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鹅叫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福利前景

一九四〇年二月，在德国对西欧的攻势已经箭在弦上之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名为《如何筹措战争费用》（How to Pay for the War）的小册子，为英国的军费筹资献策。凯恩斯既反对大幅度提高税负，也反对通过通货膨胀征收铸币税，因为它们都会让当时的英国人立刻且强烈地感受到税负的痛苦。在既定的刚性税收目标下将痛苦最小化，这一思路反映了税收领域的传统智慧——据说来自十七世纪法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的名言：税收这门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实际上，鹅叫的音量远不仅是税收部门的征税技术问题，更涉及拔毛的目的是否合理（有没有取之于鹅用之于鹅）以及拔毛的强度是否危及鹅毛的再生产（拔光了毛的鹅在我的老家一般是为铁锅炖准备的），前者是一个经济伦理上的价值判断问题，后者是一个经济政策上的实践逻辑问题。不独在凯恩斯写作时所处的战时背景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的时代，上述问题都会成为社会语境和思想语境中的争论焦点。于是，历史上的真实世界就有了多个版本的“自产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与“鹅”的故事。

一、自产国家、税收国家、福利国家：“鹅”的视角

所谓“税收国家”（tax state）是约瑟夫·熊彼特在一九一八年即“一战”已经进入后期之际，在《税收国家的危机》（“The Crisis of Tax State”）一文中提出的概念。

熊彼特所理解的税收国家的财政表现是政府的收入主要甚至全部来源于税收而不是国家的自有资产（如国有企业、国有土地），以私人企业为主的市场经济则体现自由竞争和政府有限干预的原则。不同于凯恩斯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汲取税收或强制储蓄以打赢战争，熊彼特心系的是战争结束之后的秩序恢复，以及更为重要的，税收国家在战后能否应对重建的需要而不至于崩溃。

熊彼特给出了毫不犹豫的回答：能。对于如何支付战争负债和战后重建费用，熊彼特的建议是征收资本税。理由在于：如果征税的对象是在战争期间由于通货膨胀而名义上增值的资产，则国家通过资本税获得的不是真实的资产，只是名义上的货币所有权，故可以在达成财政目标的同时与经济自由原则保持一致—维护私有财产。显然，即使在战时，税收国家仍然希望在完成财政任务的前提下尽量让“鹅”少叫。

约瑟夫·熊彼特（来源：wikipedia）

税收国家之所以可以存续，不仅是因为存在财政脱困的税收方案，也是因为相比其他国家类型，税收国家是一个达成财政目标的更优解。在熊彼特看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是代替市场化税收的另一种财政集资方案，但是由于马克斯·韦伯（他是熊彼特的忘年交）强调的官僚制同熊彼特崇尚的企业家精神天然冲突，故若以财产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国企上缴利润的增长大概率无法弥补市场化税收的损失。那么，干脆连市场一道取消可乎？熊彼特认为不可，因为这会返古为根本就不关心“鹅”叫不叫的“自产国家”。

熊彼特承认，现实中的税收国家不同于纯粹类型的税收国家，故财政来源可能是混合的，而这种混合收入来源的情况可以视为传统的封建“自产国家”——主要财源为自营企业和自然资源交易——的历史遗迹。由于人类的真实历史发展并非直线的进步，这类历史遗迹在战争和危机的条件下有可能重新成为现实中主流的制度模式。对于“鹅”来说，从税收国家返古为自产国家的结果是可怖的。法王路易十五（这是前面提到过的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的名言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中唐河东先生有云：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显然，很多掌权者对于“鹅”叫不叫甚至活不活根本漠不关心。

熊彼特不仅将国家对税收的依赖视为区分现代税收国家和传统自产国家的标志，更是从税收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解释西方世界的政体由封建向代议民主的转型。因为汲取税收不同于自产，其更需要市场微观主体等纳税者的自愿服从——西方的封建统治者用代议民主来交换这种服从（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否则将产生巨额的政治交易成本。从“鹅”即平民百姓的视角来看，由自产国家转型为税收国家不仅是一次经济转型，更是一次政治转型，意味着政府在获得财政收入时从根本不在乎“鹅”叫不叫成长为希望“鹅”少叫一些。

“税收国家”回应了政府的财政资源从何而来（市场自由经济下的“鹅毛”）和汲取资源时应该采用何种技术（让“鹅”少叫的技巧）。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更为现代的问题：政府的钱应该花在什么地方？在熊彼特和凯恩斯身处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严酷的战争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社会共识，差异仅在于政府提供福利的程度和模式。福利国家是对税收国家的扬弃而非否定。

实际上，被视为西方福利国家的思想奠基人之一的凯恩斯也经常透露出税收国家的思想。在《如何筹措战争费用》中，他的建议是：战争的财政需求压倒一切，而资源有限，故民生必然要有所牺牲。凯恩斯反对政府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所以为了替战事筹资，只能一方面较为温和地增加税收，另一方面以强制性公债的形式增加储蓄。公债形式强制储蓄的好处在于，私人消费自动退出市场，且最终由未来而不是现在的英国人以税收来偿还。凯恩斯的方案在原则上做到了多拔鹅毛而少听鹅叫，至少活着的“鹅”不会立即大叫。

虽然有重叠部分，但福利国家较之税收国家的进步性仍然是明显的。在税收汲取者与税收缴纳者的关系上，福利国家有认识上的本质升级：在坚持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前提下，福利国家追求以充分就业为基础的消除贫困、社会平等甚至是精神和物质上的人之自由。这些内容反映在了凯恩斯一九三六年的《通论》（General Theory）和更早些的一九三〇年的《我们孙辈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等文本中，故学界素来有福利国家是凯恩斯主义的思想遗产的说法。此时，如果从“鹅”的视角来观察福利国家超越税收国家的转型，其间的意义会更为明显：政府在以税收方式汲取资源时的主要考虑已经不再是如何让“鹅”少叫，而是如何让“鹅”的叫声从哀嚎变为欢唱。

二、凯恩斯主义的拉郎配：西方福利国家何以未竟全功

作为一名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人，熊彼特在“一战”末期讨论税收国家时没有考虑社会福利问题。虽然社会保险体系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由俾斯麦在另一个德语国家搭建起了雏形，但熊彼特更为关心的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财政关系。税收国家的屹立意味着政府的职能仍被限定在不会破坏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范围之内，而市场效率至上和国家理性主义正是税收国家的底色。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洗礼后，时代变了。作为政府大范围干预经济的思想首倡者和福利国家的幕后推动者，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识到：如何让“鹅”少叫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只要税收等财政收入能被用于提高社会福利和生产力，那么鹅叫就可以从抒发哀怨变为歌颂幸福。随着《通论》在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上都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者在“二战”前后的西方世界汇聚了一种社会共识：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这一压倒性的政策目标（这是大萧条下的被动共识），高税收和高财政支出的政策合情合理合法。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人民的基本福利，政府干预经济和建设福利国家是必要的。仅仅在英国，标志性事件就包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九四一年的《大西洋宪章》中对人类普遍福利的肯定、一九四二年的《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福利国家的建构设想、一九四五年致力于建成福利国家的工党重新执政，等等。

丘吉尔修改后的《大西洋宪章》最后版本（来源：wikipedia）

布拉德福德·德龙近年来在关于“加长版二十世纪（一八七〇至二〇一〇）”的全球经济史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有趣的观点：在凯恩斯主义的引领和撮合下，F.A.哈耶克和卡尔·波兰尼的思想联姻在“二战”后曾经非常接近一种制度设计而取得成功。可惜的是，北大西洋地区出现的发展型福利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终还是没有经受住可持续性的考验。如果以相亲来比喻，这显而易见是媒婆（凯恩斯主义者）在拉郎配，因为二者的观点其实南辕北辙：哈耶克推崇市场经济中的私人财产权利，认为市场可以解决几乎所有的人类经济问题，如果市场解决不好，那么交由政府来办效果更差；卡尔·波兰尼则相反地认为，人类所珍视的权利并非只有市场中的财产权利，市场提供的解决方案也不一定符合人类福利的要求，故需要由政府提供备选方案。

凯恩斯主义依靠拉郎配搭建的福利国家在理念和实践中之所以无法完全成功，大体上有两类原因：一是马克思、皮凯蒂等注意到的阶级斗争因素，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张自由放任的保守势力会寻机反扑，故所谓的“辉煌三十年”更多是一种西方世界近现代发展史上的变态而非常态；二是福利国家追求的多元政策目标本身也有不相容性，而资本主义的反击进一步放大了不相容性的影响。

马克思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率在长期趋向下降，皮凯蒂却发现资本利润率在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势力在有意维护有产者的制度租金。在“二战”后的社会气氛下，资产阶级保守派为秩序稳定和经济恢复而同意福利国家。但是，一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令福利国家陷入经济困局，保守派就会通过政治减税、经济放松管制、意识形态宣传等方式发动反击，使得关于理想国家制度的共识滑向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所倾向的哈耶克式轨道。

除了上述外因，内因的作用对于西方福利国家的未竟全功或许更为关键。福利国家需要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保障人的健康、教育、就业等基本福利，进而追求社会更加平等（哈耶克并不反对基本保障，但他反对追求平等）。从俾斯麦开始，经济学家和福利制度改革者就已经认识到，在上述目标和它的前提之间可以形成正反馈良性循环：更加健康、更多知识的劳动者也更有工作动力和创新能力。但是，激励不相容在福利国家内部依然存在：市场竞争追求效率且决出输赢，福利国家则承诺追求平等且为输家提供高水平的保障。于是，发展型福利国家多少都有几分“既要也要”的“渣味”。只要一个社会还需要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配置资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那么福利国家的目标和承诺就意味着政府有可能责任超载，而为了履行责任就需要提高税负。

无论是福利国家提供的保障（北欧的病假补贴对在职工资的替代率曾经接近百分之百）还是其为提供保障而汲取的高额税收（这种税收在福利国家必然是累进的），它们都会弱化生产性激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承认，在人对劳动极大自觉和生产力极度发达之前，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劳动自觉提醒我们不能为追求极端平等而忽视激励，生产力发达则强调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置任务。所以，一俟福利国家中公民的福利依赖被养成，再加上一些外生冲击的坏运气破坏了福利国家的物质基础（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西方福利国家经不起可持续性的考验符合经济逻辑——哈耶克在此意义上是对的。

不过，哈耶克也并非全对，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当年与之辩论并战而胜之早已说明：不要波兰尼，只要哈耶克的经济政策其实更不可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占据英美官方政策舞台中央的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供给学派都主张减税，号召减少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及其对自由市场的监管。然而依今日之后见之明，由它们组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联盟明显失信了。以经济自由激励更快经济增长和依靠“涓滴效应”实现低收入者福利改善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反而出现了效率和平等双输的局面：主要西方国家八十年代后的经济平均增速低于“二战”后的“辉煌三十年”，而经济不平等则较之“辉煌三十年”时期严重恶化。

三、我们当代人和子孙后辈的福利前景

两千一百多年前，西汉的理财能吏桑弘羊曾经反问贤良文学们：若是不依靠国家来自盐铁专卖的自产收入，国家运转所必需的财政资源从何而来？熊彼特的税收国家理论对此做出了回答：国家汲取税收而不是攫取租金，市场竞争下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而非垄断性的资源成为主要税基。在熊彼特式的税收国家的基础上，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们关注着一个以桑弘羊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提出的问题：在福利扩张不至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约束条件下，取之于民的税收如何用于改善民之福利，从而有可持续的福利前景。

于是，在一九三〇年西方世界已深陷经济危机的至暗时刻，凯恩斯宣讲了《我们孙辈的经济前景》一文，出人意料地对人类社会福利的未来前景抱有乐观态度。笔者远不及经济学的至圣先师那般目光长远且终究是一个不能免俗的“经济人”，故笔锋所向更为关注当代人在当下和未来的福利前景。当然，由于制度存在路径依赖，当代人的福利前景会连带决定我们子孙后辈的前景。从“鹅”的视角来看，所谓前景问题就是：在漫漫“鹅”生路上，自己需要拔毛几何，而又可得投喂几许？

探讨这一问题要先从中国的基本国情说起，中国既是转型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福利体制是新创的，因为传统的社会保障是一种单位体制而非公共体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新建的社会福利体制中，由于没有前期个人账户的积累性储蓄，中国的社会保障采用了现收现付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社会保障在物质基础上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需要依赖经济的持续增长。只有生产力持续发展，社会保障费或社会保障税才能形成足够厚实的物质基础（即使是“费”在中国也由税务部分统收且具有强制性）。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以国企上缴利润来补充社保账户的情况，但这种中国特色的做法也要以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从而国有资本才可以持续获得较高的利润率。

所以，鹅毛是否需要多薅，薅下来的鹅毛又有多少可以反馈给“鹅”，实在还是系于发展，正所谓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之所以强调发展必须是高质量的，原因之一是老龄化（除了转型和后发之外，这是关于中国福利前景的另一个特征），其使得依靠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的量的高速增长已经无法重现。

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说，一个社会的老龄化会令福利国家变得更加昂贵，因为养老金、日常医疗和长期护理都会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与此同时，提供潜在可用资源的税基却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和抚养比的提高而萎缩，故正在工作的青壮年将不得不承受更加沉重的税负和家庭供养负担。以福利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和 GDP 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已经不算低福利国家，但是由于人口总量巨大，农村老年人、城镇非正规就业者等群体的福利水平又较低，故我们当代人和子孙后辈的更好福利前景仍需努力。中国未来究竟是喜欢超越还是空羡慕西方福利国家，关键的考验是两种力量的对冲：人口结构转型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消极影响与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

按照经济学的常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凡事皆有代价。那么，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对于中国人甚至全人类的福利前景是否也有副作用呢？虽然说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都是近年来标示创新主导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频词，可这些技术进步本身是否会对我们当代人及子孙后辈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呢，例如造成大规模失业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

经济思想史的智慧告诉我们大可不必过度担心。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一八二一年第三版新增的“论机器”一章中，李嘉图改变了之前的看法，认为嵌入了技术进步的大机器的广泛使用会排斥就业，据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了“产业后备军”假说。不过，李嘉图和马克思都采用了特设性假设——只存在节约劳动一种技术进步类型，从而忽视了技术进步也可能偏向于以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来代替密集的物质资本。即使机器和未来具有更高智能的机器人真的在部分行业取代了部分人工劳动，这种影响也极可能只是短期的，恰如马车夫在汽车开始流行时的失业。因为技术进步带动的生产效率提高降低了商品价格，于是有更多的市场需求。进而，市场需求的扩大在长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例如传统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各自开始产业化的时代都创造了大量的新岗位。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了达成或可能（凯恩斯认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故一切未来前景都只是或许可能）出现的更好福利前景，需要坚持的政策原则又是什么呢？全世界包括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正面经验告诉我们，唯有通过扩大生产做大税基，社会福利的增进才能持续。而西方福利国家未竟全功带给我们的反面经验之一是，生产性激励不足在长期将令福利国家陷入财政困境。所以，切莫因为短期的局部的部门的税收利益而损失长远税收利益和社会福利前景。挟“合成作战”之威“倒查”企业生产鹅毛鹅蛋鹅肉的黑历史，短期内爽则爽矣，但在经济景气尚未完全回暖的背景下，损害企业家预期甚或令企业天不言己高，地不言己厚；唯独人不知己……直接“退出”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一旦鹅毛鹅蛋鹅肉的产出未来无以为继，所谓当代人和子孙后辈的福利前景岂不成了失掉税基的空谈。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中国古人在审美情趣上似乎遥遥领先于西方人，初唐诗人骆宾王连用三个鹅字据说是为了表现音色之美，看来中国人是懂得欣赏鹅叫的。作为对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无论是关于税收、福利还是其他领域的深化改革，鹅叫有时也是一种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呼吁”，故不妨留它一条“鹅”命以观后效，至少不要将聒噪之“鹅”统统投入铁锅。对于当代中国人乃至子孙后辈的福利前景来说，多些包容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政策原则。

本文首发于《读书》2024年10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作者：汪毅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