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奖的制度经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意想不到的答案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季。今年化学奖和物理奖都颁给了AI，经济学则把奖颁给了“搞历史”的三位经济学家。

获奖者为麻省理工的Daron Acemoglu和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学的James Robinson

为什么说这三位是“搞历史”的呢？因为虽然他们研究的问题很现实（“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会有这么大的贫富差距”），但他们却是从历史数据中找答案。

这三人最有名的一篇文章研究的是历史上曾被欧洲殖民的国家。

他们发现，17至19世纪大殖民时期，欧洲人在全球不同殖民地会有不同的死亡率。高死亡率往往是因为当地一些特有的疾病造成——虽然被殖民的当地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那些环境下，早就有了免疫，但同样的疾病在欧洲殖民者身上却有不同的效果。

几百年过去了，那些疾病早已被消灭，以前的殖民地也都纷纷独立。然而，数据却出乎意料地显示：当年疾病对欧洲殖民者的致死率，竟然和那些前殖民地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几百年前欧洲殖民者死亡率低的国家，现在经济更好。

这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家Acemoglu等人的研究表明：几百年前的殖民者死亡率和现在许多人认为影响经济的因素都无关（当年的致死率甚至和各地区现在的卫生环境和疾病率没有内在关系），但和一个关键因素有关——制度。

原来，当年欧洲的殖民者的足迹虽然遍布世界各地，但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会建立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在疾病致死率低的地方（加拿大、新西兰），殖民者会拖家带口地搬到殖民地。殖民的目的是让庞大的群体在新的地方能安居乐业。相应的，其推行的制度会注重政治参与、权力制衡和产权保护等方面。

而在致死率高的地方（中美洲、非洲），欧洲人除了在当地设置“总督”之外，并不会大规模地殖民。殖民的目的是霸占和索取当地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那些地方，殖民者推行的制度是掠夺式的。

几百年前的殖民者死亡率和现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数据上高度相关，但这两者之间本身并无任何直接关联；那么既然数据表明殖民者死亡率和现在经济水平有关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当年致死率影响了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再影响了经济发展；注重参与和制衡的政治制度带来了更繁荣的经济，掠夺式制度则阻碍了经济发展。通过精密的数据分析和排除其他因素，获得2024年诺贝尔奖的这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的制度经济学

普通人不会一天到晚对着历史数据钻研，但制度经济学对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

制度经济学说到底是研究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是如何打交道的。不同的组织形态以及打交道的规则即是“制度”，而在不同的制度下，个体之间的信任程度不同，导致合作的成本以及办事的效率不同。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卫生委员，需要负责大扫除的任务，那么你是会组建一支小团队，还是会号召全班一起、“人多力量大”呢？

有过搞团体活动经验的人面对这个问题会微微一笑（如果不是班主任强制规定的话，很少有人会让几十个人来做一件几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任务）。制度经济学家则会通过多个方面来分析，为什么小团队会比大团队高效、人多不一定力量大。

首先，如果集体行动产生的福利总量相等，那么在小团队中，个体分到的平均福利和激励机制（incentive）就相对较多，队员也会因此更受鼓舞，变得更有干劲。

然后，在小团队中，成员之间因为“熟人压力”、更容易彼此“监视”，从而避免队伍中有人“搭便车”（freeriding）、不劳而获的现象。

最后，团队中成员相互沟通协作是需要成本的——这包括时间、精力等，也包括制定合作的协议和框架本身所需要的成本，统称“组织成本”（organizational cost）。如果说团队合作是一种交易的话，那么这些沟通协作产生的成本就是一种“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团队越大，其运行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就更多；每个人除了需要做好分内的事以外，还要花额外的力气来跟彼此交流。这就是另一个小团队比大团队更高效的原因。

《三个和尚》的故事体现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激励问题、便车问题和交易成本问题。

由此可见，哪怕是再简单的事，但凡涉及多个个体之间的协作，就会涉及激励机制、搭便车现象和交易成本——有些制度可以使得合作变得丝滑，有些制度则反之，而这些正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制度经济学著作《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详细分析了团队大小的问题

契约的质量决定发展的质量

2024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给经济学奖的评语是：获奖者研究制度如何产生，以及制度如何影响繁荣（“For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

城市的物理空间背后是各种经济力量——政府的政策、开发商的资本、社区的投入……这些力量能否“被拧成一股劲”、共同塑造优质的空间，也取决于制度是否设计合理。

我在之前发布的《中国式小区衰败：复杂契约遍地坑》 一文中提出，中国小区维护难的问题，将政治经济学中的几个经典原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小区运营需要合理的制度 | 摄影：莫逆

小区维护需要稳定、持续的资金投入，而社区中钱的筹集和使用又涉及物业公司、业主、开发商和市政府这四个角色间的多方互动。交易对象一旦多了，合作就会变得困难。

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合作有根本缺陷，因为两者的目的不一致：开发商在售楼时希望承诺压低物业费来吸引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而物业公司则需要反映市场供需水平的价格来提供服务。

业主之间也存在集体行动的问题：在大型小区中，业主委员会缺乏监管以及由于部分居民“搭便车”而导致公共设施得不到充足维护的现象并不罕见。

在政府政策方面，一些城市对物业费和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管控或许过于严格，最终成为了业主和物业公司花钱办事的阻碍（华中某城市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共有65亿元的维修基金，但其中只有1.19%的钱被成功提出、用于小区维护）。

在中国，小区维护是一项由业主、物业公司、开发商、市政府四方签订的复杂契约，涉及企业的结构、业主间的组织与合作以及政府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等多个繁杂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产生“制度失灵”（institutionalfailure）的现象。

制度创新的经济潜力

制度结构决定经济发展水平，但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能不断优化制度，让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变得更顺畅，那么经济发展的潜力将是无限的。

2023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通过体检、规划、设计、融资等多方面合作，推动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

在城市更新中，文物保护和新项目开发如何平衡是个难题。在很多城市，文保让城市更新在项目规划、融资以及拆迁等方面都加了难度。我在今年夏天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时，通过分析纽约城市更新的经验，指出文保和地产之间或许可以相互促进——前提是要有巧妙的制度作保障。

在纽约，许多文物单位（如老教堂）因为被列为历史遗迹，无法进行扩建或改造。这导致这些文物单位只能依靠捐赠创造现金流，经营变得艰难。

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如法国），政府通常会为这些经济能力有限的文保单位提供补贴。但纽约政府却不愿直接投资。相反，他们通过制度创新，发明了“空中开发权”（air right）——即每个建筑物上方都有一定的开发权，虽然文物建筑不能扩建，但这个权利依然存在。于是，纽约政府宣布这些权利可以交易，其他想建高楼的产权人可以从文保单位那里购买这些未被使用的开发权。例如纽约市的文物St. Bartholomews Church教堂将4600平米的开发权卖给了摩根大通银行建设新总部。

通过这种开发权交易，纽约政府无需投入资金，其他市场主体即可付钱来解决问题，并且产生三全其美的效果——文保单位得到资金，开发商得到新的开发权，政府未动用财政资源即可达到公共目的。即便是历史文物，也可以通过政策创新发现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并为地产开发和城市更新带来额外的生命力，这展示了制度的力量。

换个角度去看身边的种种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通过制度经济学分析了国家和地区发展这些宏大的问题。但我却认为，制度经济学能带给我们的启示可以走出经济学的课堂。

在任何领域——无论是生活中的团队协作问题，还是小区、城市甚至国家的治理，只要需要合作，就会涉及制度。好的制度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而这种个体间的互信可以累积成个人对更广泛的集体以及制度本身的信任；充满信任的团队和社会能够让人们更加充分地释放其创造力。

有时我们认为是因为资源不够而产生的问题，可能反而是制度的问题。这时候，如果只是拼尽全力去投入精力和资本，而不去改善信任的基础和合作的制度，效果反而会南辕北辙。

或许我们都可以在身边的种种大事小事中，体会制度的力量，以及它的可塑性。

《创造大都会：纽约空间与制度观察》，作者：罗雨翔

上海三联书店 | 后浪，2024年8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不成熟研究，作者：罗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