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云（ID：tenyun700），作者：连清川（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原文标题：《如何用互联网的方式“重启”西南联大？》，头图来自：《西南联大》剧照
1938年2月，当时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教书的清华大学文学教授闻一多，听说了国民政府准备组建步行团，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的消息的时候，立即报名参加。
许多人对于闻一多的决定大惑不解。因为从长沙去往昆明的安排有几种，体力较弱的老师，以及女生，安排汽车送去。闻一多的身体状况不算好，并且文学院的教授，向来应该是孱弱的。
▲闻一多（剧照图）
但闻一多的决定和他对战争的看法有很大的关系。他以为，此前的学术生涯中，他总是在书斋里的，并未见到真正的中国。只有通过这样的徒步旅行，才能接触到真实的中国。
后来被命名为“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支队伍，由30多名教师和284名学生组成，在2月19日从长沙出发，4月28日到达了昆明，正值清华校庆。过了几天，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
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闻一多。他从一个典型的文学教授，成为了一个积极从事于现实政治的民主运动人士。但被改变了的不仅仅是闻一多而已。当时的学生也和后世的现实主义者一样，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旅行团中的许多人，因为这次的经历，开始研究边疆问题，宗教问题，农业问题，也有人因此成为了革命斗士。
01
284名学生，在战乱的年代里，经过了中国最为贫穷与险恶的地区，多次遭遇土匪，进入人迹罕至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峦叠嶂的瘴气之地，却无一伤亡，完璧归赵，堪称奇迹。
但更加堪称奇迹的，却是西南联大本身。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不多时日本侵略军即占领了北平，旋即又占领了天津。他们在天津轰炸的目标，第一是政府大楼，第二便是南开大学。校区成为一片废墟，而日本当局竟然在东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
北京的学校尽管未曾如南开那样悲惨，但日本已经开始准备接收大学，组建亲日的学校当局。留在北平，恐怕惟有效力日本人。
国民政府已然决定开设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但是没有多久，形势变化，日本军队开始攻击长沙，于是便再次决定迁校昆明。
▲西南联大师生的合影（剧照图）
西南联大是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学校所组成的，学校存续至1946年5月4日最后一期毕业典礼，随后北归，一共历时8年，与抗日战争同等时日。
世界上何曾有过一所大学，是在战争期间连续存在如此之久，并且不曾断过一天课？在形势最为紧急的时间里，甚至连云南看起来都岌岌可危，还要继续迁移。
这倒也罢了，在西南联大开学期间，日本战机频繁轰炸，曾经直接炸毁了校区中的几栋建筑。然而当时的学校三常委之一，原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说，马上修，马上上课。
昆明地势平坦，无法开掘防空洞，所以防空警报来时，师生们便往附近的山坡疏散。但防空警报后来竟然被习以为常了。学校建立了两个特殊性的惯习：针对空袭的特别课程安排，以便每天正常上课；而教授们的家屡屡被炸毁，于是搬到附近农村去。由于住处离学校较远，周培源竟然买了一匹马，每天骑马去给学生上课。
这样的经历，说到底也不过是西南联大辉煌的注脚而已。作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西南联大的成就，放在任何历史时期，乃至整个世界范围之中，都是震铄古今的。
三校合并，常驻的教师多数时间接近300左右。非常时期，学校少有职员，而每天给本科学生教课的，都是如今拿出来令人瞠目结舌的，中国学术史上的奠基人、世界知名的学者、以及迄今都难以超越的学术泰斗。
且都不说梅贻琦、蒋梦麟和胡适这些校院领导了，任何一个院系，都有着一批无法超越的名字：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外文系的叶公超、吴宓、钱钟书；历史系的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哲学系的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算（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物理系的吴大猷、叶启孙、周培源，经济系的陈岱孙、社会学系的潘光旦、费孝通……
▲西南联大老照片（图/网络）
许多教授，在历史的风尘中已经淡漠无闻，但在学术界与当时，都是一时之翘楚，例如曾经担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历史学家雷海宗，数学系的杨武之，地质地理气候系的赵九章。
在那时，素质教育已经是共识。杨振宁的一年级，给他上公共课的，英语是叶公超，中文是朱自清。
老师如此，学生呢？
西南联大8年共毕业本科生及研究生一共近4000人，为当时中国之最。在这其中，有两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都是吴大猷的学生；获得中国“两院”院士的西南联大校友，有17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8名，其中包括杨振宁的同学邓稼先。
在1948年颁发的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中，有27人出自西南联大。
更多的人看见了他们的光芒，却并没有看见他们的西南联大背灯：中国佛学研究的当代大师任继愈，作家宗璞，院士及国家领导人徐匡迪，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彭佩云。
02
在2020年的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白庚胜提出的《合理构建西南联大文化、IP和政企文旅融合项目提案》，恰恰在于要恢复西南联大随着岁月而逐渐暗淡了的荣光。而在白庚胜的提案中，却不仅仅着眼与云南一地，在我看来，确是高标之见。
当我们今日回顾西南联大之时，如果仅仅看见联大旧址上的一座校门，冯友兰的一块纪念碑，以及在联大旧址上的几间校舍，却未免低看了联大的历史，及其在那个时代中风起云涌、纵横捭阖、热血沸腾以及苦心孤诣的教育、学术、救国与思想的总体结构。
1937年，当日本占领北平与天津之时，清华、北大与南开三校的教师各自流落。有些滞留敌占区，有些已经先期逃离，有些不知所措。许多教授已然做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准备。当校园南迁之时，许多人经历万险，才到达昆明。
就路线图而言，闻一多与300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固然凶险，但其它师生的道路亦未必平坦。纪录片《西南联大》中，即列出了几条并不通畅的道路：
陈寅恪先生从长沙出发，穿越湖南、广西、广东，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港，坐车到河内，从河内坐火车到磐山，最后到达昆明；
许多从北方出发的学生，从北京逃离到天津，在天津坐船到香港，换成船只再到海防，从河内坐火车沿滇越铁路到昆明；
华罗庚和赵九章从英国伦敦出发，坐船绕过欧洲，进入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横跨印度洋，穿行马六甲海峡，到达香港；然后又从香港出发，坐船到西贡，然后在陆路一路向北到达河内，再坐火车到昆明。
这是何等凶险的旅途？
西南联大的校区也不仅仅是如今云南师范大学所在的几栋破旧的小楼而已，且不说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北京清华北大的旧址，如今长沙的中南大学，有着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遗址；而在云南，事实上也有着两个校区，一个是西南联大，还有一个在小城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
1946年，当西南联大离开云南北归时，他们留下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大。可是何止于此呢？梅贻琦指定郑天挺成立了西南联大附属的中学和小学，而今安在哉？
▲梅贻琦（剧照图）
而在重庆，张伯苓重新创办了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它也曾经在日军的轰炸中几度塌毁，难道不也正是西南联大的遗产么？
在昆明郊区的乡村里，在蒙自的南湖畔，散落了许多曾经风华正茂，而后来堪称圭皋的中国学术界先贤的踪迹，有闻一多与华罗庚共同的蜗居，有金岳霖的书桌，有周培源的马厩，有梅贻琦夫人做点心外出售卖的厨房，这点点滴滴，不正是构成了西南联大的风骨与沧桑吗？
在困顿的岁月中，闻一多靠帮人刻印贴补家用，学生则买一碗茶便支撑一天的自学，教授和学生们各自帮人做家教，家属们则种菜养猪。昆明岁月，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学园，而更多是人世艰难而勉力苦撑的艰辛责任。
诚然，岁月变迁，90多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要重新去寻找西南联大，它的教授和学生的踪迹的时候，怕早就已经湮灭，不再有迹可循了。然而，新技术却再次创造了它的可能性。
早在几年间，云南政府便同互联网公司合作，创造性的推出了“一部手机游云南”的服务，利用网络技术，解决诚信购物、无忧退货问题，又加增了租车、景区导览、找厕所、拍照识花等功能。我不禁在想，这些技术创造了何等重构西南联大的契机啊。
在物理旅行上，从北京天津，到长沙，到湘黔滇旅行团的路线，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怀古，在蒙自文学院的缅怀，在西南联大旧址的致敬，这是容易形成的文化旅行；
而在技术上，若能将这个囊括了京津湘滇四地，包含了数千教授与学子的作品、思想、经历与创造，浓缩在一个硬件之上，变成西南联大的一个集成器，又该是多么善莫大焉的一个行为。
重塑西南联大的动作早就已经开始。今年，云南省委宣传部、腾讯影业、润禾传媒、优酷联手打造的电视剧《我们的西南联大》，就是依托西南联大打造的剧集。主创团队研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人物传记、回忆文章，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人物、故事、情节的设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计划今年将在央视播出。
“西南联大”作为云南最重要的超级文化IP，这样的“影”、“游”联动项目旨在探索“影视塑造+文旅融合”的路径，期望以数字技术为介质，通过影视、文学、游戏、动漫、音乐等数字流行文化，对云南地方传统文化进行IP内涵转换和转型升级，推动文旅产业跨越式发展。
向年轻一代人普及西南联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无论是面对民族危难时的切身体会，还是艰难布道的教育责任，都难以用言行去教化。好在，互联网思维下推出的“新文创”，能够把这一切转化成现代语言，让更多人见识到西南联大这个“大IP”的价值和传承意义。
03
中国人每每提及八年抗战的时候，便容易悲情化。自然，一个国家遭受外来侵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天然便有悲情的因素在。
以西南联大而言，必然有强大的悲剧因素。被侵夺和轰炸的校园，流离逃亡的教授，千里奔波的学生，躲避炸弹的教学，清苦无依的学习，物价飞涨无以稻梁的日子，哪一桩哪一件不能是满满的眼泪。
▲曾昭抡（剧照图）
但若是如此的话，便实在贬低了西南联大的精神。
西南联大建立之初，国民政府便委托成立校常委会，由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三人之间颇有渊源。张伯苓是梅贻琦的老师，而梅贻琦是蒋梦麟的同学。在机构设置上，并没有谁大谁小之分。
其后，真正管理学校的，其实是梅贻琦。张伯苓是让，而蒋梦麟是退。共同的理想和方向并没有变，但责任与妥协，形成了西南联大完美的管理；
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无论这些教授各自出自何校，到最后的共识却都是“三校一家”，文人相轻的历史传统，竟然在外部压力之下，消弭于无形。
钱穆在到达西南联大之后，开始写作《国史大纲》，他想要寻找的答案，是在如此巨大的国难之前，中国到底有什么力量能够保持永生？这部本当只是一部学术著作的历史，却在甫一出版，便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
但这却并不是给出的惟一答案。在西南联大时期，许多教授获取了终身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金岳霖的哲学史作品《论道》，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都在此时完成；
华罗庚完成了几乎是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堆垒素数论》，李约瑟到了中国来，给《自然》《科学》杂志带去了数十篇由西南联大师生完成的论文。吴大猷在此刻潜心研究原子、分子结构等当时全世界最为前沿的科学，并和王竹溪一同指导学生。在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们都第一时间写信给吴大猷，告诉老师，他们的成就，都来自于在西南联大时，他为他们开启了科学之门。
▲冯友兰（剧照图）
这便是西南联大的实质，一切战争与人生的苦难尽管都会作用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但是他们用生命、热爱和科学，去回报世界无辜加诸他们身上的苦难，并去寻求民族和人类更加崇高、伟大的使命。
这并不是苦难的行军，而是在苦难之中蒸发出来的热腾腾的生命热情，责任意志与人文精神。
我想说的，重启西南联大，用文旅的方式，用影像的方式，用互联网的方式，重新给西南联大注入活力，把其中的人、事、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复活过来，它不仅仅是造就一个产业，而是我们对于那一代先贤为我们所创下教育、文化、思想、责任、道德、民族等等基业的回报，并且，是我们理解和生发我们的民族活力，继续所需要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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