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快慢班后,“鸡娃”转入地下
2024-10-10 22:11

叫停快慢班后,“鸡娃”转入地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王之言,编辑:GGY,原文标题:《中国叫停快慢班:地下鸡娃实况》,题图来自:AI生成

文章摘要
教育政策叫停快慢班,“鸡娃”现象转向隐秘。

• 🏫 家长与教育系统在政策下的博弈与适应。

• 📚 教育政策变革引发地下补习与隐秘竞争。

• 🤔 家长面临政策与现实教育压力的两难选择。

今年9月的开学季拥有了新的称呼,“最大力度的‘阳光招生’年”。


这源于半年前,教育部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排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出台了中小学招生“十项禁令”,包括严禁设立重点班、快慢班;严禁以选拔生源为目的各类测试;严禁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等等。


半年间,政策逐级传导到省市教育局,又传导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每一个中小学生。许多地市展示了行动决心,比如河南郑州,政策公布当日,“10部举报电话同时开启”。


全国的快慢班一次性消失了。


关于取消重点班和掐尖招生的讨论由来已久(上一次大力度政策推行是2021年“双减”,“阳光招生”也持续写进教育部下发的文件里),然而回顾近几年中小学校园应对有关政策的变化却是:我们仍在鸡娃,只是更隐秘了。


快慢班消失后,考试不再叫考试,作业不再叫作业,它们拥有了不会轻易被举报的新名字,“练笔”和“学习建议”;每个班至少有两个家长群,一个群里有班主任,一个群里没有班主任。前者用来通知上级要求的、合规的事务,后者更加灵活——内容常以“经家委会讨论”开头,采取自愿原则,宣布那些不适合班主任亲口布置的课业。


老师要提高教学技能,同时学会明哲保身;家长要各显神通,要么变身侦探,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分班中寻找蛛丝马迹,推理出师资分配的秘密,要么统计研究上百份“牛娃”简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么每天自学一小时奥数——在家里开设“一个娃的快班”。


名侦探家长


河南人陈薇出生于1982年,独生子女政策写入宪法那年。她听着“高考是独木桥”长大,一路苦读,考上一所一本。如今作为高考大省的家长,陈薇深知必须步步为营。三年前女儿幼升小,陈薇不惜托人情跨学区,把女儿塞进了“梦校”。


那是2021年9月,“双减政策”刚出台。按规定,这所小学采取随机分班,女儿的班主任刚从其他学校调任来。陈薇无从打听其教学风格,为了让老师多关照女儿,她自愿进了家委会,表现得心细、负责、爱揽活。


陈薇很快注意到了笼罩整座小学的微妙气氛。作业是绝不多留的(尽管考试难度没有降低);分数和排名是绝不公开的(但家长可以私下询问老师);教辅资料应以家委会的名义自愿订购(班主任只会对买哪本“提出建议”);重点班、掐尖、拔高、培优更是“违禁词”,老师们绝口不提。



陈薇朋友的孩子也在同校同年级。一次闲聊,朋友透露,当初托关系才将孩子送进“某班”。直到陈薇在校园“荣誉墙”上看到该班主任照片,才推理出荣誉墙意味着名师,名师意味着隐藏的重点班的逻辑线。


陈薇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女儿的独木桥与自己走过的不同。新独木桥非但没变宽,还变成了隐形的。


同样的感受也发生在北京人杨灿身上。为女儿上初中,杨灿一家面临两种选择:一,卖掉房山的房子,去西城区买一套均价14万/㎡的“老破小”,进城读书;二,置换到房山某校的学区房。杨灿考虑,既然初高中是最累的六年,选择在哪累,是不是应该把权利留给孩子?小女孩听完父母长篇大论的利弊分析,庄严选择了自己的命运:留下来。


为房山楼市贡献上百万交易额后,杨灿的女儿顺利升入初一。“入学关”完成,“分班关”紧接着来了。无论政策规定还是学校外宣,杨灿听到的都是“初中不分班”。直到开学前一位初二家长告诉她,每级都有两个重点班。


杨灿有心无力,安慰女儿,你运气一直挺好,没准就能分到重点班。第一天放学回家,分到一班的女儿十分兴奋,不断赞叹新老师如何好。杨灿很高兴,一班,自然就是重点班。


杨灿的好心情只维持了一个月,女儿听同学说,咱们一班是普通班,×班和×班才是重点班。“初一年级光是教师子弟就六七个。”杨灿解锁了新的推理线:如果你无法识别重点班,就选本年级的“子弟班”。


社交网络上,看不懂的新生家长发帖求助,“平行分班是真的吗?”“谁说一年级没有重点班?”……有博主总结经验:“如果你家娃老师是新老师,铁定凉凉”;上届带“火班”的老师,新一届大概率还是带“火班”;有的学校掩人耳目,让“重点老师”带一个重点班和一个普通班……还有重点班的学生现身说法,重点班不靠谱,“好多关系户,年级后400名的,我们班占了十多二十个”。



陈薇也捕捉到更多细节:能带竞赛的老师会在个人介绍里特别标注;每年级都有“关系户班”,市里有名望的、关系硬的家长会把孩子塞进去。“那个班谁也不敢得罪。”


教龄13年的重点小学教师李牧野承认班与班的差异非同小可,有的老师会从策略上保一弃一,比如她的一位教语文的同事。这名女老师负责两个班、将近100名学生,决定“只保一个班的成绩”。结果,一个班考了年级第一,另一个考了倒数第一。


“不能埋怨老师不负责,老师要上课、改作业,班主任还要处理很多非教学任务。老师的精力有限,课堂时间也有限,最后只能重点关注一部分孩子。”李牧野说,只要“班里的大多数”听懂了,就得切换下一个知识点了。


家长变得多疑又脆弱。一位初一爸爸“不经意地”问老师,为什么年级前几名都在×班啊?另一位小学妈妈失落回忆开学日“开盲盒”,她牵着孩子路过一楼大门口的一班,教室明亮宽敞,墙壁和设备全新。等通过尽头楼梯上到二楼,在属于孩子的六班门口,她看到的却是陈旧的桌椅设备。


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Amber花了半学期,才摸透儿子班级的“班型”。方法是趁接孩子间隙,向家长们打探月考分数,以此计算班级的平均成绩。事实上,她孩子的班主任是区级优秀教师,还是某教辅资料编委之一,这足够说明问题了;有的学校人手不足,体育老师被拉过来做班主任,“你说这能是个好班吗?”


无痕拔尖


去年春天,一个周六清晨,一位郑州家长路过孩子学校门口,瞧见有学生背着书包进校园。她没收到任何上课通知,随即致电班主任,靠只言片语拼凑出信息:只有优等生才能参加周六补课。


电话这头的李牧野回忆当时“心虚极了”,“培优补课是违规的”。她安抚家长,补课名额有限,这次是按成绩选拔。“你对孩子学习这么关心,下次一定通知你。”


李牧野教书的小学不分快慢班,但到了高年级,会在周六给优等生安排语、数、英培优班。这也是学校惯用的拔尖方式之一。合规压力下,如何组织补课变得比补课本身更费神。



在李牧野的学校,培优班被冠以“社团活动”之名。总之,“起一个感觉不是补习班的名字”。学校偶尔也会在周六开展真实的社团活动,照片存档,以备不时之需。


要实现真正的培优,只有年级成绩前10%的学生家长会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过往的升学大数据提醒校领导,只有这群孩子有能力冲击当地最好的初中。“那些中等生,根本没实力的话,学校也就不想浪费时间了。”李牧野说。


培优组织严密,如同情报系统,上传下达是“单线联系”:校领导要求“面对面”——不会留下文字或语音记录——与班主任沟通培优事宜。班主任根据指示对着成绩单挑学生,再电话通知家长,同时交代家长保守秘密。


“真发生问题了,没有证据。领导不帮老师背锅,老师也不承认跟家长说过,层层规避掉责任。”李牧野说。


那位发现秘密的家长没有找学校麻烦。然而没过多久,培优班还是被勒令取消了,是其他班的家长打了举报电话。


杨灿女儿的学校到了初二也有培优,年级前列的学生在放学后多上一节课,每天换科目。她也见识过举报的威力,但举报者是学生——为了摆脱假期还要补课的厄运。举报事件后的家长会上,校领导、教导主任、年级组长纷纷留下手机号,拿出金牌客服般的态度,恳请大家“有意见直接反馈”。


举报惊魂


两年前,山东女孩吴思雨怀着理想,成为青岛市某初中的老师。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校领导叮嘱大家,“加强和家长的沟通,提高群众满意度”。当时吴思雨还对“满意度”感到困惑,“老师是教书育人的,怎么变成了服务业?”


面对四五十名学生,吴思雨尽可能因材施教。留作业时她会提醒A同学多琢磨拔高题——意思是你是优等生,不要局限自己,B同学掌握好基础题——意思是你的基础还不够牢,先夯实。


一位老教师提醒她,在学校说话要注意分寸,不能伤害了孩子们的自尊心。


吴思雨当时没领悟话中深意。与此同时,她发现有经验的同事只关心班里前20名,对其他学生“不费心思”。但她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一视同仁,差异化教学是为了帮学生增强补弱。



一次考试后,吴思雨让学生写总结。结果学校收到市长热线核查,说有家长投诉,有老师罚学生写检讨。吴思雨吓出冷汗,解释她是让全班复盘考试结果,不是针对个别学生的检讨。主任向上层层汇报原委,事情才平息下来。


另一位家长一怒之下举报了孩子的数学老师。原因是,老师在课上拒绝讲某道题。家长怀疑孩子被区别对待,称学校暗中区分好坏班。


吴思雨终于理解了那位老教师的话:现在学校氛围不比过去,不能让学生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被举报就麻烦了


如今情况就是这样。问题发生了,问责一级级传下来,要“追到底”“查到位”。小则取消责任人的奖金、评优评先,大则影响学校的名声、校长的脸面。“大家都特别小心,总怕被人抓住什么,”李牧野说,“(有的人)要么是把不一定真实的信息发到网上,要么就是举报。”她读师范时,向往的是传道解惑,如今身体力行的却是谨言慎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家长Amber也感到氛围变了。“以前举报是一种监察机制,这几年演变得有点畸形了,什么事儿都爱举报,捕风捉影。”她觉得越是负责的老师越可能被举报,“好老师才说真话,但不是所有家长都能接受真话”。


如此氛围下,正常教学也得走形。李牧野布置作业,要求学生阅读10页书,有的学生很快读完,家长不满意,打电话说作业布置得太少了;有的孩子读不完,家长又投诉,作业留得太多了。李牧野只好换一种说辞,阅读10分钟,“你能读几页是几页”。



“双减”政策为了减轻学生压力、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的精力负担,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不进行纸笔考试,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1小时、初中生不超过1.5小时,每学期由学校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现实中,由于竞争压力和考试难度不减,学校对政策的执行变成了“演技比赛”。


在李牧野的学校,作业改叫“学习建议”,考试是“练笔”、“测评”;评改完的卷子不允许学生拿回家,不能让校园以外的人看到;政策不允许排名,那就写清楚不同分数段的人数和平均分,让家长回去自己算。


陈薇女儿学校的情形类似,只是细节略有不同:老师隔三差五发电子试卷,名为“自主练习”。为了完成这些不是作业的作业,几乎家家都装了打印机。陈薇家的打印纸一箱一箱囤。成箱的打印纸很重,吃力搬动时她常纳闷,这是“减负”的重量吗?


清北摇篮的摇篮


十三年前,李牧野刚工作时,她的学校在市里还没什么名堂。前几年,学校考入重点初中的人数攀升,一跃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小学,校长在教育局领导面前挺直了腰板。


重点初中是郑州外国语学校。在整个河南省,它都称得上是教育系统的王冠明珠,源源不断地向清华、北大、985大学输送人才。和许多城市涌现的集团办校模式一样,郑外在郑州共有17所学校(包括初中部、高中部,公办校、民办校)这为全市优秀生的选拔搭建了通道,也推动了学区房价格。


凭借着清北摇篮的名牌效应,考入郑外的人数连带影响了各小学的口碑——它们是清北摇篮的摇篮。“每一年教育局对小学考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有多少个学生考上郑外附中。”李牧野说。



一面是禁区,一面是诱惑。李牧野的学校在政策和举报夹缝中坚持火中取栗:小学一年级,一月一考试,逢考必排名;六年级不参加体育比赛、艺术演出等校园活动,晚上7点放学,中午甚至没有午休。


吴思雨工作的初中在青岛市排名前列,对口小学有七所。学生入学后,表面上,班主任是抽签决定的;实际上,部分班主任由学校内定。每一届师资力量最强的班级拥有同样的班号,比如八班。神通广大的家长提前打点关系,奔着“八班”去。


三年级下学期,陈薇听其他家长说,有一种机构开设的“奥数班”。它不同于交钱就能进的普通辅导班,报班先考试,成绩够好才能上课。通过奥数班参赛拿奖的学生,将有机会被机构直接推荐给当地最好的初中。


陈薇不清楚这样的机构究竟有多少。它们从不大张声势,你想找它,需要门路。陈薇辗转打听到一家,四年级开班,每周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21点下课。陈薇还听说,有的机构能打通跨市上学的通路。


陈薇请人拉她进了辅导班的家长群。这个九月,陈薇的女儿升入四年级。在许多家长的描述中,这是小升初的关键期。陈薇感觉这下真的站上“独木桥”了。


北京家长刘娜也是在儿子四年级“醒悟”的。她被同事拉进一个“小升初经验交流群”,群主(一位清华学生的家长)作为过来人,分享经验和学习规划。


刘娜比自己高考时还用心,听讲座、做研究,分析了上百份被“海淀六小强”(指海淀区六所北京市重点中学)录取的“牛娃”简历。她惊叹原来高瞻远瞩的家庭在“幼升小”一结束就开始规划“小升初”了:低年级学英语、准备剑桥英语考试,高年级学奥数、参加各类比赛。


刘娜也知道陈薇描述的那种机构,拿奖尖子生有机会走内部推荐通道,接触牛校。为此,她认识的一个家长给孩子报了不同的奥数班,参加不同比赛,一年下来光补奥数花四五万。


视野放到金字塔尖后,刘娜推翻了“四年级是关键期”的说法,“已经晚了”。她给儿子提高强度,安排了1000块一节的一对一奥数班,七八个学生的小班英语课,希望能后来居上。结果“双减”推行,机构停课了。


没时间忧伤了,理科出身的刘娜决定自己上手。每天下班后,住在朝阳区的她抽出1小时自学奥数,再和住在海淀区的儿子视频沟通进展、布置作业;周末母子相见,开启“早8晚8”的家庭奥数和英语课堂。尽管不如机构教学体系化,好歹带孩子过完了知识点。如此自学一年后,有辅导机构联系刘娜:好消息,咱们的课又能开了,但不是光明正大的那种。刘娜续了课,送孩子去上“地下班”。



经过缜密规划和严格执行的三年备考期,去年春天,刘娜给5所海淀区的初中投递了孩子的简历,共收到3所区重点的答复。他们选了其中最好的一所。


现在,刘娜要感谢儿子“生得逢时”。随着教育部“禁止掐尖”行动的推进,2024年5月下旬,北京一些中学在中招校园开放日现场,直接摆出警示牌和碎纸机,表示“不接待小升初咨询及参观,请勿投递小升初简历,如发现将现场销毁”。北京市教委也在5月17日发布通报,朝阳区两所中学“掐尖招生”,违反了阳光招生要求,要求整改。


在郑州,李牧野说掐尖考“一年比一年不敢明目张胆”。前些年,这类考试由顶级初中亲自张罗,并派老师来监考。近两年,“可能是查得比较严了,越来越引向暗处”,有的初中根据小学期末考试的成绩和排名,提前锁定尖子,就像清北抢高考状元那样“掐小学生尖子”。暗考的网络不仅笼罩本市,周边县市的尖子也被拉来参加考试。


校园充满秘密和表演,小孩是什么感受?


陈薇的女儿今年10岁,每天7点40到校,下午5点40放学,在学校待10个小时。她班里有60个学生,已经有一半戴眼镜。陈薇在六年级的走廊走了一圈,看到有的班几乎个个戴眼镜,所以现在小学门口最好做的生意是卖眼镜。


杨灿的女儿六年级时也测出轻微近视。但杨灿一点也不鸡娃——就在刘娜全副武装、亲自教儿子英语奥数的六年级,杨灿允许女儿不写作业,放学了就在外面玩,天黑了就回家打扑克牌、做游戏。后来女儿的近视度数果真下降了。


当时杨灿还没意识到,这就是女儿快乐童年的尾声了。在得知初一一班不是重点班的那天晚上,杨灿问女儿,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调到重点班,你换吗?


女儿斩钉截铁地说,不换,因为她很喜欢现在的老师和同学。


杨灿又问,如果你被重点班的人落下呢?你月考是班级第一,年级却排到53名,这说明什么呢?


这场对话之后,小女孩一夜长大,把手机和平板电脑放在客厅架子上,再也没动过。到了周末,她憋在家里学习,如果大人不逼她,她连楼也不下。



期中考试前最后一个周末,杨灿陪女儿写作业。她正坐在孩子身后看书,忽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恶心,喘不过气。


“压抑。”杨灿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完全来自于她目睹女儿除了吃饭、上厕所,一直写,一直写。“才上初一,为什么这么累?”


产生同感的还有亲自掐尖的刘娜。她儿子顺利被区重点初中录取后,身为律师的刘娜发了一条朋友圈:怎么小升初都卷成这样了,让家长全身心投入事业去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不好吗?


感慨归感慨,该做的一点也少不了。今年9月,刘娜的儿子升到初二,成绩属于班级第一梯队的尾巴。刘娜搬回海淀,全家上阵——爷爷奶奶爸爸盯语文,她负责数学、英语、物理。儿子的同学都在超前学,刘娜家也不敢落伍。最近,她和儿子已经学到了初二下学期物理,并开始刷中考英语题了。


Amber或许是这几位妈妈里心态最轻松的。这可能要归功于她儿子不仅是全校第一,还是整个集团校的第一。她声称自己必须给儿子“降压”,“(我跟儿子说)你要学会给自己偷懒,学会给自己松弦儿”。


刚工作时,李牧野挂在嘴边的话是,希望学生们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现在她很少这么说了。身处一个充满了竞争、秘密甚至是表演的校园,一个小孩究竟会是什么感受?


再过几年,李牧野的孩子也要上小学了。当她像情报人员一样组织周六培优班时,她想,绝对不能让她的孩子去她工作的学校读书。等她冷静下来,盘算了所在学区内各学校的教育质量,又妥协了。李牧野能为自己小孩争取的自由或许是,她允许不写某些没必要的作业,放学后早点回家,不必坐在教室里上延时辅导课——一年级的作业少,她常看到有的学生就在教室里硬坐着,在纸上画来画去。


与李牧野的学校不同,吴思雨的学校从不延长学生的放学时间。这倒不是学校不急于搞题海战术,而是校方相信家长和学生会在私下上辅导班。“我们的孩子会自觉地卷起来的。”


有一次,吴思雨的学生听说同学上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补课班,回家告诉家长,“我要上一个更厉害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 (ID:ifeng-news),作者:王之言,编辑: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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