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现代商业评论（ID：guanlixueren），作者：郝亚洲（作家、企业管理策略专家），本文为《诸神的黄昏：旧制度和管理大革命》系列的上篇。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非同小可的重压与焦虑感的时代。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当它降临之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当下环境中，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迫使我们对之加以关注。 ——阿诺德·汤因比（英）[1]
2019年夏天，美国财务专家马克珀洛斯（Harry Markopolos）发布了一份长达175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称通用电气隐瞒了381亿美元的潜在损失，通用电气涉嫌财务欺诈，而此行为可以追溯到杰克·韦尔奇掌舵的1995年。
此报告一出，市场哗然。虽然通用电气回应说指控不实，但并没有挡住这家老牌工业巨头的式微之势。
近两年关于通用电气的衰落成了很多人讨论的焦点。不过有人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需要通用电气衰落买单的是杰克·韦尔奇，而不是吸引了过多火力的韦尔奇的继任者伊梅尔特。韦尔奇复兴通用电气的两大法宝：股东利益最大化和“数一数二”战略为今日通用电气之衰落埋下了祸根。正是因为要维持股价和资本回报率，导致通用电气缺乏了对创新项目的孵化耐心。短期高回报让通用电气后期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并购，而不是内生性的增长。
这个观点过于残酷，招致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其残酷性并不在于对“世界第一CEO”韦尔奇的批评，而是在于对其“数一数二”战略理念背后的底层思维的颠覆。因为正是杰克·韦尔奇，使得在1980年代略有式微的德鲁克再度辉煌。“数一数二”脱胎于德鲁克的“目标管理”体系，而当时正值从日本回归美国的戴明管理体系生机蓬勃。戴明注重过程，德鲁克注重结果，两大流派在某种层面进行了论战，甚至可以看作是日式东方管理和美式大工业管理的一次平等对话。
期待率领通用电气再上巅峰的韦尔奇请教过德鲁克之后，旋即提出“数一数二”的战略构想，并对通用电气进行了集束式组织再造，这种超级事业部制旨在打破组织内外的利益墙，以竞争力为单位构建模块化簇群。而韦尔奇考量旗下公司表现时的两个要求就是，行业内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数一数二、具有远高于一般水准的投资回报率。
在韦尔奇带领下的19个年头里，通用电气始终处于领跑者地位，甚至变成了一家金融化的公司。而德鲁克也顺势被认为是韦尔奇背后那个起到关键作用的人。
起死回生、永续辉煌，这似乎成为了对当下所有管理研究者和企业实践者的终极诱惑。面对巨变的市场、难以捉摸的用户和不知会从哪里冒出来的跨界竞争对手，我们总是喜欢用一种过时的理性抚慰源自内心焦虑的本性。这本身就是时代的吊诡之处。德鲁克被放到神坛上无限放大，我们不是出于崇敬，而是仅仅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丝贪欲。
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将通用电气的衰落完全归咎于德鲁克和韦尔奇在1980年代初的那次会面，我们也不得而知如果德鲁克还健在的话，他会如何评价新市场环境下的通用电气。历史不能被鲁莽归因，也不可以做任何假设。但并不妨碍我们回到历史深处，从更广阔的视野里重新发现德鲁克。
一、哲学的革命
1966年10月，米歇尔·福柯又出版了一本晦涩难懂的书。但让出版商和福柯本人感到意外的是，首印3500册竟然很快售罄，此后就是几乎隔月就要加印几千册。这种销量水平对于哲学著作来说，已经属于现象级了。当年夏季的《新观察家》上，即有人就发表过一篇预言性质的文章，说“福柯的书都是畅销书”，这来源于福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世界，同时又对当时主宰着法国哲学界的“存在主义”形成了巨大冲击。[1]
早在1961年，福柯就在一篇评论康德的文章中树立了一个观点，“上帝之死是在人的死亡中实现的”。这一观点也构成了他在1966年的哲学畅销书《词与物》的核心思想，福柯深化了尼采的“上帝已死”。尼采看到，随着理性主义的无限制扩张，人用“自大”亲手杀死了自己缔造出来的上帝，换言之，人的理性主宰了一切。福柯却看到，理性正在消灭人自身。
这是康德以来的悲剧。
把人作为目的，是近代人文学科的设置目标，这又是在一个具有相对固定的“知识型”[2]中确立的。在《词与物》中，福柯在划分了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当代认识型，并认为从现代认识型向当代认识型过渡的中介人物是尼采，哲学形式也相应从“人类学”转向“考古学”。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知识型和托马斯·库恩创造的“范式”类似，范式适用于解释科学革命的不连续性，知识型则可以解释人文社科发展的不连续性。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个观点，那就是人类历史并非如我们所想，是一个缓慢渐进的线性发展过程。这一点，我在后面一章论述人类价值观时会有提及。
历史的不连续性意味着构成历史要素的知识具有不连续性，其中必然存在某种断裂，而在断裂中发生了“跳跃”。最早明确提出断裂理念的是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拉什[3]，他从科学知识和日常知识的认知断裂以及科学知识之间的断裂出发，提出“认识论障碍”。并认为造成这种障碍的是人类的“习惯”。“习惯”会阻止我们认知新生的事物，但同时，我们在努力运用各种知识解释新生事物的时候，会不经意间引入新的动力，从而产生“跳跃“的力量。
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深受巴拉什的影响，进一步提出连续进步的历史哲学观只是一种神话而已，且知识的生产受到了当时当地的诸多条件的限制。
这些都深刻影响到了福柯。带着“断裂“的眼光，福柯将知识史纳入到了”知识型“中去，提出了三个知识型理论，即上文提到的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
知识型是一套语言规则，也可以说是“装置”，它限定了某一个时期内的知识生产的逻辑和表达。它就像是心理学上的“无意识”，是知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知识型和历史无关，它是由权力体系和制度体系决定的，是一套话语和实践不断融合的空间概念。在这个空间里，知识具有异质性和流动性，且可以进行不断分拆和组合。
知识型的提出消灭了作为知识主体的人的地位。在现代知识型中，人作为知识的客体认知对象已经失去了其在哲学上的意义。福柯眼里的人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人类学中的人。其来源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问：
我是谁？
我可以做什么？
我可以希望什么？
康德之后，直到尼采，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以回答康德的问题为己任。由此理性也从有限性出发，进入了无限的境界。福柯认为，“人”是一个近代人文知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它并非天然存在。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的主体意识得到唤醒，一直到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作为理性抽象的人得以存活的时间不过几百年。
从古典知识型到现代知识型，借助生物学、语文学和政治经济学，人从理性的主体变成了既是被认识的客体，又是认识的主体，至此，人才算是正式“诞生“。
但尼采的出现如晴天霹雳劈了下来。他借“狂人”之口，大声宣告我们人类自己造就的上帝，已经被我们自己杀死了。这既是对当时宗教无力于社会现状的终极评判，也是对理性主义的有力控诉。尼采不但反基督教，更是对与之匹配的理性主义开了火。从柏拉图“洞穴中人”开始，延续了千百年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已经随着人对上帝的僭越摇摇欲坠。哪里有什么可被认识的和不可被认识的两个世界，在尼采看来，分明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爱恨情仇的世界。
信仰的危机也是信仰的自由，要重估一切价值。
上帝与人既是父子关系，也是孪生兄弟，上帝已经死了，人也注定不能存活。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人文知识发展到现代知识型，整个知识体系一方面在杀死了上帝，一方面也正在杀死人。福柯在《词与物》的结尾处写下了那句被世代传颂的名言“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4]
二、转折1966：迪伦、斯隆和德鲁克
就在福柯出版《词与物》的同一年，欧陆之外的美利坚也正处于一场思想动荡之中。
1966年5月的一天，鲍勃·迪伦和约翰·列侬在一台车里尬聊了好久。镜头里的迪伦显得很局促，说话含糊不清，不停地变换着坐姿，期间还点了支烟。列侬倒是还算沉稳，靠着车门，后背笔挺地坐在那里。列侬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两个人都喝大了，但他很紧张，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迪伦的“地盘”上。彼时，鲍勃．迪伦在英国进行电音巡演，正值所谓高光时刻，却全然不知一场命运对他另有安排。
从英国回到美国不久，一场摩托车车祸让鲍勃·迪伦终止了巡演，并进行了长久的休养。像滚石一样的迪伦沉寂了，披头士却开始拥抱商业，并获得了成功。另一位才华洋溢的音乐诗人科恩也在此期间迅速崛起。倒是迪伦退守的地方伍德斯托克，在1969年名声大噪。一群“要做爱，不要战争”的青年人，把乌托邦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就像当时媒体评价的——60年代意识的转折点，年轻的革命者摒弃不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走在他们的路上。
“垮掉的一代”要让一个时代整段垮掉，但同时他们也指明了新的潮流。
1966年的迪伦正值人生第一个巅峰，也经历了最大的争议。那就是他在试图扯掉自己身上民权运动“爱豆”的标签，向更具有探索性和潮流性的摇滚乐转变时，他成了民谣的叛徒。在迈克·琼斯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民谣在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谣向来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属于人民音乐。
“人民的“和”商业的“在当时是对立状态，“人民的音乐就不能够从廷盘巷生发出来，因为出于牟利目的而做的音乐，将无法承担聚焦于并用以反对无论何种形式的压迫的斗争的任务”，显然迈克·琼斯说的以牟利为目的的音乐就是电音。
迈克·琼斯认为，对大西洋两岸的复兴者而言，电吉他也确凿地象征着“商业主义”。因此，插电的吉他和不插电的吉他就是两种意识形态，一边代表着沾满铜臭的工业，一边代表着纯粹的人文精神。
就在迪伦在英伦大放异彩的前一年，他发表了一张无论是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时代，还是对于音乐，都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专辑《重返61号公路》。整张专辑在电音变奏的辅助下充满了荒诞的意象和疯狂的表达，倒是很吻合迪伦说的自己就是“垮掉的一代”。除了让他蜚声文坛的《像滚石一样》之外，还有一首叫做《来自别克6》的歌曲。歌词内容关于一位“垃圾场天使”，
“you know I need a steam shovel mama to keep away the dead，I need a dump truck mama to unload my head”。
工业垃圾厂、蒸汽机、自卸车，这些被赋予了“妈妈”或者母体的意象，迪伦放弃了简单直白的反抗，而是开始了嘲讽和戏谑。
通用汽车旗下的别克6顺势成为了一个经典符号。
1966年，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迪伦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而在早些时候的2月17日，通用汽车的掌舵者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去世，享年90岁。这是另一种时代的结束，而且这个时代和迪伦彼时彼刻的人生背景板涂抹在了一起。
相较于底特律另外两大巨头公司的缔造者亨利·福特和克莱斯勒，斯隆不是一个技术发明家，也没有什么传奇的创业经历。相反，他是一个颇有些家庭背景的职业经理人，而且性格相对安静。
但斯隆在商业史上享有的地位，却是至尊级的。
如果说老福特用一条灵感来自于屠宰场的简陋流水线，将美利坚合众国架上了四个轮子的话，斯隆就是让这套动力体系坚不可摧的那个人。斯隆的方法是运用了“管理”这门手艺。印刷于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将其定性为“现时代最为杰出的管理实践者”，甚至斯隆的老对手小福特也盛赞其为“极少数造就汽车历史的人物之一。”
通用汽车从一个效率低下的松散集团变成了后来的高效大公司，这种转变不但逆袭了凭借T型车风光无限的福特汽车，更是把美国商业拉入了一个全新的管理时代。以至于德鲁克认为通用汽车就是美国大公司的代表，
“通用汽车公司的制度决策、它的成功以及它所面对的困难与失败都与整个美国工业息息相关”。
德鲁克在1940年代撰写的《公司的概念》一书就是以通用汽车为样本。通过描述通用汽车的运作机制从而论证大公司在大工业体系中的存在合法性以及必要性。德鲁克的立论在于“公司的本质和目标不在于它的经济业绩，也不在于它形式上的准则，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公司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公司与公司外部公民之间的关系。”[5]
故而，公司是社会性组织，是人本组织，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是生产手段。《公司的概念》在根本上，就是德鲁克通过通用汽车来完成自己的论证。在论证过程中，“分权”成为了一个异常显眼的概念。
在二战之前，大部分公司采取的是集权模式。在战时，很多公司进入了军工生产的领域，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为盟军生产武器装备。比如被李·艾柯卡忍痛卖掉的克莱斯勒的一个坦克工厂，就曾经被称为“民主的兵工厂”。从民用到大规模军用生产，“集权”的效率显然不比“分权”高，因为“分权”从战时就逐渐进入了大公司的经营体系里。
德鲁克在调研通用汽车期间，发现“集权”还并不为广大经理人接受。事实也是如此，通用汽车的“费希尔分部”采用的就是集权模式，而且效率始终保持的很稳定。通用旗下的雪佛兰更是如此，以至于德鲁克在《旁观者》里回忆，当时雪佛兰的领导总是想找德鲁克搞明白一件事，他到底该如何做分权。
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里一阵见血，说通用汽车体系里的这些超大分部，运作起来和苏联的“托拉斯”一模一样，有着很高的生产效率，但是不接受市场调节。
既然效率都差不多，到底是分权还是集权呢？
德鲁克决定一锤定音。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看，即使集权体制的成本会计体系紧紧依赖于真正的市场，它的效率也不如分权体制，因为后者可以得到成本会计体系和市场的双重调节。”[6]
通用汽车之所以进行大力分权，因为斯隆。德鲁克在《旁观者》里有一章是专门评价斯隆的，题目就是“斯隆的专业风采”。德鲁克认为，斯隆深知福特和克莱斯勒节节败退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缺少了专业的管理。斯隆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者，他觉得自己必须要让后人知道什么是“专业的经理人”。
为突出“专业”的重要性，斯隆在回忆录《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让自己退居文本背后，斯隆要写的是通用汽车，而不是自己，也不是哪几位明星高管。斯隆首次把“权责分明”的理念带给了商界，这就是专业的表现。
斯隆带领着通用汽车走向了辉煌，也借助着德鲁克和钱德勒，把“分权”推广到了更广泛的商业世界中。这样，理论和实践两条线索并起，美国商业史进入了“管理”的时代。
在《纽约时报》的悼文中，提及了斯隆生前的一次内心之痛，发生在1936年年底至 1937年年初的弗林特工厂大罢工。这座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工厂持续 44天进行罢工，要求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也震惊了全美。最后，美国警察不得不动用催泪瓦斯向被工人占据的工厂发起了进攻。福特汽车也紧接着遭遇了大罢工事件。
这被认为是美国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挑战，工会逐渐成为了制约底特律三大车商的重要力量。
就是这段斯隆的个人史和民谣史有了交集。
在罢工期间，工人们高唱着老民谣《凯西·琼斯之歌》，他们像战士一样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力。凯西·琼斯是19世纪里一个铁道员，他因为舍己救人成为了美国的人民英雄。通用汽车的工人想表达的是，他们有着坚不可摧的信念。
民谣复兴运动就是伴随着工人们对工厂的反抗逐渐开始的。此外，度过了20世纪初的黄金时代，美国在1930年代进入了大萧条期，游吟者越来越多，民谣开始发挥了出了体现集体主义力量的作用。
经历了罗斯福新政，美国在汽车工业和日用消费品业的推动下，进入了消费时代。但文化上的阶级对立始终存在，并且随着1960年代~1980年代美国经济在日本和中东石油供给国的双重施压之下，加之肯尼迪被刺，更多的年轻人在越战战场上失去了生命，美国的民众情绪逐渐被推到顶点。对大公司的讨伐和对政治的不满，使得“新左派”在年轻人群体中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思潮。
1960年代的美国商业境况被一些美国商业史学家定性成“寒冬期”。除了垮掉的一代和反消费主义浪潮，大公司自身的管理也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以麦克纳马拉为代表的“蓝血十杰”把财务主导理念带入了大公司，从汽车工业开始，保守的财务策略压制了创新的冲动。名校出身的职业经理人成为了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他们没有从一线做起的经验和耐心，甚至鄙视生产和一线工人。
底特律三巨头的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突然之间出现了问题，这也给了日本车商一个绝好的进攻机会。在李·艾科卡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艾科卡被小福特踢出福特之后，取而代之的一个由麦肯锡咨询顾问组成的团队。这些人是天生的精英，他们的眼里只有数字、数字和数字。
管理层和一线业务层的沟壑越来越大，蓝领们的反抗情绪自然就不断高涨。“平等、自由、博爱”这个支撑资本主义起家的理念，再次成为了民众为争取自身权力的指引。尤以马丁·路德·金在1964年的“我有一个梦想”最具代表性。
那是一个运动频繁的年代。
所有的反抗根源，都在于工业化让人们变得空虚、冷漠。最具激情的年轻人希望重新树立价值观，打破那个被流水线隔离起来的精神藩篱，他们用音乐进行着狂放的表达，他们把乌托邦的梦想最终构建在了伍德斯托克之上。鲍勃·迪伦自然也是“垮掉的一代”中的一份子。
在电影《醉乡民谣》[7]的结尾处，格林治村的小酒馆里，有一个带着口琴抱着吉他的年轻人正坐在台上表演。那就是刚刚从家乡跑到东海岸的鲍勃·迪伦，在电影里，他就像一个梦想接棒者——有人梦碎离开了，但也一定会有人填补他的空缺。
因此当迪伦在1966年带着插电吉他巡演的时候，人们认为他背叛了梦想，开始向工业低头，开始向金钱谄媚。
事实上，“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德鲁克思想底蕴。他在《公司的概念》里明确了“自由企业”的说法，并认为这关系到了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捍卫，关系到了美国到底能否为世界和平做多大的贡献。因此，德鲁克说
“我们要比自由企业的反对者更多地质疑现有的体制。”
故而，《公司的概念》是在明确自由企业的合法性，并为之能更好地在美国发展做出鼓吹。
德鲁克的内心也藏着一份Peace and Love。
1966年，中年德鲁克写出了一本被誉为“管理者圣经”的著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有效性”是一个极为暧昧的概念，想说清楚不容易。但是德鲁克选择了在如上文描述的时代背景里进行集中阐释，我们可以理解成这是在针对某种已经误入歧途地商业文化开药方。因为德鲁克开篇就明确了“有效性”绝不等于“效率”。
德鲁克看到了未来已来，那就是知识工作者的崛起（这在他的《财富》同事加尔布雷斯那里叫做“专家”）。这股潮流势不可挡。比如，《纽约时报》在1959年8月9日刊发了一篇名为《黑人中产阶级崛起》的文章，里面谈到受教育的黑人越来越多，他们愿意到北方去，愿意到城市里去。他们愿意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被平等对待。现实也是如此，黑人正在中产阶级里的重要力组成部分。
德鲁克看到了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开始大批量进入公司。此前，这些专业人士都是跑单帮的，最多带一个助手。他们有效性只对自己起作用，但现在不一样了。一个组织里的知识工作者如果仅仅是朝九晚五，而不去思考，那么他虽然满足了岗位的时间要求，但距离工作的有效性还远远不足。
追求效率的人是“把事情做对”，追求有效性的人是“做对的事情”。区别就在于，你到底是为了别人的成果在做事，还是为了自己的成果而做事。
德鲁克有一段论述堪比霍金的“鱼缸里的金鱼”。他说，管理者受到了组织的局限，他看到的世界是一个被组织加工过和抽象过的世界。当德鲁克说“组织只是一个点——没有大小，也灭有延伸”的时候，其背后的意思是组织是环境的产物，管理者的有效性之一就是不要被内部视野所局限。
“组织的存在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服务于环境”，因此组织的成果一定是在外部产生。往小处说是体现在用户价值和市场份额上，往大处说是体现在社会责任和社会创新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往前推进一步，那就是最小的组织单位是个人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人身上设定自己的成果。
他人不是地狱，而是责任。
一个有效的管理者一定是具有这种外部成果观的人。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大公司变革几乎都会采用团队小型化的方法。
管理而不是科学管理，一个区别就在于你面对的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知识工作者。管理要想办法解放人，让他的工作变得有效。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有效性呢？我认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做他该做的事，也就是他擅长的事。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通才，即使你是一个百科全书学派的人，在一个组织中也无法去僭越在某一门类中有特种知识的人。
知识会为每一个人找到各自的岗位。
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看，德鲁克提出“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其实是有意打破日益流水线化的大公司价值观，进而建立一套人本主义思想体系。当时的美国社会里，个体和系统之间的对立到达了顶点。青年人向用伍德斯托克来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德鲁克则要用”管理“来建立一个更具善意新世界。
但他失败了，因为大工业时代缔造的组织理念不可被任何人摧毁。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更像是CEO们在荒腔走板之后寻求心灵净化的工具书。
三、德鲁克的历史困境
德鲁克对康德的崇拜表达得很直接，称其为“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8]。德鲁克在预言苏联解体和信息技术正在带来一场全新组织革命的时候，试图在用自己的渺小来衬托康德的伟岸。德鲁克谦虚了，因为我们在论述管理的时候，无法绕过这位巨人。如果说康德是哲学界的哥白尼的话，德鲁克就是管理界的康德。康德并非德鲁克的情怀，而是时代的造就，亦是限制。
何解？
如果鲍勃·迪伦始终背着民谣的标签，如果他没有向工业主义转向，他就一定可以做他自己吗？现在我们知道的是鲍勃·迪伦，而不是“那个唱民谣的迪伦”。
迪伦成功了，但德鲁克意欲为工业世界传递的人本主义理念成功了吗？在福柯的那个制造了“人之死“的现代知识型中，德鲁克试图找到理性和非理性的中间道路的思维模式，会取得成功吗？
人本主义在1960年代到达了一个巅峰，尤以马斯洛为代表的心理学人本主义为代表。人本主义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哲学理念，强调的依然是康德、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意识”，强调人的责任、克服困难、当下性以及自我成长。德鲁克显然受到了人本主义的影响，人本主义的四个强调也成为了他构建“卓越管理的主要脉络。
早在德鲁克出版第一本著作《经济人的末日》时，就已经袒露心迹，他认为只有一个组织的社会才可以抵御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的到来。和尼采一样，德鲁克看到了基督教信仰和柏拉图主义的崩溃，欧洲文化内部产生了巨大价值真空。为了解决危机，尼采提出了超人哲学，一种放弃仰望星空，重回大地的全新价值立法者。尼采用“超人”摧毁了所有形而上学的虚伪，力图用一个可以不断进化、不断超越自我的理念把人类引导出理性主义的迷宫。
超人不是人，人仅仅是介于猿猴和超人之间的物种。奉尼采为精神导师的福柯认为，上帝死了之后，人并没有占据上帝的位置，那么人呢？人正在死去。
福柯所处的20世纪中期真是人类社会开启了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度的帷幕。在文化上，战后和战前出现了巨大的撕裂。在1960年代，欧美都出现了强烈的以年轻人为主的文化激荡，他们用非理性的、随意的、完全自我的，离经叛道的方式对抗着工业体制生产出来的一切事物，从艺术到政治，再到反抗大公司，他们拒绝承认本质，拒绝被塑造。所有这些，都在昭示着福柯所言的“人之死”。
1966年还有一件绝对值得关注的大事发生在思想界。1966年10月21日，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主题为“批评语言与人文学” 国际研讨会，时年36岁的德里达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文科学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发言。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位阿尔及利亚青年发起了对统治西方哲学界已久的逻各斯[9]中心主义的猛烈攻击。代表后现代思潮的解构主义得以亮相登场。
解构的目的是将结构拆散，将千百年来被认为视为的真理或者常识进行颠覆。解构主义要打破本质和现象的二元对立，并认为本质是流动的，变化的，且可被质疑的。没有了固定的本质，就意味着权威的瓦解。比如我们通过物体结构认知的桌子就一定是桌子吗？有着男人性特征的人就一定是男人吗？那个坐在CEO座椅上的人，就一定是企业里最有权势的人吗？如此，便打破了具有等级的二元对立，比如男性优于女性，上帝优于人类，精神强于物质等被社会构建出来的等级理念。
理解解构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观看周星驰早期的无厘头喜剧，对父权的排斥，对皇权的嬉戏，对成功和失败的重新解读，对边缘小人物的关怀，这些都是对经典的颠覆。
当中心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的时候，当被逻各斯中心主义遮蔽的边缘力量被重新唤醒时，语言和符号就进入了游戏的境界，差异化取代了整体性。也如王菲在歌中唱到，“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从“上帝已死”，“人之死”到“逻各斯之死”，后现代主义消解掉了形而上学的威严，世间万物都是渺小、独立且自由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差异性来对抗总体，以小叙事对抗大叙事，以偶然对抗规律，以欲望对抗灵魂。而这一切都在信息社会中得到了千万次的印证。
思想界的激进走势是否影响到了德鲁克，不得而知。但纵观他的管理思想体系的搭建过程，也能清晰看到一条线索，那就是从最初的人本主义构想慢慢转变到带有了些许解构主义色彩。1940年代，德鲁克出版《公司的概念》，他热情讴歌了通用汽车的大公司模式，并认为这种相对前沿的公司形式是对大工业时代最好的回应。尽管他始终在强调“分权”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分权”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官僚组织内部的自我协调 。
但在1989年出版《管理新现实》的时候，德鲁克在理论上做出了转向。他看到了自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的主导技术发展的理性出现了松动，也体察了信息技术的情感[10]。从理性到情感的转变，起到媒介作用的是“知识”。“我们从挥汗如雨的体力劳工作转变到产业工作，再转变到知识工作，但发展意味也意味着与过去果断决裂。”[11]
所谓和过去决裂，其实就是要发生一场革命的意思。对于这种革命，德鲁克从社会学和技术哲学两个角度给出了判断：
首先是美国代表的工业国家的突飞猛进，这种快速进步源于战后一股不可思议的商业力量。但德鲁克认为这恰恰是作为文化的商业被削弱的结果，他的意思是，商业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繁荣度，进而削减了自身的主流地位。在这背后是组织的作用，是管理的作用。是管理走出了商业组织的藩篱，进入到了更多非营利组织。进而，德鲁克认为商业终究只是工具而非生活。
其次，在技术哲学角度看，德鲁克认为信息技术带来了信息型组织，这是大型组织转型的唯一方向。其原因在于知识型员工的崛起。和19世纪中期的扁平化组织与现代化组织不同的是，知识掌握在组织的底层，而非上层。现代化组织出现了“中层“的概念，而中层是介于控制层和操作层之间的服务型员工。
显然，现代组织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来自于一旦中层离场，控制层和操作层之间就失去了衔接。这种不稳定却和传统的金字塔组织结构的稳定形成了悖论，即本来设计金字塔结构的初衷是为了提升效率和稳定性，但因为知识在其中的不合理地位以及人的多变性，而变得极不稳定了。
如果说德鲁克在研究通用汽车时，还是采用技术视角来看待“分权“，那么到了谈论信息型组织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自我革命。因为“分权”的结果无非就是产生更多的“控制-被控制”型二元结构，一个大金字塔里产生无数个小金字塔，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时代境况。
德鲁克开始了拆解自己苦心搭建起来的组织，那个曾经为通用汽车和美国大工业时代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公司架构。事实上，德鲁克在1983年就开始了对《公司的概念》的认真反思，他认为前后40年的最大差异就是一个崭新的雇员社会的出现，知识型员工崛起[12]。时代变了，问题或许不变，但答案一定会变。
从他对世人做出现代管理启蒙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了反启蒙，反思大公司管理的根本问题，人究竟在哪个位置上？在二战结束之前，现代大公司的运作模式一直都不存在问题，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工具，在一个稳定的外在环境中，追求一个可被预测的、可被机械化运作的、不容被质疑的“需求-满足”理论指导下的结果。这个结果就像理性需要去认知的上帝一样，站在那里。于是，组织就必须像一台开动马达的机器一样，不断去沿着表征时间的线性方向去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的位置。
德鲁克一脚踩在了旧时代，也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他发扬了“组织“这个概念，辅之与通用汽车的大公司范式，这个牢笼算是彻底造好了。我们甚至可以说，自从马克思·韦伯在为官僚制提供了法理之后，德鲁克进一步将其形象化——看，这就是组织，它天然带有官僚制的基因，它是伟大的工业社会的产物，是美国自由社会的象征。
后现代管理开宗立派之人汤姆·彼得斯曾经在书中痛斥德鲁克，“组织就是组织，你将无法越轨”。
但同时，德鲁克在“组织”框架里开始了翻涌，这体现在他和人本管理之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论战中。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明确了管理的任务就是用人所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因为其背后是关于人性和环境的假设，也就是人性会受到环境的制约。
我说的“环境”是指组织环境，人是通过组织来认知自己的。这就好像康德提出的“时间”和“空间”是先验预设，是人的内在属性。德鲁克眼里的“组织”就是“时空”的具体形式。我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认为，在一个组织社会里，组织就是人的认知框架。
这和德鲁克的老伙伴马斯洛的观点完全相反[13]。马斯洛因为需求层次理论而被世人铭记，但也正是这个需求层次让德鲁克很反感。但首先开火的却是马斯洛。他在《良好精神状态的管理》一书针对德鲁克的“有责任心的工人”一说提出反驳。他认为德鲁克的假设违背了人性多样性的属性。马斯洛的论点现在也很多见，比如人们在批评张瑞敏的创客平台实践时，经常会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创业意愿”。而德鲁克的观点是，人的行为是需要被环境引导的，而并非从人性出发。如此，再看德鲁克的管理即用人所长，就会看到管理要用来激发人的行为。
同样，德鲁克也极力反对麦克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
至此，德鲁克和马斯洛的人本主义管理学就显得不那么契合了。德鲁克倡导人性存在于效率中，管理者对结果负责就是对员工的人性负责。在这个时候，德鲁克显示出了他存在主义的一面（他也是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人），人是一种被塑造出来的产物，对应到组织中，人是被组织塑造出来的，且不具有所谓的本质意义。
需要提及的是，德鲁克的人性-效率论是其管理思想的重心，延续了这一理念的是中国的企业家张瑞敏。张瑞敏把康德的“人是目的”作为了海尔的文化提出，再结合“人单合一”的管理变革，可以看出其对德鲁克有了极其深刻的理解。
德鲁克打破了柏拉图以来的二元世界理念，洞穴内外的世界不应该彼此分开，而是融合到一起，一切都是相对的，可变化的。同时，他通过对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的反驳，打破了基督教中的终极实在论。这一点是很多人忽视的，那就是需求层次依然是一个金字塔形状，所谓顶端的“自我实现”更像是一个上帝，等着人们去努力接近。
有意思的是，德鲁克是马丁·路德宗，他那句著名“每个人都是自己的CEO”就是来自于马丁·路德的”每个人做自己的牧师”。而德鲁克更像是一个唯物的存在主义者。
德鲁克写作《公司的概念》的1940年代，正是存在主义高涨的时代。“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话几乎横扫一切，直到1960年代福柯的《词与物》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横空出世，存在主义才算冷静下来，它更像是一个历史过度。也是在这个区间，德鲁克从大公司论转向了关注经理人群体的具体状况，从宏观转向了中观。
敬仰康德的德鲁克把“人是目的”推到了管理中去，却并没有完全跳出那个称之为“组织”的语言体系。虽然德鲁克希望用“有效性”来取代“效率”，但在企业实践中，“效率”具有天然的修辞优势，它可以直接和行动的结果相关联，可被直接量化。
“效率”一词是大工业时代映射到组织上的隐喻。就好像福柯将管理比作边沁设计的全景监狱，监控者在最顶端就可以对所有犯人一目了然，而犯人之间无法看到彼此。全景监狱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对于研究政治学出身的德鲁克而言，组织更像是政治技术，它的任务是构建人，塑造人。
效率=组织，组织=官僚制，这就是现代管理留给我们的至尊隐喻。
但在福柯和德里达们看来，这一切都需要被质疑，被批判。我们需要的不是组织的政治技术，而是去组织化的自我技术！
四、管理即官僚，组织即监狱
如何在官僚制之中，保留一点点人性？这是马克斯·韦伯的的终极之问，而他恰恰又是官僚制的法理奠定者。
我们通常说官僚，其实含义有很多种，它既可以是一种组织方式，也可以是一种技术手段，也可以是组织习气，有时甚至是个人德性。我们可以简单将其外在形式理解成金字塔结构，至于这种结构的来源很难考证。但管理史学家摩根·威策尔认为，埃及金字塔和埃及的金字塔管理是息息相关的[14]。在金字塔的修建过程中，专门有一名“书记员”（Scribes）进行统筹管理。他要接受工程师、制图师、建筑师的计划，然后通过对建筑工人的管理进行实施。“书记员”不但要监工，还要负责发放薪酬。
埃及金字塔建造的管理体系，来源于埃及法老的管理体系，一种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法老集军、政、教于一身，相当于董事会主席。下设CEO负责解释、决策和执行。CEO下面按照职能和地域两条线进行划分。这套管理体系于公元前1520年被明确下来，并进行了文字记录。这可以被看作是官僚制的雏形，也是管理这个概念被发明之前的管理模型。对于中国人而言，官僚制思想则来自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借鉴了韩非子法家思想背后的法制和等级制，开启了郡县制。
在马克思·韦伯用官僚制为资本主义做脚注之前，我们讨论官僚制时常常带着贬讽的语气，尤其是涉及到官僚制内部产生的官僚主义时。比如，法国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就义愤填膺地把官僚主义的弊害等同于“法兰西病”[15]。他将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研究，从宗教改革的内在张力以及法国重商主义之父科尔伯特一举奠定的国家官僚体系，再到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对于国家主义的推崇，他坚定地认为作为官僚主义文化是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快慢两个车道的重要因素。
作为政治技术的官僚制覆盖了工商业组织，也就是当我们在思考公司的组织结构时，是因为公司组织是政治组织的映射，而这背后是理性主义中宗教文化和时间观念的体现（关于此，会在后文解释）。1930年代，通用汽车副总裁詹姆斯·穆尼就指出，现代工商组织的来源是修道会和军队。
在组织的历史上，发展变化最大的时期是中世纪，修道会中出现了官僚组织和家庭模式融合的混合型组织，即本笃会。基督教最初是平民宗教，长久以来拒绝组织结构和权威，但终归是要有辖区和主教的。随着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化，并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主教获得了大量土地和资产捐赠。用威策尔的话来说，
“不管基督教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就自然而然地参与到工商管理中来。”
本笃会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等级来约束修士的修行，同时修道院院长和司库负责决策，修士们担负管理工作。修士会一旦无法自给自足或者出现背上债务的情况，修士会就会被要求关闭。到了公元11世纪，“西多会”在法国东部出现，这是一种“多中心化”的修道院模式。一个“创立者会所”衍生出“女儿会所”，“女儿会所”再衍生出新的“创立者会所”。如此，西多会就占据了大片土地和财富，也被认为是中世纪最大最成功的公司形式。
西多会的组织模式影响深远，不但对当时的宫廷，甚至到现在，我们谈论“去中心化”组织的时候，依然带有一千多年前的痕迹。
军队的组织样板意义则来源于普鲁士传奇元帅毛奇。他在对奥地利和法国的作战中，使用了“作战部队+参谋部”的体系。这种来源于罗马军团的参谋部体系率先将“效率”作为了优先原则，进而被研究工程学的工程师们带入到了美国。正赶上当时美国大型公司刚刚兴起，规模和效率这对悖论始终是一个困扰。毛奇体系得以施展，而这也成为了当前很多中国公司（包括互联网公司）热情追逐的目标。
本笃会和军队都是带有明显金字塔特征的组织，虽然不能完全符合韦伯的官僚制，但组织结构早已定型。韦伯要做的其实就是在重新为这种组织形态寻找合法性，毕竟在工业革命以后，以宗教信仰为追求目标，和会以对个人和家庭的忠诚为纽带的权威类型，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都出现了式微的态势。而官僚制或者说层级制，就成为了韦伯所说的法理型权威。
拥有这种权威的人，在行使权威时不受个人准则影响，且是建立在一种目的理性之上的等级制度。下级对上级服从，不是因为依附关系，而是接受了这个组织内的权威准则。层级是约束权威的工具，个人被抽象成了某种层级内的职责范围。比如，一张办工作既是组织的资产，也是职位的象征。上面坐了张三还是李四，对于张三和李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张桌子被赋予的意义。
法理型权威也就是官僚制追求的是另一种目的理性，也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严于律己、追求财富创造的清教徒精神。当然，这并非全部。事实上，整个大工业时代中，技术发展的本身就对规模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当一个组织的规模大到大到前所未有的时候，官僚制是解决规模和效率悖论的最好形式。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建立在牛顿世界观之上的现代工业体系，本身就是一个精密运转的高效机器，一切都是可被精准预测的。因此，吉登斯说“可预测性因素使官僚行政体制与先前类型大相径庭：确实，这是唯一能够完成现代资本主义所需大量协调工作的组织形式。”[16]
我们可以总结官僚制的三大优势：满足公司日益庞大的规模、提升组织效率、精准追求既定的战略结果。实乃理性主义的精华要义。
这也是科学管理在20世纪初期迅速兴起的主要原因，当官僚制和科学管理进行结合的时候，就好像两位相逢恨晚的老友，科学管理的基础是测量和控制，而这一切恰恰又是官僚制的所爱，当然成为了其最被人们诟病的一点。
事实上，从官僚制和科学管理结合到一起的那一天起，从管理思想界到实业界，几乎所有的管理理念创新以及实践创新都是在和这种商业利维坦叫板。
哲学怪咖托马斯·霍布斯为了把人们从他想象出的“自然状态”中解脱出来，借用了一个叫做利维坦的海上巨怪。很多人都清晰记得这个巨怪的形象，由无数个小人从下至上组成的一个君主。在“自然状态”中，人对人就是狼。为了安全，人与人之间签订了契约，把自己的权力交付给了君主。利维坦的出现不是为了弘扬人类的美德，而是为了实现自己最低级的生命愿望。
政治是任何组织生命中都挥之不去的情愫，对于现代工商业管理而言，随着大工业范式的不断深化，现代管理利用了这一点构建了商业利维坦，规模越大，上层的权力活得保障就越为丰富。这既是问题，也是结果。
如莫伊塞斯·纳伊姆所言，
“所有权力行为体都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组织最大限度地获得和保持权力。而无论是对于通用汽车公司，还是对于天主教或苏联红军，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壮大规模。”[17]
对于公司而言，权力、规模、效率呈现出了彼此咬合的状态，这就是机器，一台对理性充满疯狂情绪的大机器。
没有哪位机器的缔造者愿意对其下手，进行肢解。随之而来的商业战略要义，在钱德勒那里也充满了无比的政治正确性，那就是被追捧了半个多世纪的“组织追随战略”，因为战略就是公司机器的行进坐标。当我们反复提及“战略”的时候，意味着一种外在的合理性和确定性占据了管理者的大脑。从上至下，所有人都是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战略是人的一部分。
商业机器有了行进坐标，还要有润滑油使得机器运转永不卡顿，充当润滑油的是利润。利润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目的理性了，无数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为其合法性背书。但阿兰·佩特菲特还是一语中的，“利润并不因此成为经济首创精神的唯一源泉，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源泉。它只能事后衡量是否成功，亦即行动是否同实际相适应。”[18]
战略、利润这两个概念正是得益于现代管理的兴起，得益于专业化的管理技术的出现。对此，钱德勒的贡献不菲，因为在他看来管理的出现伴随管理层的出现。管理被赋予了技术的内涵。而组成管理层的，就是分工社会里的各路技术专家。这些专家拥有对组织内员工的支配权，因而针对管理的研究，很多时候就是在为这些专家服务。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谈论管理的时候，当我们翻开管理教科书的时候，冲进眼帘的都是些被高度抽象的技术术语。
德鲁克斗争过，而且始终都在斗争。他提倡“知识工作者”，就是求得在官僚制内部的自我革命。他的实践方法是“目标管理”，也就是被世人称道的“德鲁克管理体系”。
“目标管理”虽然是德鲁克提出来的，但其实是他基于当时美国几家大型工业公司的实践总结而得。“目标管理”强调分权和管理层得客观职责，形式体现在事业部制上面。历史的幽默就在于此，当德鲁克以通用汽车为样本的《公司的概念》即将问世出版之际，福特二世找到了德鲁克，希望可以将“目标管理”引入到福特汽车内部，进而实现对通用汽车的反超。1940年代至1960年代，“德鲁克管理体系”风靡美利坚，大型公司公司竞相模仿。
管理层的客观职责其实就是一种法理原则，不受老板或者个人的意愿左右，而是把理性客观的公司目标作为追求。其衍生物是当下被我们广泛争议的“绩效考核”。直到1980年代，“戴明管理体系”随着日本制造的崛起，从东方刮到了西方。这种强调过程管理、杜绝浪费和营造良好客户关系的管理理念一时间把“德鲁克管理体系”的风头压倒。
历史的又一次急转弯发生了，那就是脱胎于“德鲁克管理体系”的通用电气的大变革，再次让德鲁克成为焦点。始作俑者杰克·韦尔奇的“数一数二”战略不但把德鲁克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峰，也把自己捧成了“世界第一CEO”。
不得不承认，德鲁克的初衷是好的，但“目标管理”在执行中被CEO们引入到了数字主义的道路，唯绩效论、唯结果论成为了几乎所有大公司的通病。发源地恰恰就是被德鲁克深深影响过的福特汽车公司。
当我们在目睹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当我们在批判那些财务造假的美国大公司时，扼腕叹息管理正在崩塌时，我们几乎没有人愿意或者有勇气，把矛头指向历史深处，指向管理界的圣人。
“目标管理”在客观上成为了官僚制的金缕玉衣。
韦伯早有判断，他指出官僚化本身就是一种张力，管理技术的效率不断提升，同时人的主动性和自主价值不断被压制。分工论下的官僚制成为了人的牢笼，但这个牢笼坚不可摧，因为身处其中的人只会考虑如何从小齿轮成为大齿轮，即使是人性也处于被支配中。
如何打破官僚制的牢笼？似乎只有寄希望于那种具有超凡魅力型特质的领袖出现，这种人可以利用自己超强的人格魅力和能力打碎这台机器。但问题在于，打破之后呢？是重建一台机器，还是开辟一个不同范式的新天地？
（本文为《诸神的黄昏：旧制度和管理大革命》系列的上篇，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 《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阿诺德．汤因比 著 吕厚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其实当时存在主义已经遭到了结构主义的冲击，但福柯不愿很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因为在《词与物》发行的同一年，德里达一绝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历史地位。同样是谈主体的消亡，福柯也被认为是一位解构主义先驱。
[3] 话语构成或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一时期的时空中通常是确定的，而且对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语言领域来说，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在《词与物》中，福柯把这种规则系统称为“知识型”。
[4] 加斯东．巴拉什，二十世纪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开创“新认识论”，提倡不能用单一哲学去认识现象。
[5]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米歇尔．福柯 著 莫伟民 译 上海三联书店。
[6] 《公司的概念》，彼得．德鲁克 著 慕凤丽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7] 《公司的概念》，彼得．德鲁克 著 慕凤丽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8] 《醉乡民谣》上映于2013年，讲述的是民谣歌手勒维．戴维斯带着吉他进行精神游荡的剧情。该片中的《500miles》成为传唱度颇高的歌曲。
[9] 《管理新现实》，彼得．德鲁克 著 吴振阳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0] 逻各斯，出自古希腊语，为λὀγος（logos）的音译，它有内在规律与本质的意义，也有外在对规律与本质的言语表达的意义。简单来说就是可被言说的真理或者本质。
[11] 《管理新现实》，彼得．德鲁克 著 吴振阳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2] 《管理新现实》，彼得．德鲁克 著 吴振阳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3] 《公司的概念》，彼得．德鲁克 著 慕凤丽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4] 马斯洛和德鲁克之争的史料，来自于《德鲁克和他的论敌们》，罗珉 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15] 《管理的历史：全面领会历史上管理英雄们的管理诀窍、灵感和梦想》，摩根威．策尔 著 孔京京，张炳南 译 中信出版社。
[16] 《官僚主义的弊害》，阿兰．佩雷菲特 著 孟鞠如 、李直、吕彤邻 译 东方出版社。
[17]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安东尼．吉登斯 著 郭中华 潘华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8] 《权力的终结：权力正在失去，世界如何运转》，莫伊塞斯．纳伊姆 著 王吉美 牛筱萌 译 中信出版社。
[19] 《官僚主义的弊害》，阿兰．佩雷菲特 著 孟鞠如 、李直、吕彤邻 译 东方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后现代商业评论（ID：guanlixueren），作者：郝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