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劳动者，被困在老家，何解？

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毛晓军教授展示了在某知名蓝领用工平台上的求职者性别比。女性求职者的比例惊人的低，低至9%。这并不是由于用工企业不喜欢招聘女性员工，而是市场上的女性求职者本来就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构成蓝领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群体——流动人口中，女性本来就相对更少。

图 1：招聘群里的聊天记录，女性多是工厂的吸引力之一

9月20日至9月23日，由岭鹏产业与创新研究院组织的调研团队共16人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调研劳动力输出情况。渭源县因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而得名，地处甘肃省中部，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多为山地，所以经济发展一直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也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的基础薄弱，渭源县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为了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渭源县成为主要的劳务输出地之一，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其外出务工人口规模在7.2万～7.4万，占总户籍人口的20%左右。

在渭源县的调研中，来自人社局、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以及入户调研的反馈都指向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女性为了子女教育而普遍选择留守。

男性挣钱，女性陪读是有子女家庭的典型分工模式

当我们刚走进麻家集镇宗丹村陆韦坪（化名）家的时候，就被满墙的“三好学生”奖状所吸引。仔细一看，得奖的人不姓陆，名字也不一样，原来陆韦坪是这家的上门女婿，两个小孩都跟着妻子姓薛。他今年45岁，大女儿已经上大三了，小女儿上高三，在离家较远的会川镇第二中学就读。

陆韦坪年轻时到浙江、湖北很多地方打过工，结婚后再没有外出，留在老家种地，因为会开车，有20多年的开车经验，他除了务农，更主要的是提供一些农业生产和建筑业零工服务，收入颇为可观；行情好的时候，他开犁地机一天有四五百的收入；若有农户要盖房子，他也可以用卡车拉砖、拉沙，一天也能有二百左右的收入。

我们去的时候，他妻子不在家，在会川镇上租了房子给二女儿陪读。位于会川镇的渭源二中也是县里出了名的升学率比较高的高中。当我们问到村里像他这样不外出打工的人多么，或者这几年是不是留在老家的人多了，他说并没有，反而是非常少见。他边抽着烟边笑着说“庄子上都非常羡慕我家，对两个小孩来说，成长过程中父母都在身边，所以两个孩子成绩都好，也听话懂事，省了不少心。”

但像他这样有技术，能留在老家有足够收入的壮年劳动力实在不多，再年轻一点的根本不会种地，留下来更没有出路。可是小孩到了上学阶段必须要有人看着，陆韦坪说“其他家庭大多是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在家带小孩”。

位于渭源县北面新寨镇新寨村赵咏详（化名）家的经济来源和陆韦坪很不一样，但相同的是母亲陪读、父亲挣钱的家庭分工模式。

赵咏详的儿子和儿媳也在老家，两个孙子中的老大今年刚到渭源县城上初一，为了同时照顾两个小孩，家里决定将本来在镇上上小学的老二也一起转到县城，由儿媳在县城租房全职照顾。赵咏详的儿子去年在江苏的电子厂打工，月薪有七八千元，收入比较可观，但今年并没有外出。赵咏详说，去年中药材（党参）的价格不错，今年家里扩大了种植规模，从别人家流转了10亩地，总共有20多亩地，其中12亩党参和2亩黄芪，农忙时根本忙不过来，虽然儿子也不懂种地，但可以帮忙干干体力活，节省雇人的开支。同时，儿子在家也能兼顾家庭。

老人“看不住”，父母在孩子身边是必要的，但陪读是有代价的

赵咏详陈述了一个女性留守的重要原因，即子女教养外部条件的变化。“小孩大了，要父母在身边才看得住，我们老人看不住了，现在的电子产品都不懂，所以儿子一边在附近打打零工，一边在县城陪陪老婆孩子。” 

在渭源县城，我们跟几位30岁左右的人力资源行业从业者聊起他们为什么选择在县里工作，照看子女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现在孩子上小学，很多事情需要家长在手机APP上完成，老年人哪懂这个！”在渭源县从事劳务派遣和职业培训的毛总如是说。

然而，陪读的成本并不低。我们问起赵咏详儿媳妇在县城陪读的租房成本，他回答说：“一年也要7000左右的租金，开支挺大的”。除了租金成本之外，因为要照看孩子，流动的距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虽然这两年中药材价格高，但收入不太稳定，还是得出去打工，但不会到江苏这么远的地方了，离得近些，方便回家。”赵咏详家并不是特例。

据镇里的干部介绍，最新数据显示，新寨镇有2万多户籍人口，1.8万多常住人口，按常住地定义的外出务工人口的规模仅占户籍人口的10%，其占比低于渭源县的整体水平，不太符合我们对这个贫困镇的直观认知。

新寨镇李主任告诉我们主要是统计指标的界定问题：很多外出务工的人，为了照顾家庭和孩子上学，都倾向于在省内和周边城市就近打工，算下来一年有6个月以上在家，所以这些人未被统计为外出务工人口，是被作为本地常住人口来统计的。

“这从我2015年开始到这个镇上工作感受就越来越深”，李主任接着说，“由于80后、90后这一代的父母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我们这个镇子大部分家庭的女性都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男性选择到流动距离更短的地方打工”。

外出务工的机会受到影响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宗丹村张闰凭（化名）家即将面临被迫返乡带来的收入紧张。

张闰凭今年62岁，3年前患了恶性肿瘤，治疗的总费用花了将近100万，好在政府对贫困户的医保报销额度提高到92%，使得家里的生活不至于因病快速返贫。张叔的老伴2018年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和儿媳在新疆某焦化厂打工8年，今年3月份因儿子身体感到不适，返回老家，后来查出结核性肺炎，只能在老家休养，等病愈之后再考虑外出务工的事。

张闰凭有两个孙子，大的今年上初一，小的才上幼儿园。谈到目前的收入来源，张闰凭说主要靠低保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提及未来的打算时，他说“儿子肯定还是得出去挣钱，在外打工这么多年，他根本不会种地；儿媳妇是肯定没办法出去了，我身体不好，没办法帮他们照看小孩，她只能留在老家照顾两个孩子。”

在我们谈话间隙，儿媳妇一直忙着帮我们倒茶和拿新蒸好的包子让我们尝尝，她也十分无奈“我老公以前是电焊工，1个月的工资有7000左右，我是装卸工，1个月也有3500左右，现在我不能出去工作了，光靠他的钱怎么够全家生活呢，种地我也不懂，只能等小孩上学大一点再做其他打算。”

教育资源向县城集中，是重要因素

当我们询问新寨镇的居民为什么都倾向于到镇上或县城租房子陪读时，李主任说“随着乡村教育资源的整合，农村和部分乡镇因为生源变少，师资和各方面软硬件条件都跟不上，年轻家长们越来越担忧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到了初高中阶段，很多家庭主动或被动选择将孩子送到县城去就读，母亲则在县城全职照顾子女。”

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新寨镇这样比较典型的黄土高原上的村镇，位于渭源县南部、自然环境更加优越的元古堆村也面临小学生源不足的问题。作为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和4A级国家旅游景区，元古堆小学的硬件设施是比较优越的，但全校目前在校生数量仅70余人，其中还包括二十多个在幼儿园阶段的孩子。

在其他人口流出的县城，也发生着类似的故事。四川省安岳县，一个常年输出60万劳动力的人口流出大县，2010年之后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县城区域的人口增长。其最初的动力，除了如火如荼的房地产开发之外，还有大量流动人口家庭为了子女教育而选择在县城陪读。其家庭分工模式和我们在渭源县看到的类似，男性继续在外打工，女性在县城陪读。

图 2：元古堆小学一瞥

在哪里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

作为国家贫困县，渭源县其实有许多就业扶贫政策的，也有专项的财政补助，这其中就包括职业培训。根据人社部和财政部的要求，贫困县要为贫困劳动力免费提供就业培训，并在培训期间给与生活费和住宿费补贴；培训后当地的人力资源部门也会和外地的用工单位建立联系，以帮助贫困户顺利通过技能学习找到工作。

但我们在与县人社部门和劳务中介的交流中发现，女性普遍对于职业培训的意愿不高，即使对于女性适合和擅长从事的家政、育婴师、养老护理人员这类工种的免费培训服务，渭源县当地女性的培训意愿也不高。按照某位劳务中介的说法，“培训了也用不上，他们大多在老家带小孩，根本出不去，很多人不愿意花这个精力。” 但他们同时也表示，这几种适合女性的职业培训，培训后的就业前景是不用愁的，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帮拿到证书的受训者在北京、西安、兰州等城市找到高收入的工作。

在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因父母缺位带来的隔代教养、儿童身心健康、亲子关系疏离等“留守儿童”的问题愈发被重视。但容易被忽视的是，在某些统计口径下，留守儿童数量的减少，事实上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母亲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和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选择留守。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这种选择是给定外部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但当他们的子女逐渐进入大学或劳动力市场后，这部分女性的能力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又该走向何处？

其中关键还是在于在哪能解决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当我们选择在流出地解决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本文前面所讲的各种问题其实是很难绕过去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指明了方向，但具体的政策如何操作、流入地教育供给如何配套提升、留守老人的问题如何逐步解决等，仍然需要更多的公众关注和学术及政策研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岭鹏研究院，作者：王佳（扬州大学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向宽虎（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岭鹏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