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作者：王一冰，编辑：龚方毅，题图来自：IC photo
携程前几年曾经做过一个大规模在家工作（WFH，Working From Home）实验，找来 252 名上海呼叫中心机票和酒店部门的员工，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在家工作，一组在办公室，实验时长9个月。
结果初看有些意外，在家办公的团队工作绩效提升了13%，工作流动率下降50%。报告提到，员工在家办公模糊了工作和休息的区隔，延长了工作时间，从而提高了总绩效。实验结束后，携程把远程办公的选择权交给了全体员工。
如今，全世界几亿人被迫加入到这场大型社会实验中。钉钉的数据显示，最近国内就有近两亿人在家办公。随着疫情越来越往常态化的路径发展，分析师们纷纷看好这种工作习惯将在疫情结束后得到保留。比如 Facebook 已经宣布美国员工继续远程办公。
然而，在远程办公渗透率提高的同时，工作效率不确定性大、技术缺陷、隐私安全等话题不断引起争议。也令大小公司不断审视远程办公的价值和必要性。
本文将回顾远程办公崛起背后的技术变革、市场规模，以及随之而来的效率和隐私保护争议。
撑起9亿网民的基础设施
科技的发展往往将对社会行态进行重塑。时至今日，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宽带网络快速普及，5G技术全面推进，新一代的AI、云计算、物联网以及大数据技术风起云涌。
良好的网络环境为远程办公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而远程办公的发展带来了整个产业链条的利好。
根据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较2018年提升4.9个百分点。中国网民的网络环境也在逐步优化。截至2019年12月，光纤宽带接入用户规模达4.1亿户，占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的92.9%，较2018年底提升2.5个百分点。
总体上来说，远程办公的产业链可分为基础层和应用层。光大证券刘凯、石琦良、姜国平等分析师指出，所谓基础层是指行业的上游，提供基础资源服务，包括IDC、服务器、网络及终端等硬件设施。
应用层按功能可分为音视频会议、任务管理、文档管理、综合协作和云储蓄五大类。由于疫情影响，国内远程办公需求的激增，给云服务厂商带来的扩容的压力陡增。从而带动了IDC、服务器等底层资源的需求上涨。
国内IDC主要包括运营商、第三方IDC厂商、云计算厂商等等。疫情期间，远程办公的需求刺激了其业务的增长。以云计算厂商，世纪互联和光环新网的营收状况为例，其在2020Q1的营业收入分别达到了25%和48%的增长。
这也刺激了服务器市场的扩容和增长。根据IDC预测，中国X86服务器市场在2019年经过周期性调整后，2020年后市场将逐步恢复并迎来新一轮增长，2023中国X86服务器市场规模将达到292.85亿美元，2020年~2023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9%。
硬件市场呈现良好的扩张态势，软件应用也有多形态呈现。音视频会议是远程办公的主力产品，助力员工间的无缝对接，协同办公产品利于员工、客户间的在线协作，综合协作类产品是疫情期间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类，例如钉钉、腾讯会议等，背靠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强大的技术支撑，在疫情期间积累了可观的存量市场。
哪怕渗透率只有1%，市场规模也有450亿
根据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的数据显，2017年中国的远程办公服务市场规模为60亿。机构认为疫情催化行业的需求，比如亿欧智库基于此预测，2020年中国远程办公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48.5亿元，约为2017年市场规模的7.5倍。
而这个时候，中国在全球远程办公市场的渗透率还只有1%。
美国是这一领域的探路先锋。截至2017年，美国超过八成企业引入了远程办公制度，已有3000万人在家中远程办公，占美国工作人口的16%~19%。数据显示至2017年，全世界已有24％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采用远程办公方式；到2020年，大约50%科技公司推行全员办公。
中外远程办公室市场有如此大的差距，其实跟硬件发展没关系。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徐思彦指出事实上中美的远程操作技术水平几乎一致，但是两国市场存在对远程办公的认知偏差。
中国人在办公期间喜欢用电话、微信、短信相互沟通，但不习惯于发邮件和用专业的办公应用。这也反应到了创业方向上。根据TechCrunch的数据，2018年前11个月，中国SaaS创业公司的投资金额，仅占到了中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11.7%。与美国的70.1%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不过疫情可能直接解决了国内远程办公从零到一的启动问题，最受益的还是那些头部大公司。根据QuestMobile数据显示，2020年3月效率办公行业CR3活跃渗透率高达83.9%，比去年同期增长约40%。进入2月各个企业纷纷开启云办公以后，钉钉的月活跃用户规模突飞猛进，截止至3月份，月活跃用户数达到约2.88亿。
薛定谔的工作效率
如上文所述，携程的实验让我们发现在家办公一方面拉进了办公桌和床的距离，打破了两者的分界，提高了工作时间，从而让员工绩效有了进一步提升。但反过来也暗指居家办公单位时间效率的下降。
道理不难理解。远程办公脱离了办公室环境的外部约束，模糊了书房和卧房，员工摸鱼的缝隙，工作的时间就在闲散中流失。最后996变成007。
《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就特别细致的统计了一名员工的工作效率，通过监工软件Hubstaff，监视员工在电脑上的种种活动。该系统以10分钟为增量单位，可计算出工作人员打字或移动计算机鼠标的时间百分比，并以生产力得分的结果呈现。
这位志愿者每日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生产率得分很低，通常在30％到45％之间。4月14日，Hubstaff向他展示了工作时长近14个小时，但生产率得分为22％。
或许，我们应该看到工作与家庭环境的冲突导致的效率问题将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表示，旨在保持产出和效率的全球“在家工作”运动，实际上可能会导致全球生产率大幅下滑。因为办公室就是个小社会，远程办公可能会对员工造成孤单和沮丧的消极情绪。长此以往，将在多年内威胁经济增长。
有研究发现当一个团队在家工作时，每个人（甚至是办公室里的人）的贡献都减少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生产力将会降低，这往往会造成搭便车的现象。然而，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工作生产效率的降低往往意味着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对隐私保护的担忧
在家办公还带来隐私保护的问题。这一点在海外似乎尤其重视。
此前，在疫情期间崛起的远程办公应用Zoom因存在重大安全漏洞被起诉。有安全研究人员发现，Zoom视频会议应用程序的漏洞可被用来监视用户、升级系统特权以及捕获Windows账号。这意味着，远程办公应用可能导致会议中的商业机密外泄。如果黑客利用漏洞，还可能侵入企业内网。
另一个担忧则是办公追踪软件模糊了上级与员工之间的边界。如上文所述的Hubstaff实验，这款应用几乎能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并且几乎没有防止滥用的保障措施，它们依赖于管理人员进行判断和约束。
而这种监视除了给员工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外，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甚至于员工在清楚了监管系统的运作规则后，开始有意识地欺骗上级自己正在工作。作者在最后一边打开Google文档供系统截屏，一边喝着咖啡和孩子玩耍。
除了被动监视，有些公司选择以员工自我报告的形式监控员工行为，员工必须将其工作时间记录在一个时间跟踪程序中。但这也给一些员工带来了麻烦，一位软件开发人员表示他的工作通常涉及在短时间内在多个不同任务之间进行切换。
在如此细微的范围内记录他的活动可能会很痛苦，并且会占用他花费的时间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有时候，员工需要通过浏览互联网一段时间去研究一个主题，但这项工作写在记录表里就显得在浪费时间，事实上这很重要。
尾声
不管怎么讲，疫情可能永远改变企业运转方式，改变商务交际的方式，从而影响到上下游各环节的服务业，比如商旅、办公场租等。
而从行业层面来看，远程办公带动了办公软件市场的需求增长，对相关产业链环节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从基础层来看，远程办公趋势助力服务器、内存芯片、交互平板等业务开拓。虽然新冠疫情导致了短期需求的萎缩，但也使得远程办公得到企业的空前重视。
从应用层来看，远程办公促使云视频、MRO 需求增加，同时 B2B 办公业务持续性扩张。许多应用由此获得了空前的下载量，这批用户在未来可能成为潜在的付费用户。随着企业越来越广泛地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应用维护的需求也相应上升，MRO业务在未来也存在着可预见性的增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作者：王一冰，编辑：龚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