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产业迎战“中年危机”

重庆近期拉响两声警报，暴露了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性危机。

第一声警报，昔日重庆首富，“摩帮大佬”涂建华已成失信被执行人；第二声警报，重庆最大互联网企业猪八戒网陷入欠薪风波。

涂建华的经历反映了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之难。如今重庆“摩帮三杰”只剩宗申一家独大，曾经叱咤风云的嘉陵摩托已淡出市场主流，重庆摩托车产业的发展道路充满曲折。

猪八戒网的困境，则映射出重庆产业结构优化中的艰辛探索。重庆寄希望互联网经济能够与传统工业形成互补，推动产业结构向更加均衡和有韧性的方向发展，为此不遗余力地扶持猪八戒网，光政府基金投资就高达10亿元，即便如此，互联网经济始终难与这座工业城市同频共振。

尽管以互联网为主的传统信息技术在企业管理、销售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在工业制造的核心环节，如生产过程的控制、优化等方面，其应用深度和广度仍有待提高。

因此，重庆长期面临着一个亟须解决的发展问题：工业制造的重与硬，如何叠加信息科技的轻与软？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翩然而至，这一局面正迎来根本性转变。作为引领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技术，人工智能自产业化以来便与工业生产紧密相连，展现出前所未有地融合潜力，正逐步深入至工业设计的源头，乃至整个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对于重庆而言，这无疑是打破传统工业城市宿命、推动产业底座蜕变新生、实现永续发展的历史机遇，一旦牢牢抓住，则将迎来百年前工业立市以来的第二次腾飞。

工业立城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评价重庆：“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

重庆长期以来主要扮演着军事要塞的角色，城市发展十分缓慢。在古代，除了武将和军士外，大多数文官不愿前往重庆任职。南宋时期，一位重庆知府曾向朝廷上疏，抱怨重庆地处偏远，官员不愿前往任职，造成编制过剩、阙多官少的局面。

1891年重庆开埠，一头扎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其城市命运就此逆转。

古时，川江逆行困难，但在近代机械动力汽轮面前，这已不再是障碍。以英国纺织商人为主的外国利益集团迅速将重庆视为物资集散中心。

轮船的出现和全球商业的流通，激活了重庆的物流潜力，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工业化进程。

有了物流这一核心产业，就会衍生出金融服务、转运服务等第二序列的产业，进而催生日用品、冶炼等工业的兴起。早在抗战之前，重庆的金融和工业就表现不俗。

金融方面，重庆作为当时九大华资银行聚集的唯一西部城市，拥有9家总行和14家分支行，成为四川及西部新式银行业最为集中的地方。1931年，重庆银行公会的成立，标志着西部金融近代化的重要进展。

工业方面，1891年“森昌火柴公司”成为四川和西南第一家民营工厂，至1933年，重庆棉织业工厂数量突破1300家。在猪鬃加工、采矿、玻璃瓷器制造、面粉生产、造纸以及皂烛制造等行业，重庆占据四川省内领先地位。

一旦一个地方进入了发展轨道，并且因天时地利而成为区域中心，会不断强化优势，经济学上说的是“报酬递增”路径。重庆处于中西部连接点，身负中国大后方重任，左手工业右手金融，决定了重庆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布局中的重要地位，令其在百年来抓住了三次历史战略机遇：抗战陪都、三线建设与直辖。

1937年重庆成为抗战陪都，除了山野地形易守难攻，还因其发达的工业和金融，可以作为国民政府就近的物资后盾和财富中枢。重庆也借助陪都时期的战略地位，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和产业流入。

这一时期，重庆的冶金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机器工业发展最快，兵器工业一枝独秀，能源工业紧随其后，机器纺织业发展迅速。此外，重庆还聚集了三分之一以上内迁的国营和民营工厂，工业基础得到进一步加强。

位于重庆大渡口的钢铁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是由湖北汉阳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等企业迁移合并而成。作为当时后方最大的钢铁厂，钢迁会员工人数巅峰时期超过1.5万人。

原来位于南京的金陵兵工厂，1937年迁至重庆，称作第21兵工厂，为兵工署下属人数最多，1945年8月统计员工人数高达10370人，设备3424台。这家公司在建国后改名叫做长安机器厂，也就是现在的重庆长安集团，是目前重庆最大的制造业企业。

另外兵工署下属的重庆第25兵工厂，1945年8月统计有职工3267人，战争时期主要生产子弹和手榴弹，解放后改名为嘉陵机器厂，也就是后来的嘉陵工业集团，曾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之一。

1964年中国启动三线建设，将重庆定位为常规兵器生产的核心基地。在这一时期，“两基一线”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战略布局。其中，“两基”指的是以攀枝花为核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一线”则是指连接两地的成昆铁路线。这一规划确保了贵州六盘水的煤炭供应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产品再运往重庆，重庆生产的兵器供应军队，而机器设备则输送至内地的三线企业，凸显了重庆在三线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根据1964年9月制定的《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以重庆为中心的迁建和新建项目共计212个。其中，上海地区迁入的项目最多，达到122个，广州和南京迁入20个，东北地区迁入27个，华北地区迁入43个。大量职工和基建队伍从全国各地汇聚重庆，据估算，因三线建设政策性迁入的人口至少有50万人。可以说在三线建设中，四川是三线建设的中心，而重庆又是四川三线建设的中心。

1997年直辖市的设立，则为重庆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比如在金融领域，成都在几大排行榜略优于重庆，但重庆的小额贷款等金融牌照又都明显领先于成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重庆打造西部金融中心。金融都是向直辖市或有类似性质的地方倾斜，方便国家控制，北交所在北京，上交所在上海，深交所在深圳特区，而不在广州省会。

截至目前，重庆区位优势不仅坐拥长江水道，还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这种国家战略的运营中心，中欧班列的发源地。产业方面重庆拥有全国41个工业大类中的39个，以及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汽车制造、电脑生产、军工装备都是重庆制造业闪亮的“金字招牌”。

具体而言：

（1）汽摩产业。重庆有长安、赛力斯、马自达、林肯、银翔等一大批本地自主或合资企业，此外，北京现代、五菱等一大批车企也在这里设立工厂，汽车产量居全国第一。重庆被称作摩托车之都，鼎盛时有嘉陵、建雅、宗申、力帆、隆鑫等一大批行业巨头。

（2）电子信息产业。重庆正着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已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全球每三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是“重庆造”。

（3）装备制造业。重庆作为中国六大工业基地，中国最大的常规武器生产基地，装备制造业自然十分雄厚，单是一个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就位居中国装备工业品牌价值50强。

（4） 医药化工。重庆作为中国四大医药生产基地之一，化工医疗实力位居全国前列。重庆化医集团稳居中国企业500强，多个产品市场占有率领跑全国，部分产品更是在全球市场占据首位。

（5）金融服务业。中央支持重庆打造西部金融中心，重庆消费金融公司整体业务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一，小额贷款公司实收资本和贷款余额也是全国第一。此外，重庆在金融租赁企业数量、保险法人机构数量、今年上半年新增境内上市企业数量、外资银行分行数量等方面均位居西部第一。

内外兼修

重庆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内源驱动与外部引导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依托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历史机遇，重庆通过交通枢纽、工业制造和金融网络的持续发展，不断强化其在中国西部乃至全国的战略地位。

基于这种发展模式，重庆产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以重工业为基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为支撑，涌现出一批大企业，抵押重资产获得金融贷款，推动工业进一步扩展和升级，形成工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重庆有四大内源驱动：

一是黄金水道。重庆处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水运四通八达，有长江航运、嘉陵江航运和乌江航运，因其通江达海的便利条件，重庆有如内陆的“沿海城市”。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物流占比高达三成，水运成本最低，大量低附加值产品或大宗商品，需要通过水运，否则就面临亏损。

重庆水运的单位能耗为 26 千克/千吨·千米，远低于铁路的 96 千克/千吨·千米和公路的 752 千克/千吨·千米。2023年重庆港的货物吞吐量历史性突破2.2亿吨，远超武汉港的1.44亿吨。在重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长江重庆航道局，现有职工1888人，充分说明水运在重庆的重要性。

二是广袤土地。重庆总面积8.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3个上海，41个深圳，为重庆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能够容纳大量的企业修建工厂，进行各种经济活动。重庆虽然山地丘陵众多，但涪陵、万州等地区有着较为广阔的平原，适合建设大型工业园区。

重庆的工业用地价格相对较低，2018年重庆工业用地税后估算55万元/亩，仅为深圳的14%，上海的23%，在我国106个主要城市中排名43位，排在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城市之后，连拉萨、乌鲁木齐等边远城市工业地价都高于重庆。这样的地价优势，结合重庆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对于降低企业成本、吸引国内外投资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廉价人力。2023年重庆市常住人口3191.43万人，分别是上海和深圳的1.28倍和1.79倍，庞大的人口基数为重庆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企业大规模生产和扩张。根据统计局数据计算，2023年重庆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约为7396元/月，低于全国平均数7876.5元/月，大约是上海的60%和深圳的66.7%，这使得重庆在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低人力成本加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重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四是开放文化。重庆依托码头文化的包容性，从来不排外，积极向前看。码头上的人，每天习惯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或许是江南的温文儒雅，抑或是北方的粗犷豪迈，又或是中原的敦厚朴实，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带来了经济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的开放，也造就了重庆人耿直、豪爽、干脆、勇敢的性格特征，绝不拉稀摆带，成为这座城市的鲜明标签。这些特质使得重庆在吸引外部资源、把握合作机会时更加游刃有余，有助于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抓住发展机遇，推动城市的持续进步与繁荣。

在这些内源驱动的共同作用下，百年来重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庄稼地，南来北往的企业在这里“种工厂”，一个接一个的工厂犹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展现出了这座山城的勃勃生机。

重庆也因此抓住多个工业变革周期发展壮大。解放后，这里形成了机床工具、仪器仪表、汽车配件等为主体的制造业体系；改革开放后，汽车与摩托比翼齐飞；新世纪又形成了汽车与电子信息制造业双轮驱动的格局。这种持续不断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正是重庆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的关键。

但是，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传统的重工业与金融驱动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单一的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新时代对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需求，在金融贷款之外，还需要更加活跃高效的股权风险投资。同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潜力有限，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问题日益突出，迫使重庆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重庆前三大内源驱动，对于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或作用不大，或有反效果。如何在保持工业优势的同时，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和高端化，成为重庆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放眼全球，这其实也是所有工业城市普遍面临的困境。从德国的鲁尔区到美国的底特律，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到中国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每个工业城市都在探索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转型升级，避免走入衰落的陷阱。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成功转型的案例寥寥无几。

工业城市的宿命，重庆能够打破吗？

路在何方？

工业城市最怕冠以“老”字，一旦被称为老工业城市，就相当于打上了“城市衰落”的标签。

例如，鹤岗因长年开采煤炭资源，2011年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GDP和人口显著减少；鞍山作为“钢都”，在全球钢铁产能过剩和需求下降的背景下，鞍钢由盈利转亏，城市经济排名大幅滑落；底特律未能及时转型汽车产业，继续生产高耗油车型，市场被节能车型抢占，最终导致“世界汽车之都”申请破产；贵州三线建设企业因地理位置偏远和高运营成本，在市场化转型后纷纷倒闭，留下大量破败厂房。

尽管衰落原因不一，以上城市均为重工业城市，这并非巧合。

“资源陷阱”理论指出，资源丰富地区可能因过度依赖特定资源而丧失发展动力，错过产业升级机遇。此现象在重工业城市中尤为显著，表现为“路径依赖”，即受限于已有发展方向的惯性。重工业城市通常注重生产规模和效率，却忽视技术创新和市场灵活性，导致深度依赖既有生产模式。

以汽车为代表的重工业耐用消费品，其生产依赖于成熟的流水线和标准化制造体系，产品生命周期长，市场需求相对稳定，这降低了企业对技术创新和市场变化的敏感性。当面临政策变动、产业结构调整或新兴技术兴起时，重工业城市由于缺乏灵活性和创新能力，难以快速转型，可能导致产业体系崩溃，叠加环境污染、人口流失等问题，使城市经济陷入衰退。

大象如何实现华丽转身？这是所有工业城市亟须回答的问题。

有脱胎换骨者，迪拜通过战略规划和多元化经济政策，成功从石油依赖转型为全球金融、旅游和商业中心。有勇攀高峰者，印度班加罗尔依托科教资源和政策支持，发展成为“印度硅谷”，成为全球IT和软件开发的重要中心。有老树新枝者，日本丰田市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维持其汽车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并推动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发展。

事实上，工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外乎两个选择：去工业化还是继续工业化。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去工业化并非一条可行的道路，继续工业化才是康庄大道。

根据传统工业化阶段理论，工业化后期已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工业繁荣后，选择了去工业化，将资本转向非生产性的投机、兼并或对外投资，这直接导致了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工业城市的衰败，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得不推进“再工业化”，大力推动制造业向本土回流。可见，单纯以工业化阶段理论指导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时代局限性。

在去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许多城市受到重创，就业职位急剧减少，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1972年至1982年间，中心城市的制造业、批发业和零售业等传统产业急剧萎缩，例如纽约的制造业下降了30%，芝加哥下降了47%。尽管服务业就业有所增加，但无法完全补偿传统产业的减少，总就业迅速下降。纽约和芝加哥分别减少了22.9万和22.8万个工作岗位，而底特律的就业下降幅度更是高达38%，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乃至财政危机。

整个铁锈地带（Rust Belt，五大湖的旧工业地区的绰号，包括芝加哥、密尔沃基、底特律、克利夫兰、伊利、布法罗等城市）的制造业都开始衰败，同时，种族矛盾激化，犯罪率上升，社会问题加剧，城市面貌破败，城市发展陷入严重危机。

美国著名城市史学家肯尼斯·杰克逊哀叹：“这是20世纪的一个讽刺，即在一个城市的时代，美国城市却处于衰落之中。”

工业城市能够成功转型成为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的案例极为少见，往往具有特殊性。例如，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北京作为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名城，迪拜作为中东地区的商业和金融枢纽，这些城市具备独特的地位和条件。其他大部分工业城市在去工业化后，很难由服务业来填补，导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复兴制造业不仅能够提供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而且将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制造业提供了约1/6的美国工作岗位，平均工资和福利比其他部门高出23%，中产阶级的建立正是基于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制造业还决定着一个国家作为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学者坦言，无论今后科学技术如何进步，先进制造业将永远是人类社会的首要产业。

而工业化又不仅仅是制造业，不仅仅是机械化生产，工业化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

亚当·斯密曾分析过分工的问题，分工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促进创新。可以说，工业化就是一个分工不断发展的过程，将分工合作的工作方式标准化、流程化和系统化，并应用到各行各业。它是工业的工业化、农业的工业化、管理的工业化、社会的工业化、军事的工业化，甚至服务业的工业化等的总和。

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产业链的集群效应，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同时还能保证高品质的量产。工业化将所有“高贵”的东西都打得粉碎，让大量有需求的人都可以享用。过去那些因为品质不稳定、生产工艺复杂或原料受限而只能由少数人享受的东西，变成了普通人就能使用和生产的产品。工业化的每一个阶段，都实现了前一个阶段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

将工业化理念应用到更多领域，可以创造出新的增长点。例如，对餐饮进行工业化，就有了新辣道、西贝等连锁品牌；对零售进行工业化，就有了盒马鲜生、永辉超市等连锁超市。

传统工业不景气，出路不是去工业化，而是继续工业化。按官方说法，就是新型工业化，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焕发新的生机。

我国东北重工业已经开始衰落，东北重工业比重大，国企多，民营企业少且不够活跃，故而在后工业化时代衰落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因为政府服务意识强，私营企业发达，政府又一直重视高新技术产业、信息技术和服务业的发展，注意鼓励创业和创新，现在发展得还不错。

重庆作为一座重工业城市，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重工业“魔咒”的影响。

力挽狂澜

重庆汽车工业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时期，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聚焦微型客车、卡车、摩托车，2005年转向乘用车，特别是在央企长安汽车公司的带动下，重庆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2014年至2016年，重庆连续三年蝉联“中国汽车产量第一城”头衔，2016年更是以315.62万辆的汽车产量达到巅峰。

然而，自2017年开始，重庆汽车产量出现放缓，随后更是持续下滑。2018年，重庆汽车制造业的总产量同比下滑35.89%，远高于全国平均降幅，增加值增速也由正转负。2019年产量降到138.3万辆，不足高峰期一半。

长安汽车作为重庆汽车工业的代表，其销量同样经历了大幅下滑，从2016年的306万辆降至2019年的176万辆。同时，力帆汽车、银翔汽车、小康股份等重庆车企也纷纷陷入困境，甚至有的企业宣布破产重整。2017到2019年间，重庆昔日“第一城”相继被上海、吉林、湖北、广西、北京赶超，跌至“汽车产量第七城”。

2019年，重庆社科院的报告指出，重庆市内主力车企产品中低端化、产品更迭缓慢、品牌品控等问题是导致汽车产业运行持续低迷的重要因素。2012年，重庆单车价值7.4万元，比全国低6万元，单车利润更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

重庆汽车产业过于依赖传统的燃油车市场，当汽车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网联化）浪潮兴起时，重庆车企未能及时转型，错失了市场先机。例如，2018年比亚迪销量翻番，特斯拉在上海临港筹备建厂，而重庆至2020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仍不足3%，远低于重庆整体汽车板块在全国的占比。

此外，重庆汽车企业中存在粗放式管理、市场风险认识不够、产业机遇视而不见等问题，并在“盆地文化”的影响下被放大。重庆人天性耿直，热情，能吃苦，敢下死力气，但是这些优秀品质背后，也有着缺乏韧劲，不尊重知识，短视的普遍性，这导致本土企业可能通过拼搏迅速崛起，但是因为缺乏底蕴，很快沉沦。

重庆曾经核心产业是摩帮产业，从1999年开始，以重庆为主的中国摩托车开始进入越南等东南亚市场，短短2年时间就以价格优势占据了越南摩托车80%的市场份额。可惜，由于企业创始人和领导层的短视，坚持低价低质策略打价格战，最严重的时候一辆车才卖170美元，连成本都不够。如今这些摩托品牌已经基本失去了东南亚市场，被质量更好，价格高出不多的日本品牌彻底击溃。

20年后，重庆汽车产业似乎在重演摩帮的下滑轨迹。2019年，重庆GDP头号支柱长安汽车迎来上市以来首次亏损，净利润跌至-26.47亿元，同比骤降488.81%，牵连上游多家零部件企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曾经的民营经济旗帜力帆和隆鑫在破产边缘挣扎，国企巨无霸化医集团债务危机，公司资产负债率（含永续债）为84.6%，严重偏高，传统优势工业面临衰落……站在当时看，重庆经济未来真的很难。

当重庆在2019年遭遇工业低潮，第一时间选择的就是继续工业化。

重庆全市有整车企业20家，长安、上汽、东风、吉利、长城等国内头部车企集聚。零部件配套方面，有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上千家，具备发动机、变速器、制动系统各大总成等完整的供应体系。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重庆形成了庞大的汽车产业集群，故而重庆转型换道，主线不在于引进造车新势力，而是依靠原有的车企向新能源汽车转型。

2018年12月，重庆出台了《关于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重庆市加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重庆市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政策》“1+2”专项政策；2019年4月，出台《重庆市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谋划了重庆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蓝图。

重庆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中，华为的技术能力输出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赛力斯和长安汽车都通过与华为的合作，实现了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始于2018年，双方在智能电动领域展开合作，并于2021年成功实现产品量产。2024年1月，赛力斯集团与华为数字能源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长安汽车与华为的合作也很深入，2023年11月，双方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计划成立新公司聚焦智能网联汽车的智能驾驶系统及增量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2024年8月，阿维塔科技正式投资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并与华为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开启智能出行的新篇章。

这些合作催生了问界、阿维塔、深蓝等新能源车品牌。2024年上半年，赛力斯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348.55%。长安汽车实现营收767.23亿元，净利润28.32亿元，自主品牌新能源销量同比增长69.9%至29.9万辆，显示出强劲的市场表现和发展潜力。

今年上半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5倍，增速在国内汽车产量前十省份中排名第一位，增长率是汽车总增长率的10倍，带动汽车产量达到121.4万辆，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3%，拉动全市工业增速5.1个百分点，重庆重回全国城市汽车产量第一的宝座。

这一强劲的产业表现，助力重庆经济整体跃升，2024年上半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138.24亿元，同比增长6.1% ，全国排名分别为第四和第二。

近几年，重庆正围绕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其中排头的“3”代表聚力打造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其一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这是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其二是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产业，这是基于笔电生产基地优势的转型升级；其三是先进材料产业，辅助其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为重庆的制造业提供坚实的支撑。

不难看出，这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其实就是基于重庆工业的两大基础“第一城”而拔高的“新城”建设。“汽车第一城”靠的是摩转汽的基础制造，“笔电第一城”靠的是品牌代工，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的目标，则是瞄准了高端市场和科技创新，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新思路和雄心壮志。

内弱外强

然而，这一次产业升级，与重庆前几次的产业迭代有着根本的不同。

以往，重庆凭借得天独厚的长江水运、充足的产业工人、广袤的工业用地等优势，能够很好地承接装备制造产业的转移，“内源驱动”与“外部引导”高度契合，使得重庆能够在各个工业变革周期中稳健发展。但这一轮转型升级，要求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生产资源，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这恰恰是重庆长期以来相对薄弱的环节，“内源驱动”相对欠缺。

重庆通过华为等外来技术的输入，虽能在短期内带动产业腾飞，但并非长久之计。正如上汽集团董事长陈虹所言，与华为这样的第三方公司合作自动驾驶，相当于让他人成为企业的灵魂，而自身仅为躯体，灵魂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依赖外部技术完全掌控未来发展。一旦技术供应方出现变动或技术更新迭代加快，重庆汽车产业可能会再次陷入被动局面。

以重庆智飞生物为例，公司曾在2021年达到3000亿元的市值，是当之无愧的渝股NO.1。

如今智飞生物市值不足800亿元，相比顶峰跌去了2200多亿元，一大原因就是智飞生物收入主要来自独家代理默沙东的九价HPV疫苗，2020年代理收入占比高达92.09%。随着2022年国产二价HPV疫苗相继上市，九价HPV进入Ⅲ期临床，十四价产品研发也热火朝天，智飞生物面临国产疫苗的激烈竞争和市场份额被蚕食的风险。

智飞生物市值大幅缩水，与重庆车企依赖华为技术的隐忧如出一辙。过度依赖外部技术或产品，缺乏自主研发能力，虽然能在短期内取得市场优势，但难以应对长期的市场变化和技术迭代。一旦外部供应方发生变动，企业将陷入被动局面。炒股炒的是预期，当企业前景不确定，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

这一现象，无疑为重庆的产业升级之路敲响了警钟。重庆在技术创新上的“内弱”，不是外部技术强依赖就能弥补的，这成了制约其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而这样的“内弱”，不仅是体现在技术创新上面，两家已是上市公司的高科技企业出走，反映了重庆在科技创新生态构建上存在重大缺陷。

2017年，为了止住汽车产业颓势，重庆政府果断出手，向长安汽车注入丰厚补助。据财报数据，这一年长安汽车获补高达16.13亿元。

但长安汽车并非当年获补最高的重庆企业，一家刚成立两年左右的创业小公司，获得广州政府20亿元资金支持。就在2017年，这家企业将总部迁往广州，并在2022年登陆科创板，被誉为“科创板AI平台第一股”。

这家企业就是云从科技，初创于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是一家专注计算机视觉与人工智能的高科技企业。

重庆走丢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不止云从科技一家。

2010年，海普瑞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以每股148元的天价发行，创始人李锂一度成为中国新首富。海普瑞的前身可以追溯到重庆通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简称“重庆通达”），李锂先后任重庆通达总工程师、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掌握了一整套“肝素钠原料药提取和纯化”技术，能将杂质甚多的肝素粗品纯化成结构最完整、纯度质量最好的肝素钠原料药。

重庆通达原为一家具有浓厚国资背景的企业，由重庆师院下属通达生物和国资重庆建投各持有30%的股份。经过一番资本运作，至1997年两大国资相继退出，李锂成为公司实控人，尝试与重庆西南药业和陪都药业公司合作生产肝素钠原料药未果后，于1998年4月在深圳成立海普瑞实业，获深圳市商业银行3000万元贷款建厂。

此后，重庆通达部分股权转至海普瑞，并于2000年停止了肝素钠的生产经营，由海普瑞取而代之。

海普瑞天使投资人杨向阳曾写信给当时的深圳市长，建议政府把生物医药产业列入“十一五”发展规划中，重点扶植一批创新企业。著名的华大基因就在“十一五”期间成立，获得深圳市政府资金、政策全力扶持，于2017年在创业板上市，成为“基因测序第一股”。2014年至2023年，深圳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年复合增长率达11.3%，处于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第一方阵。

云从科技和海普瑞的“东南飞”，则反映自主研发在重庆面临着严重的“水土不服”，科技成果转化到东南沿海了。

重庆在这一轮继续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更要考虑“内源驱动”的问题，不仅要将外来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成为本土创新力量，还要留住并培育本土研发人才，确保他们在重庆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当务之急。

这如同在“底特律”的土壤上盛开“硅谷之花”，涉及城市产业气质的根本改变，既是巨大挑战，也是自重庆开埠踏上工业化进程后的又一大历史机遇。

先天不足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做大蛋糕，进入新千年后，全球经济做大蛋糕的主要方式，是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科技作用于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身上。

无论是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还是德国的工业4.0，抑或生物医药“BT（生物技术）+IT（信息技术）”浪潮，本质上都是推动信息技术与工业制造的高度融合，实现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无缝对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给原材料“贴上”信息标签，使得制造业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被精准追踪与优化，原材料（物质）等同于信息，制造业因此逐步融入并成为信息产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在全球经济中持续做大“蛋糕”，引领新一轮的工业革命浪潮。

我国在2008年将信息产业部改名叫工业和信息化部，从实体经济到数字经济，从两化融合到新型工业化，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都是这种经济做大蛋糕方式的不断深化。

重庆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积极拥抱信息技术与工业制造的深度融合趋势。为了加速这一进程，重庆不仅注重本土信息技术企业的培育，如不惜重金支持猪八戒网这样的本土互联网企业成长，还充分利用自身的政策优势，倾力打造了“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这一国际化、高规格的交流平台。2018年8月第一届智博会上，在政府积极推动下，腾讯CEO马化腾亲自宣布腾讯西南总部落户重庆。而在当年1月，阿里巴巴西南总部已在重庆落地。

但发展至今，以软件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在重庆仍不占优，根据工信部“2023年中国软件名城评估结果”，14个城市名列榜单，其中包括深圳、苏州、武汉等工业发达城市，成都名列第六，居中西部首位，重庆不在此列。

2022年，成都市软件产业规模6585亿元，同比增长15.3%。当年重庆软件业务收入2705亿元，同比增长10.5%，规模仅为成都41%，增速也慢了4.8个百分点。

在以IT服务业为代表的科技研发道路上，重庆遭遇了4只“拦路虎”。

第一只虎是科技人才短缺，成了重庆IT发展的“瓶颈”。相较成都、武汉、西安等中西部主要城市，重庆的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西安2所985（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1所（重庆大学），西安7所211（2所985+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重庆2所（重庆大学和西南大学）。

虽然在IT领域重庆大学和重庆邮电大学有一定影响力，但竞争力不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重庆市高校人才培养方向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对接也不够紧密，直接服务支撑的本科专业点占比仅34.1%。IT服务业是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与高校人才输出关系密切。人才的匮乏对于IT服务业来说尤为致命，导致本地IT企业难以开展高水平的研发活动，创新动力不足，进而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只虎是产业结构单一，让人才难以“落地生根”。重庆以重工业为主，高端制造和服务业乏善可陈，IT相关的高附加值岗位寥寥无几。工厂倒是多，但符合IT人才期望的职位却相对稀缺，造成了“工厂多，岗位少”的尴尬局面。

这导致了不少优秀毕业生都跑到了沿海城市，工资翻了好几倍，留在重庆的人才少得可怜。2020年，重庆大学毕业生“留渝率”只有34.81%，而四川大学“留蓉率”高达43.6%，2019年长沙58所高校毕业生留本市就业占比45.31%，考虑到重庆的直辖市地位，跟其他省会相比，这一数据明显偏低。人才外流形成了恶性循环，优秀的创业者很难在本地扎根。

第三只虎是城市布局分散，严重影响了产业聚集。重庆各区的产业园和商圈就像散落的星星，使得IT产业难以形成有效的聚集地，这可能是受到地域限制，导致了小圈层才更适合重庆生活。没有产业聚集，往往陷入“我家隔壁只有两三家IT企业”的窘境，让人才找工作变得麻烦，既不便于人才流动，也不利于产业间协同创新。

相比之下，深圳有南山科技园这样的集中区域，有大企业的分公司，有充满激情的小创业团队，选择很多，你只要往那边一住，在哪家公司上班都不会太远。人才有大量选择的余地，企业也可以大量选择人才。

第四只虎是风险投资匮乏，难以支撑持续的研发创新。重庆市科技局数据显示，重庆市专注投资早期科技企业的国有基金仅3支，存续规模35亿元，少于成都的100亿元。耐心资本缺失，重庆市基金投资存续期通常为5～7年，而成都为10年。2023年重庆市新增创业投资、早期投资案例33起，金额10.13亿元、不足四川的20%。

重庆发达的金融体系，是面向实体经济重资产抵押贷款，而在研发创新阶段，大多以轻资产运行，很多IT企业全生命周期都无重资产，很难拿到银行贷款，重庆科技企业获贷率仅23%。当年海普瑞空有技术无厂房，选择去深圳的一大原因，就是能拿到深圳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建厂，而这笔贷款是建立在天使投资的背书基础上，深圳投贷联动输血，打造了研发创新的优良环境。

重庆面临的诸多挑战并非短期内能轻易解决，这些问题多是由历史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而成，要想改变非下大力气不可。但很多时候，一个城市资金资源有限，只能重点照顾主导产业，所以当年重庆只能大力补助长安汽车，无暇他顾云从科技，以致被广州成功挖角。

重庆不可能放弃工业制造，既要保住像长安汽车这样的传统支柱产业，又要在新兴科技领域有所作为，以避免云从科技这样的高科技企业“东南飞”的局面重演，重庆必须打破科技研发与工业制造“两张皮”的局面，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协同和资源整合，让信息技术真正融入工业体系。

唯有当软件技术能够与重庆强大的硬件制造能力紧密结合，依托硬件基础推动软件发展，才能形成“有源之水、有根之木”，实现产业的真正融合与升级。

AI当先

2022年7月，重庆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满天星”三年行动计划，将软件产业作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突破口，并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立足本地制造业优势推动“以硬生软”。

行动计划大力发展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重点的数字产业，主要包括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工业设计、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和嵌入式软件以及各类信息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数据服务、互联网平台服务和新兴技术服务等。

当年，人工智能还没有迎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爆发，主要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服务于城市安防、工业检测等行业应用，所以“满天星”行动计划在AI领域的推进较为有限，缺乏大规模的创新应用和市场驱动力。

随着GPT-4的横空出世，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被公认为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引擎，也是“满天星”行动计划亟需的强力抓手。

2024年10月诺贝尔奖名单公布，AI科学家成为最大赢家，彰显了AI在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汽车行业已通过AI实现自动驾驶技术突破，机器人行业也将迎来巨变，所有可移动物体都将智能化。AI驱动的数字世界与智能化的物理世界结合，将革命性提升全球生产力。

鉴于此趋势，各地政府纷纷将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关键战略，推出多项支持政策，促进AI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重庆市也在2023年实施了“以场景驱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简称《计划》），旨在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以期在2025年之前成功创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为此重庆成立了全国首个大模型联盟，在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的指导下，由数字重庆公司、华为、阿里、腾讯、百度、京东和科大讯飞等50多家国内头部大模型企业组成，积极服务数字重庆建设，用大模型赋能 “1361”数字重庆整体架构、“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的各类场景，助力推动重庆大模型产业生态发展。

引进国内头部大模型的一大成果，就是全国首个“城市运行和治理大模型”，其以阿里云通义大模型为基础，利用数字重庆建设积累的数字资源和创新场景，建设以生成式大模型驱动的国家级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

重庆依托“城市运行和治理大模型”，结合“满天星”行动计划，全面加强相关领域产学研协作。比如，推动十个以上重大课题方向研究，在城市运行和治理的垂直细分领域，做深、做精特色应用，打造大模型基础科研高地；吸纳百家以上优秀科研机构，为大模型创新应用提供发展建议和全面支撑，构建大模型成果转化“加速器”。

2023年8月，长安汽车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基于百度文心大模型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又于2024年4月接入阿里云通义大模型，研发汽车智能座舱垂直大模型。同年7月，长安科技独家研发的星海大模型发布，作为长安汽车智能座舱的核心引擎。

不难看出，在拥抱人工智能方面，重庆比较注重“外部引导”，这在当前阶段比较吻合重庆的实际情况。

人工智能立足IT服务业的基础发展，而重庆的实际情况是，由于本地IT服务业相对较弱，其内生动力尚不足以完全驱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因此需要借助外力，与外部先进企业合作的方式来加速这一进程。

但借助外力发展与刺激内生动力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回到前述“内弱外强”的问题，在积极引进外部力量的同时，反而更要注重培育本地人才和创新能力，才能承接并巩固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成果，实现技术的本土化和持续创新。

从这层意义来看，重庆本土人工智能发展尚显不足，与城市综合实力不相匹配，加以横向对比尤其突出。

重庆人工智能全国排名徘徊在13至14位。放眼全国，人工智能竞速已是百舸争流。前15名人工智能城市多与GDP排名相符，只有重庆人工智能排名大幅落后GDP近10个位次，在15城中独此一家，尤为刺眼。

前15名人工智能城市中，有多个城市人工智能发展远超经济排名，如合肥、西安人工智能排名分别高于GDP排名10、11个位次，凸显科技创新和学术环境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排名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中国工程院旗下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数》自2018年起每年发布，按省级区域排名，重庆2022年排名第11名，2023年降至第15名，2024年进一步下滑至第16名。

这一下降趋势在科技部指导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城市人工智能发展指数报告》城市排名中也得到了体现，重庆在（2020-2021）版中排名13，在（2022-2023）版中降至14。如不及时遏制住这一势头，重庆人工智能面临着逐渐被边缘化的风险。

究其原因，与重庆人工智能产业定位不够突出有很大关系。在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人工智能更多被视为赋能其他产业的辅助工具，而非作为独立的核心产业集群来发展。如在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中，表现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三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中，表现为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在18个“新星”产业集群中，也是“AI及机器人”并列出现。

工信部部长金壮龙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变量，将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型工业化。尽管人工智能在重庆的产业体系中扮演了赋能者的角色，但其自主发展力度相对不足，为将来长远发展留下诸多隐患。

重庆应该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最新的《重庆市未来产业培育行动计划》中，“人工智能”终于单独出现，名列6大高成长未来产业中。

重庆如何在“底特律”的土壤上盛开“硅谷之花”，现在再来审视这个问题，答案呼之欲出：重庆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的人工智能产业短板，提高人工智能的战略地位，强化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在引进外部人工智能力量的同时，也要深入挖掘和培养本土人工智能潜力，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努力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确保在激烈的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下个上海

重庆凭借其独特的口岸属性，具备在西部复制上海发展模式的潜力。作为西部地区唯一实现水铁空陆联运的城市，加之其坚实的工业基础，重庆完全有条件探索一条类似上海的发展道路。

上海之所以能够取得今日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与江浙沪地区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理，重庆作为西部的直辖市，应当立足于更广阔的区域网络，将自身的发展深深植根于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之中，加强与周边省份在交通、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构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共享发展机遇，共同推动西部地区的繁荣与振兴。

重庆与成都应当紧密携手，依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家战略部署，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内陆的战略腹地与关键产业备份基地。唯有打破地域壁垒、深化两地合作，方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打造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引擎和经济增长极，共同开创川渝地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在此过程中，重庆也将实现从“底特律”到“硅谷”的华丽蜕变。

如此，重庆的未来，绝对不会是下一个东北城市，而将是西南的上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雨前产经观察，作者：罗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