标志性地点，包括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旧国家美术馆、博物馆、亚历山大广场、菩提树下大街、柏林动物园、高架铁路、万湖等。
开篇的画面便让人觉得有点震撼，因为如果把这个画面定格，然后让你猜测这是哪一年的话，如果不看那些旗帜，并忽略掉渣画质以及汽车的样式，并没有那么容易猜测出来——平整的水泥公路路面，以及川流不息的汽车。在下面的截图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二十辆汽车在行驶，两旁是标准的行道树，和今天的街道相比的话，仅仅是汽车的形态不一样。
下图的这个有轨电车，上面的电线，以及周围的欧式建筑，骑自行车的人，你说这是欧洲2020年的街道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在其他的画面可以看到，1936年的柏林交通，除了交警以外，已经开始出现红绿灯指挥，显见其交通自动化已经有相当的进展。
下图中我看到了城市轨道交通的车辆在河边的高架上行驶，查询了下，柏林在1902年地铁首条线路就通车了。
进一步查询了柏林地铁各条线路的通车时间，柏林在2020年的今天总共有10条地铁线路，这10条的线路的通车时间分别为：
1902年通车两条；
1910年和1913年通车共两条；
1923、1924、1927通车了三条；
1930年通车了一条。
到了这个视频拍摄的1936年，柏林市现在的十条地铁路线已经有八条通车了。
下图是当时柏林的一条普通街道，可以看出两旁的建筑已经是现代的建筑样式，街心是大片的草坪覆盖，仅仅从下图，普通人根本无法辨明这是1936年还是2016年。
下图可以看出，柏林市区修建的广场非常宽阔：
下图中是火车进站，可以看出铁道线非常密集，可见柏林铁路交通已经普及并且四通八达，而车站旁边也停了不少汽车，显见汽车保有量不低。
下图是柏林常见的露天酒吧，喝啤酒，喝咖啡，跳交谊舞，聊天并且晒太阳，这是今天不少中国人去欧洲旅游要体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以巴黎为代表，也是国内的小资生活方式的一种，但是在1936年的柏林，此种生活方式已经非常常见。
下图是柏林市的工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地上能看到的工人数量并不多，而下图中的机器吊车在向一辆卡车倾倒石土，工程机械已经大量在基建中使用，这和我们印象中的宣传片总是大量的人员在工地热火朝天地劳作有所不同。
下图为柏林市动物园的草坪、鲜花、游人和长椅，面貌和今天可以说完全没有区别。
下图为当时柏林市民在著名的万湖游玩和休闲，市民的衣着已经有了专门的泳衣，河边修筑的台阶和栏杆的样式已经和今天没什么两样了，河边游泳的游人人数众多。即使是从今天穿越到当时的万湖边去游泳，不会有任何穿越感。
注意下图中这个女子手里拿的是纸杯，在视频中她喝完水后很自然的把杯子捏扁。可见当时造纸工业已经非常发达，足可以供给普通市民纸杯饮水的需要，而她戴的眼镜是深色的，不知道是否是太阳镜。
万湖在柏林市的西南部，如下图红色所示，离市区这么远的地方也形成了休闲娱乐的地区，可见交通水平和各种配套设施均已经比较完善。
这样一个已经高度发达的城市，就要在数年后毁于战火，而大量的人在战争中死亡，不仅唏嘘。但这个视频中反映出来的1936年的柏林的现代化水平，还是让我受到了一些震撼。
在另外一个柏林1945年的彩色视频里面，此时盟军已经获得了作战胜利，下图是柏林市郊的公路和桥梁的画面，可以看出跟现在的公路和桥梁已经没有区别了。
看完了欧洲，我们再看下同时期的美国。
最为著名的即是电影史上的经典电影之一《城市之光》，这个片子确实很赞，被认为是卓别林一生的巅峰之作之一，爱因斯坦也参加了这个电影的首映式。
2007年，美国电影学会在“AFI百年百大电影”榜单上把《城市之光》排在史上最伟大的美国电影第11位。1949年，影评人詹姆斯·艾吉将片中最后一个场景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表演”。我看完之后，也觉得此片的结尾可以说是全片的高潮。
这个电影在1928年12月~1930年9月拍摄完毕，电影中的纽约已经高度繁华，下图是夏尔洛和卖花姑娘第一次相遇的地方，车辆川流不息，地面和路旁的台阶整洁干净。
本片中的卖花姑娘是个穷人，和奶奶相依为命，但是在电影中她们家也是有一部留声机的，这个细节让我很感兴趣。
实际上，1930年代的美国已经高度发展，下图是摄影师Berenice Abbott在1940年完成的由302张摄影作品组成的《改变纽约》，拍摄的1930年代的美国纽约，可以看出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已经完成。
下图的英文可以看出这是个灰狗巴士总站，灰狗是公交公司的名字：
大约90年前，193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其核心区域的繁华程度、市民的生活水平和方式与今天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震撼代差。
如果一个当时的德国人或者美国人穿越到2020年的世界，他能感受到的最大震撼的日常用品是互联网和计算机，因为这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其他我们现在认为的现代生活用品，在二战前的20世纪30年代的欧美人的生活中都已经有了，例如电梯，电灯，电影院，汽车，公路，铁路，火车，沙发，电话，地铁，塑料，啤酒，咖啡，电力，工程机械，无线电报，轮船，摩天大楼，钢琴，报纸，泳衣，动物园，公园，草坪，报纸在当时都已经司空见惯。
只是形态有了变化，例如电影就是活动的影像，后来二战后有了晶体管电视，再后来是液晶显示，后来是OLED面板显示，只是活动影像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前的电影幕布投影的方式。
再比如电话从当年的座机变成了现在的无线通信的手机，不过也并不难理解，无非是固定变成了移动。
只有电脑和互联网，对于193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人来说理解稍微有点困难。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欧美在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而电力，钢铁，汽车，公路，电话，地铁，工程机械，无线电报，摩天大楼，报纸等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像报纸开始大规模普及，背后是因为印刷技术进步，打印机和印刷机械大规模出现了，彻底摆脱了人工书写的方式。
在电影《兵临城下》里面，就出现了苏联工人使用印刷机大量印刷带有狙击英雄瓦西里照片的报纸的镜头，可见机器的出现和普及，才有了报纸的大规模发行。
科技的巨大发展迅速的反应到了产业上面，而最终体现到了人民生活水平上，正如上面柏林的女孩在万湖游玩时手里拿的喝水纸杯，这足可说明造纸工业的大发展，以至于成本已经低到普通人可以大规模使用。
没有科技的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之前的文章里面，我有写越南修建高铁的例子。
越南政府在2006年首次提出修建高铁，当年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访问日本后，越日政府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越南高铁和北南高速公路工程的谅解备忘录。
而在四年后，越南国会在2010年6月19日否决了政府提出的高铁计划，其原因就是因为越南自己没有掌握高铁技术，导致只能从国外进口，其估算的南北高铁投资的每公里成本比中国的京沪高铁高出了几乎50%。
到了2019年春季越南的交通运输部再次提出讨论350公里高铁计划。进入2019年7月之后，计划投资部公开表示反对该方案，主要就是因为投资成本太高——如果将设计速度从时速350公里降至200公里，成本可减少一半至2.9万亿日元左右。这条高铁即使按照交通运输部设想的计划修完，也要到2050年。
这是自身没有掌握技术，因此本国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的活生生的例子。
普通中国人要过上上面视频和电影里面1930年代德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基本是在21世纪之后了。
别的不说，2000年的时候中国大部分大城市还没有地铁，深圳第一条地铁开通是2004年。而在露天酒吧喝啤酒、聊天，在今天的深圳也并没有普及，尤其是在关外工厂区，普工们基本还是会去大排档路边摊喝啤酒，环境比视频中还差点。
再以汽车为例，中国真正跨入汽车时代还是2010年之后，而美国在1930年的汽车产量，一年就生产了570万辆，全国汽车保有量高达3100万辆。按照人口计算，25%的美国人拥有汽车，按照家庭计算美国一半以上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个比例比2020年的中国都还要高。
直到2020年的今天，我们底层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无法让大多数人接受。
深圳在关外工厂外面，有大量的各种路边摊、小吃店，东西很便宜也很好吃，我刚来深圳的几年就经常去吃，比公司食堂的选择丰富很多。但是整个环境不敢恭维，在工厂的外面就是马路和荒地，地面平时就是灰，如果积水了就是地面污水横流，尤其是一下雨更是一脚的泥。
每当要到了晚上，就会有大量的大排档摊主，从大约一公里之外的城中村，推着餐食车往工厂这边步行进发，然后在工厂外面的空地自行占好位置，销售天南地北的各种食物。
我一度因为厌倦了工厂食堂一成不变的风味，经常晚上出来在这里寻觅美食，说实话味道是很不错的，但是同事们总体还是排斥这里。
后来被人提醒，说这些路边大排挡是夜晚临时在工厂旁的路边搭建，白天便会全部撤走，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这些店家在这里呆一个晚上直到凌晨一两点下夜班的人吃完饭，这七八个小时是如何洗碗，如何上厕所并且洗手的呢？后来在摊位面前特意注意了下，洗碗全部在一个水盆里或者一个水桶里，而里面的水会用一个晚上反复洗，摊主在野地上完厕所，干脆不洗手就开始做菜或者也在这水里涮两下。顿时惊醒这也太不卫生了，后来便去得少了，想起来顿时感觉当年年轻，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时至今日，此种情况已经好了很多，之前回到以前上班的工厂门口，一个商场已经拔地而起，而所有的食肆已经进入到商场，开始了堂食化，比起以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总体环境而言依然不佳，依然难以找到环境有档次的奶茶店、咖啡店、果汁店。
想来是消费水平还未达到的缘故，以至于若有朋友或者客户到工厂来拜访，请吃饭必须开车到工厂数公里之外的大型购物中心，那里的环境才像是深圳。
我们回到本文。
在德国崛起逐渐成为欧洲的科学中心之后，和英美法等国家成为了竞争对手，双方爆发战争冲突只是时间问题了。要想获得战争胜利，必须在科技能力上压倒对方，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域是佼佼者之一，这也是其产生雄心的底气。
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开始排挤和迫害犹太人、共产主义和反政府科学家，其中尤其是物理学家占据了绝对多数。
下图为从1933年开始从德国逃亡其他国家的物理学家的去向，去的人数越多箭头越粗，显而易见去英美两国的最多，这极大的加强了英美两国的物理学进展。
图片来源：Greg Stasiewicz
下图拍摄于1921年的柏林凯撒威廉学院，都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不用说了，犹太裔的詹姆斯·弗兰克是19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弗里茨·哈伯是一战中帮助德国制造出了化学武器的犹太科学家，被称为化学武器之父，他也是191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他和卡尔·博施合作开发哈伯-博施法（哈伯法），利用氢和空气中的氮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进行催化形成氨，使得人类可以人工合成氮肥用于农业生产，摆脱了必须依赖天然氮矿石的局面，导致全球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而丽泽迈特纳是当时知名的女性犹太物理学家，一生中获得了数十次诺贝尔奖提名。
另外是赫塔斯波纳Hertha Sponer，她和Lise Meitner 以及Hedwig Kohn三个人是德国首批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其实不是犹太人，但是因为纳粹对女性科学家的偏见，因此在1933年后她也被免职，被迫离开了德国，之后辗转于1936年在美国杜克大学。
从左到右：赫塔·斯波纳（Hertha Sponer），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雨果·格罗特安（Hugo Grotrian），英格丽·弗兰克（Ingrid Franck），威廉·韦斯特法尔（Wilhelm Westphal），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奥托·冯·拜耳（Otto von Bayer），丽泽迈特纳（Lise Meitner），彼得·普林斯海姆（Peter Pringsheim），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和奥托·哈恩（Otto Hahn），照片中有一半人在1930年代被迫离开德国。
图片来源：AIP EmilioSegrè视觉档案馆，Aristid V. Grosse收藏
在30年代被迫离开德国的科学家中，除了诺贝尔化学奖的哈伯以外，光是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就有三个：爱因斯坦、詹姆斯·弗兰克和薛定谔，说起来中国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中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理论物理大师彭桓武，是“新中国理论物理第一人“，当然如果当时杨振宁大佬回国了，就不是第一人了，另外一位位列23位元勋之一的功勋科学家周光召，也是彭桓武在北大的学生。
彭桓武1941年8月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就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所长就是薛定谔。下图就是彭桓武和薛定谔的合影，如果薛定谔没有从德国离开，那么彭桓武或许就遇不到薛定谔了。
除了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外，逃离德国的移民之后又出了一些诺贝尔奖得主，例如格哈德·赫兹伯格（Gerhard Herzberg）在加拿大获得1971年诺贝尔化学奖，而还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亚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1978年）、杰克·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1988年）和雷纳·魏斯（Rainer Weiss，2017年）出生于战前德国，但童年时移居美国，还有迈克尔·科斯特列兹（Michael Kosterlitz）（ 2016年）是德国难民的儿子。
根据一项2016年的研究表明，30年代从德国被开除的物理学家人数占到了德国的15%，而他们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占到了所有德国物理学家的64%。
另外比较著名的是，三个匈牙利出生的犹太科学家，他们都在德国做科学研究，都由于纳粹的原因离开了德国到美国，这三个人是Edward Teller（爱德华泰勒），Eugene Wigner（维格纳，他在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Leo Szilard（西拉德）。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德国在开发原子能方面的进展，并且认为德国会开发出原子弹，有必要警告美国也开始类似的计划。
他们商议后，由西拉德起草了信件，并且说服了和平主义的爱因斯坦，必须赶在德国人之前开发出原子弹。爱因斯坦在信件上签名，并且在1939年8月递交给罗斯福总统。由于爱因斯坦的巨大声望，促使罗斯福在当年底开启了曼哈顿计划。
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可以在美国能源部官网的曼哈顿计划文档的第九页找到。
上面提到的几个促成了曼哈顿计划的欧洲犹太科学家，维格纳在曼哈顿计划中领导了一个团队，而泰勒不仅参与了曼哈顿计划，更是在后来美国氢弹的研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被称为“氢弹之父”（氢弹为泰勒-乌拉姆构型）。
在1999年与《科学美国人》的一次访谈中，泰勒更是认为氢弹完全是自己的设计，他告诉记者：“我有贡献，乌拉姆没有。要如此唐突地回答，我感到抱歉，但我必须要这样做。乌拉姆当时对一套旧设计感到不满意。他拿着一个新构想的一部分来找我，而这个构想我那时已经思考过，正愁找不到人听我说。他当时说愿意在论文上跟我联署。但当找他做论文答辩及实际研究时，他却回绝了。他说：“我不信任这套方法。”
直接起草了开发原子弹信件的利奥·西拉德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首席物理学家，1942年12月协助恩里科·费米等人建立了人类第一台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
大量顶尖科学家们的流失，让德国在科技竞赛中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让德国在东线面临苏联海量的兵员和工业产能，国力在大量消耗的同时，自身在战争中的技术优势也在迅速丧失。
在一本叫做《德国物理学会在第三帝国》的书里面，在第146页有一段描写，是摘自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3年的日记，他是怎么写的：
Thefamous physicist professor ramsauer submits a memorandum to me about the stateof German physics, this memorandum is very depressing for us… we notice this inthe air war as well as in the submarine war….In any case, professor ramsauer isalso of the opinion that we can win the advantage back from Anglo-Saxonphysicists… But it will require quite some time. Even so , it is better tostart with it…than to let things continue on.
著名的物理学教授拉姆绍尔提交了一份德国物理学进展的备忘录给我，这份备忘录的内容让我们感到沮丧，我们也从（德国在）空战和潜艇战（的损失）中注意到了（德国已经在物理学方面处于劣势），当然拉姆绍尔教授还是认为我们能够从盎格鲁萨克逊科学家们手中夺回物理学优势，但是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即使如此，还是得现在就开始做，而不是任由这样发展下去。
戈培尔尽管只是个宣传部长，但是敏锐地认识到了物理学对于战争获胜的意义。德国在物理学上的逐渐落后，直接反应到了德国空军和地面防空力量面对英美空军对德国的大规模战略空袭，以及德国海军在大西洋的潜艇作战中损失越来越大，技术上优势逐渐丧失，甚至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德国的战斗机和潜艇，在面对英美的战略轰炸和大西洋海战中战损比越来越高，这对于工业产能和兵员数量无法和苏联和美英匹敌的德国，面临必败的局面。
如果德国没有在1933年后大规模的驱赶犹太、女性、共产主义和反政府科学家，这数千名精英继续为德国服务，虽然在国力上仍然远不如美苏英三国，但是至少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就不会如期进行，而苏联和西方盟军也必将因为德国物理学的进步而在军事上受到更大的损失，也可能会影响战争的进程。
如果西拉德等犹太科学家是在德国进行研发工作，如果是坚决劝说德国而不是美国坚持核武器开发计划，无论对苏联和英美战争进程如何，均需保证核武器资源投入，那么纳粹德国是有可能研制出原子弹的。由于德国的V1和V2导弹，还有远程轰炸机都具备了投放核弹的能力，二战乃至人类都会改变，想起来竟然觉得人类有点幸运。
苏联由于科技的落后，成了铁锈国家
在二战结束以后，德国走向衰落，而苏联崛起成为全球强权，而美苏争霸的核心仍然是科技竞赛。
在1945年以后，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按照业界的公认定义，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
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电子计算机以及后来出现的互联网，这也是创造经济产值最大的行业，我们今天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随口说出大量ICT公司的名字，例如在国内网络上消耗了大量网民时间的华为和小米粉丝论战。
而这些技术里面，无一不是有大量来自德国的科学家的身影。
爱因斯坦、维格纳、氢弹之父泰勒、西拉德、詹姆斯·弗兰克之类就不用说了，计算机的冯诺依曼架构（冯诺依曼就是来自德国的匈牙利犹太人，虽然不少人认为这个架构的命名掩盖了其他人的功绩），以及二战后作为战俘到达美国、带领研发团队开发了人类历史上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土星五号、执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冯·布劳恩。
美苏的冷战，本质上也是比拼科技的进步，非常明显，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于苏联，科技的巨大的进步。这其中尤其是以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为核心的技术发展，迅速的反应到了民用电子产业发展上，大量高技术电子公司崛起，
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就已超过汽车制造业成为拉动GDP发展的第一大产业，摩托罗拉、IBM和德州仪器，创造了巨额的利润和价值，提供了大量的高薪岗位和税收，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而原有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产业，价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在日益下降，单位重量和数量的价格在越来越廉价，这使得产业结构落后于美国的苏联，经济产出效率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美国读书并且毕业的张忠谋，本来麻省理工硕士毕业后是打算去福特汽车工作，但是因为一家半导体公司给的月薪比福特还要高1美元，于是1955年投入了半导体行业，加入了一家叫做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并且之后在1958年加入了德州仪器，最终在美国干了二十多年后，1985年回到台湾，而后创建了台积电。
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的幽默，但是又有其必然性，新产业的崛起，特征之一就是薪资待遇普遍的超过传统行业，张忠谋的1美元故事便是缩影。
在新产业崛起后，在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后来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中不断赶上的中国，都在本土产生了“铁锈地带”。铁锈地带的特征，便是产业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主，最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崛起前显得黯然失色。
例如美国的五大湖，匹兹堡，日本的北九州，德国的鲁尔区，英国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法国的洛林区，中国不只是东北，整个北方地区除了陕西、北京、河南等少数地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方面的进展也并不能让人满意。例如河北省，最著名的工业还是钢铁工业，而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典型产业。
人口从铁锈地带流失，进行了地域迁徙，本质上是就业人员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进入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这对“流失人口”而言并不是坏事，因为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个人生活。
非常不幸的是，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领域：航天、电子、核能、生物工程，除了航天领域表现突出，核能也有不错的技术，总体是落后西方的，这也导致苏联整个国家成为了铁锈国家，苏联制造产品的大笨重和西方+日本的产品走向高精尖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比。
尤其是人类产值最高的电子产业，全球的民用电子产品和芯片，基本都来自欧洲，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等。
我们都说是美国用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就像二战时期苏联和盟国用战争消耗了德国的国力。但是其实这背后，不管是德国还是苏联，其科技能力以及由科技能力产业化之后的工业产值，都从来没有超过美国，更不要说整个西方了，自然很容易在消耗战中处于劣势。
我觉得，苏联在冷战的命运，其实在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预兆了，在二战这个科技爆发的黄金时期，苏联的科技进步就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
其表现之一是西线的德军主要和英美在打科技含量更高的海战、导弹战、空战（战略空袭），而美国还在开发核武器；而东线的德军主要在和苏军打陆战和空战，这让战争对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促进更大。
其表现之二是从1933年之后从德国逃出的大批科学家基本是到了西方，大大增强了西方的科技力量，而到苏联的德国科学家则非常少，像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汉斯赫尔曼就因为妻子是犹太人，他逃到了苏联，结果在1938年大清洗中被处决。
到了二战结束前后，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都在西方出现了：一个是航天技术初期发展的德国V1和V2火箭，其研发团队到了西方国家；一个是核能技术开发的原子弹在1945年于美国爆炸成功；一个是电子计算机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现。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来，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从西方召回了大批一流科学家，同时从苏联获取了大量的工业援助，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科技和产业的发展。
我们为什么到今天强调“两弹一星”，非常简单，这里面的核能技术和航天技术，都是二战后期出现的新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是代表中国科技的巅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起到了核心作用。
而两弹一星的23个元勋核心人物有21个有国外留学或者工作的经历，而其中19个是在欧美，只有2个（孙家栋，周光召）是在苏联留学和工作后回国。
还有2个没有留洋经历的，于敏和钱骥。于敏的研究生导师张宗燧也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张宗燧毕业于剑桥大学，后在丹麦跟随玻尔做研究。而于敏工作后的指导导师是23个元勋之一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从欧洲归国。钱骥在成长期是跟随赵九章工作，而赵九章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是柏林大学的博士。
也就是23个两弹一星元勋，有19个是从欧美学习归来，2个本土培养的元勋其导师也是欧美归国留学生，有2个是苏联学习工作归来。
这些天才的头脑是中国自主研发搞出两弹一星基础，仅从以上数据，也可以看出苏联和西方存在的技术差距。
苏联在50年代手把手地把156个大型项目教给我们，使得中国飞跃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国家，这个技术输出的规模是欧美远远比不上的。而且在援助中按照中方的评价，苏联对技术毫无保留，各种技术，标准和图纸全套给了中国，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大批中国工程师和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了，而且遍布在国民经济所需的主要行业。
但是就科技层次以及人才的水平高度而言，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代表的两弹一星才是巅峰。这是西方客观上对苏联的技术优势造成的结果。
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冷战在东西方之间却落下了铁幕，不仅技术流动停止了，欧美的广阔市场也对苏联关闭了，在某种意义上也预示着苏联在冷战的结局。
不仅是在高科技色彩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标志科技和产业上落后西方，苏联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上也落后西方。这导致即使是相对简单的日用工业品，苏联也无法和西方竞争。
我们拿口罩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2020年的今天（5月份），中国就业人口就有7亿多人，还有2.73亿学生也在逐渐恢复上课，这么多人每天都是需要口罩的。
但是这么大的需求量，全中国却不用排队买口罩，除了满足自用之外，甚至在4月底还能一天出口10亿只以上，而全球产量第二的中国台湾，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原文：
1月31日當時台灣口罩日產能是188萬片；3個月來，到4月27日92條的生產線與口罩廠舊產能合計日產已達1,600萬片。
实际产量会比产能低一点，这样算其产量也只有中国大陆的1%左右。其原因很简单——
一是因为中国掌握了作为日用品的口罩及其上游的熔喷料，熔喷布原材料+全套生产设备的全产业链生产技术，并且具备海量产能能力。像中石化在江苏仪征开建的熔喷布产线，提供生产设备的主要是我国央企国机集团负责统筹，根据新华社报道，涉及到全国各地85家不同的生产设备制造企业。这里面如果有任何关键设备或者原材料需要外国进口，那么由于短期内外国并不具备大量供货扩充产能的能力，那么中国也会出现排队买口罩的场景。
二是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些企业除了可以造出产品外，其技术工艺水平还可以保证造出来的产品成本够低，具备商业竞争力，能够击败竞争对手内销或者出口其他国家形成盈利，这样企业平时便可以在市场上存活并保持生产能力。
这也是我们一直认识的误区，我们一直认为东西只要能造出来就代表我们已经掌握这项技术了，这是完全的错误思维，我们说的科技水平必须要完整的端到端。
这个东西能够造出来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能够小批量生产，第三步是要能够实现大批量生产，
第四步是能改进生产工艺提升生产效率和良率降低成本，实现产品可盈利有商业竞争力。
以上四步的技术能力都掌握了，中国才可以做到海量生产和出口口罩盈利，而且国民还不用排队。
而这些苏联的民用工业技术水平在很多方面都达不到，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技术含量不高的日用产品也是如此，往往只能做到第三步，也就是在政府指令下大规模生产，但是由于管理水平，生产工艺，自动化水平落后无法控制成本，导致盈利不佳甚至是亏损。不仅无法为国家和国民产生收入来源，反而因为无法盈利而成为了需要政府用其他产业创造的价值来补贴，变成了需要补贴来维持生产的福利品。
苏联出口产品中石油是最大的商品，而不是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这绝不仅仅是管理水平的落后，技术落后也是主要原因。
2018年9月12日，央视一套9月12日报道，当天上午，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媒体分论坛上，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长慎海雄发言时说，他居住的宾馆房间的卫生间里的小肥皂无论包装还是品质，都很粗糙，但居然是来自法国的。听俄罗斯同行说，那些洗发水沐浴露还是来自波兰的。
而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社长基谢廖夫说，俄罗斯一些人“欧洲中心化”的理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卫生间的肥皂都认为是法国的好。
这其实是很尴尬的，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很少有肥皂香皂也是进口好的意识了。而俄罗斯人即使是品质较为粗糙的法国小肥皂也愿意使用，可见本国无法以市场竞争价格大量制造和提供品质优良的肥皂。
1986年苏联的出口结构中，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气）、电力、矿砂、木材等原材料所占比重为59.1％，最能反映工业化程度的机器设备的出口，1986年在出口中的比例仅占15％。（王跃生. 苏联经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石油创造的利润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让苏联得以维持日用品工业生产。在80年代全球油价暴跌后，苏联的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很快就进入了经济危机，国内就开始排队买日用品了，甚至包括肥皂，洗衣粉这样的产品。
今天的中国不是德国也不是苏联，但是美国依然把我们看成是威胁，我们和美国相比，优势是什么呢？
就人力资源数量来说，我们是比美国强的，我们有14亿人口；
我们的工程师数量，以及受过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的人口数量都远远超过美国，像富士康在美国招不到合格工人和工程师的情况，在中国很少发生；
就工业产能和产业链来说，我们是比美国强的，我国产业链齐全，任何技术只要中国掌握了，能够迅速的大规模生产，这是中国制造的优势；
那么最为关键的就是科技竞赛了，如果我们在科技进步的竞赛中失败，那么反映在产业上就是顶尖企业销售额不断下降，员工收入水平发展停滞甚至下降，国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
美国是打压中国科技进步主要在军事科技发展和ICT产业科技发展两部分，另外他们也提过民航客机，不过还没有实质性动作。
军事科技不用说了，而ICT产业这是未来全球产生产值最多的行业。
下图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GDP分产业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达到3.269万亿元，增长了15.6%，远远快于GDP总体6.1%的增速。
而实际上这只是计算了软件服务业，还没有把ICT产业涉及的硬件制造，零售等算进去。
我们熟知的华为，中兴，联想，小米，OPPO, VIVO，阿里，腾讯，百度，头条等都是ICT公司，另外ICT产业还对餐饮（美团，饿了么），交通运输(滴滴，首汽约车，货拉拉)，仓储邮政物流（顺丰，四通一达），旅游（携程，去哪儿，马蜂窝），制造业（智能制造）等都带来了行业的改变。
实际上ICT是在改变和渗透到所有的行业，2020年的新冠疫情，全国的学生都在线上学习了，全国的公司都开始远程办公了，所依赖的也是ICT技术。
阿里钉钉，腾讯的企业微信等远程视频会议系统都出现了使用量大幅增加。
以企业为例，下图可以看阿里云的客户，遍布互联网，零售，制造，金融，医疗，教育各个行业。一家企业或者结构做到中等规模以上，必然面临办公自动化的问题，就能成为云计算的客户。
最简单的，公司是不是有财务数据，订单数据，生产数据，回款数据，员工个人信息数据，物料数据，考勤数据，产品设计数据，公司公告，产品信息和文档数据，这些信息难道都放在老板或者某个员工的个人电脑里面吗？
当然不是，公司需要统一的信息平台来进行管理，所以企业数字化和信息化是必然的诉求，让公司提升运营效率，提高对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是多么庞大的市场需求。
美国打压中国ICT科技的发展，以华为为例就有三波进攻方式。不管是什么方式，其核心都是围绕着阻止和减缓中国的科技进步，目的非常明确。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以下三个情形和错误中国不会再犯：
1. 德国大规模驱赶犹太、共产主义科学家。
2. 苏联科技发展“缺胳膊少腿”，能够造出洲际导弹，新式战斗机，核弹，核潜艇，空间站，却造不出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电子产品，芯片，乃至于肥皂，羽绒服，牛仔裤:，导致工业产值无法持续增长，在自身市场容量有限且欧美市场对苏联封闭的情况下，也无法通过对欧美以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出口获取利润。
3.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刚刚在西方兴起，苏联还未掌握关键技术前冷战就开始了，导致无法从西方获得新一代技术，科技发展路径不明确，而最终与西方产生了科技代差。
这三种情况2020年的中国都已经不会遇到，第一点不用说了。
第二点中国是全产业链国家，不存在缺胳膊少腿的情况，而且我们的工艺和技术水平能够保证商业竞争力。另外在市场方面，并且不仅仅是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了，超过当年的苏联集团的市场规模，而且美国以外的欧盟，日韩，东盟，南亚，中东，非洲，拉美都是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
以东盟为例，2019年东盟超过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19年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仍然是欧盟，对欧盟进出口4.86万亿元，增长8%；对东盟进出口4.43万亿元，增长14.1%；对美国进出口3.73万亿元，下降10.7%；
第四大贸易伙伴是日本，对日本进出口2.17万亿元，增长0.4%。我国和东南亚的进出口增长高达两位数，大大弥补了对美国贸易的下降，同时我国和东盟总贸易金额4.43万亿元已经和对欧盟的4.86万亿元差不太远，东盟长期看很可能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即使欧美出现完全对我国关闭大门的极端情况，我们一样有广阔的出口市场。
第三点在ICT技术方面，未来的发展路径已经清晰了，就是人工智能+芯片+通信技术为核心，不存在西方又诞生了新一代技术而我国完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这是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我们只要加大投入，就能够跟上去，而且还能够实现领先。
既然在现有路径上追赶和超越都是清晰的，研发资金的投入，以及能够产生新路径和新科技树的基础研究就很重要了。
当前从国内ICT企业的研发投入来看，受到了美国2018年中兴事件的极大刺激，不管是龙头企业，中部企业还是小企业，研发支出在大幅增长，像华为一家2020年的研发投入就能达到200亿美元，总体形势没有问题，这个我会在后面的文章里面把数据列出来。
在基础研究方面，由于从长期看基础研究对赢得科技竞赛的重要性，我在科技部发布的公报里面查询了2014年以来的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情况：
2014年基础研究支出为613.5亿元，增长10.6%，占R&D经费13015.6亿元的4.71%；
2015年基础研究支出为716.1亿元，增长16.7%，占R&D经费14169.9亿元的5.05%；
2016年基础研究支出为822.9亿元，增长14.9%，占R&D经费15676.7亿元的5.25%；
2017年基础研究支出为975.5亿元，增长18.5%，占R&D经费17606.1亿元的5.54%；
2018年基础研究支出为1090.4亿元，增长11.85%，占R&D经费19677.9亿元的5.54%；
2019年的统计公报还没有发布，预计也会有两位数增长，总体还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国好多的智力资源还没有用起来。以河南省为例，最好的两所大学，唯一的一所211工程和双一流大学郑州大学，在官网可以查到现有教职工5700余人，其中教授747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2491人。
另外是河南大学(双一流学科)可以在官网查询到，河南大学现有教职工4400多人，也就是河南最好的两所大学加起来教职工总人数才1万人，那么这样算下来每年能够留出多少教职岗位来招聘基础研究人才呢？500人？1000人？
我国包括河南在内每年博士毕业人数在不断增长，而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河南省2018年底总共有1.09亿人口，这个竞争是残酷了点。
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大学，如民办的西湖大学，看下图，其到2026年计划的教职人员+行政人员也不过900人，能够新增的教职岗位很有限。
能不能鼓励国内的双一流名校到国内高等教育滞后地区设立校区，增加基础研发投入，扩大教职岗位规模，养一批基础研发人员呢？
一是缓解我国高学历和名校毕业科研人才的就业压力，更充分的利用我们的高级智力资源，这些人搞不好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成果，正如1933年开始一直到1945年德国战败后，英美等国接收了数千名来自德国的科学家一样。
我国在面临美国对我国科技脱钩的情况下，加大自身智力资源和基础研究投入是必然选择。
既然英美能够在自己的名校新增数千个岗位给来自欧洲的科学家，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名校新增数千个岗位给我国的科研人才呢？
二是对我国近年来发展不错的城市进行分析，中高端产业集中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南京，杭州，合肥和重庆，基本都是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连高等教育相对较为落后的深圳，也大量新建了名校校区，例如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工大深圳校区，加上其他的名校校区，为深圳这个城市增加了上千个高校教职岗位，也增强了深圳的基础研究能力。
在我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例如河南，山东，河北这样的人口大省，以及东北地区，乃至于西南地区的城市，在这些地方设立名校校区，新增教职岗位，加大基础研究能力，也是有助于这些地区发展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当前科技发展路径清晰，所以对中国有利，例如芯片制造就是一路从28nm，到14nm，到7nm, 5nm…..华为，阿里，腾讯，百度等各大ICT公司就是朝人工智能、云计算走。只要加大资本和人力投入，就必然差距会逐渐缩小，但是由于跟欧美相比在原始路径创新能力上有差距，所以长期看中国只能做一个体量庞大的跟随者，依赖西方做原始创新，然后中国来做大规模产业化，永远无法领先西方。
对于这种观点，我认为这只是描绘了过去100多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情况，但是却无法对未来下一个笃定的结论。
毕竟以前也说中国公司无法在高科技产品方面击败西方公司，因为西方公司的管理水平，创新能力，品牌营销水平，核心技术等每项都比中国公司强。
但事实证明西方公司是可以被击败的。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显得悲观了点，使得很多时候对事实的准确预测反而被认为是乐观的态度。正如2018年4月中兴事件爆发，中兴被美国断供瞬间休克，中国国内大量的声音一边批中兴不诚信不遵守美国法律，一边认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建设成就不堪一击，不少人说要5年，10年甚至20年才有可能芯片等核心元器件摆脱对美国的依赖，FPGA，射频器件非美国货不行。
谁也没想到2020年的现在，华为不管是5G基站还是旗舰智能手机，都可以摆脱对美系元器件的依赖，并且在持续的大规模发货了，在中兴事件爆发，国内士气跌入低谷的2018年，即使是中国国内最为乐观的声音，也没有想到中国不到两年就搞定了芯片供应去美国化，怎么着也得三五年吧？
下一步美国继续加大打击，美系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也不让华为用了，我们到时候可以继续观察，中国的最终在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和去美化速度，和国内最乐观声音的预测进度对比。
对基础研究也是一样的，我本人并不相信：
“欧美的民主自由制度下，科学家们具有创新的文化和自由的环境，而创新都是在自由环境下偶然的火花，所以只有欧美才能搞原始基础创新”的说法，这种说法实在是太意识形态了。
欧美以外，苏联/俄国和日本都有不少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医学与生理学奖得主日本有22个；苏联/俄罗斯也有十几人，中国本土虽然少，但是也有屠呦呦。
像屠呦呦的研究成果，甚至还是在文革时期搞出来的，你总不能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很自由，因此促进了屠呦呦的研究工作吧？
另外在欧美以外，全球采用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少，非洲，南亚，东南亚，拉美都有，例如印度，菲律宾，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巴西，阿根廷什么的，也拿不到几个诺贝尔科学奖，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也是实行西方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看出对基础研究发展和拿诺贝尔奖有多大帮助。
科学家们确实需要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是研究自由，跟西方人说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
要实现研究自由，一个是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让科学家们拥有充裕的经费，不因为某个课题耗资巨大而被迫放弃，不因为实验室仪器材料不行而影响了出成果；一个是管理上的自由，让科学家们有更大的空间自主选择研究方向，课题，组建团队，使用经费等等。
而且我认为前者更重要，砸钱砸人搞不出来的事情，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砸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