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岁，重新起舞

大家好，我是杨圆圆。我做艺术，也拍电影。我一直都对离散华人群体的故事很感兴趣，或许这一切源于18岁出国留学的经历。

这个是我留学时常去的中餐厅，它总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时空胶囊的感觉。

其实很多海外的中餐厅都让我有这种感觉。无论是餐厅的装潢，还是其中老板或服务员说话的状态，甚至是餐厅里播放的过时流行歌曲，似乎都停滞在他们移民时的中国时间。

英国和巴西的唐人街餐馆

在英国的唐人街和中餐馆，在那些不同时间点移民海外的华人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中间状态”。然而，也是因为这种“中间状态”，使得华人移民的故事往往不被主流关注和讲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异国。

毕业以后我一直都在做创作，通过展览、书籍和影片的方式讲故事。我的工作方式通常都以调研真实的历史资料为起点，搜集来自资料馆或跳蚤市场的碎片，进行人物走访。我会把这些素材汇聚在一起，寻找他们中间的关联点，以真实历史为基础，编织叙事之网。

▲ 杨圆圆艺术作品

我希望能够超越国籍与时间的边界，去寻找这些有着跨国经历的小人物在大时代下的命运联结。

六年前，我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女人世界》。这个电影的主角是一群70—90岁的美籍华裔女舞者，一群非常有生命力的奶奶们。她们有的是昔日夜总会的传奇人物，有的是在晚年才实现舞蹈之梦的老人。

这部电影关于她们在暮年再次走上巡演之路的故事。

六年前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纯一人剧组。当时为了确保自己能把相机扛稳，我还专门通过打拳击来锻炼体格。

不过我现在刚刚结束淋巴癌的治疗，吃了不少激素，所以胖了20斤。幸好目前已经康复了，头发刚长出来一点点。

做这个项目的六年间，发生了很多事。有毕生难忘的美好回忆，也有几近放弃的艰辛时刻。今年11月5日，这部电影终于即将上映。

鼎盛的唐人街夜总会

开始拍《女人世界》的契机，源于2018年的一次艺术驻地。我受邀去美国进行半年的文化交流，原本是想继续按照我的工作方式去搜集历史资料，筹划一个艺术项目，并没有想到要拍电影。

我当时一直对美籍华人黄柳霜（Anna May Wong，1905—1961）的背景很感兴趣。她是首位好莱坞荧幕上的美籍华人女性。但在很多年里，黄柳霜留给世人的记忆，主要是西方人眼中扭曲的东方形象，比如她一直被刻画为 “龙女”，或是当时她演的“蝴蝶夫人”式的角色。

▲ 黄柳霜的“蝴蝶夫人”与“龙女”形象

直到黄柳霜百年诞辰之际，她的生平和演艺事业才得到重新的评价，被定义为一个女性先锋。

在美国查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另一个和黄柳霜背景相似的人物——伍锦霞（Esther Eng，1914—1970）。我通过一部叫《金门银光梦》的纪录片了解到她的生平，在她短暂的56年人生中，她曾经是导演、制片人、餐厅老板。而且她一直穿男装，大家叫她“霞哥”。

▲ 伍锦霞

伍锦霞在当时被称为“好莱坞唯一华裔女导演”。而她的档案，最初居然是从仓库无人认领的废纸堆里淘来的，这让我大受震动，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居然会被历史遗忘。

这激发我去继续探求这段历史。我希望去调研20世纪演艺界离散华人的故事，寻找更多被时代遗忘的女性。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旧金山唐人街曾经有过多家夜总会。

因为排华法案和种族歧视的原因，从1882年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左右，华人基本是没有办法离开唐人街寻求工作的。但也正因如此，人口密集且充满异域风情的唐人街，成了旧金山热门的观光景点。

▲ 唐人街夜总会旅行手册

当时很多人所见过的华人形象，仅仅是好莱坞荧幕上黄柳霜的“龙女”或“蝴蝶夫人”，而这种刻板的东方美学，也影响了华人夜总会的美学。具有“东方风情”的唐人街夜总会也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

这些夜总会基本都是由“中国符号”命名——上海俱乐部、成吉思汗、大观天台、紫禁城夜总会等等。‍

创办和活跃在夜总会的华人基本都是生于美国的一代，他们的父母是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大部分都是说粤语的。而生于美国的年轻一代，则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长大，他们喜欢摇摆舞、踢踏舞，喜欢西方的音乐与文化。

我找到一段1940年的历史资料，这段资料充分展现了当时舞者身上东西文化的复杂性。

大部分亲历这段历史的舞者们如今都已去世。在图书馆，我找到一些有关唐人街夜总会的资料，很惊喜地在Trina Robbins写的一本口述史中发现，居然有一个在今日依然活跃的舞团——都板街舞团。

这个舞团由四位退休的华人夜总会舞者于2004年成立，如今的成员基本都是70—90岁的高龄。

2018年6月，我通过社交媒体联系到了舞团创始人，她说舞团正准备出发去拉斯维加斯的“美国风情舞名人堂”进行表演。我不由分说地火速赶往拉斯维加斯。

在那个舞台上，我见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可爱的一群奶奶。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92岁的柯比（Coby Yee）。她穿着翠绿色的华服，头顶自己手工制作的独特头饰，像一只翠绿色的蝴蝶一样旋转，翩翩起舞。

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被她的生命力深深吸引。

后来我去她家找她，她很惊讶，“小姑娘，你居然真的找来了！你不是从中国城来，是从中国来的？”

自此往后的几个月，我就不断来到旧金山，拿着相机开始拍摄柯比，以及其他舞团的奶奶们，也了解了她们更多的人生故事。

‍Coby的人生 

柯比的中文名为“余金巧”，其实她很难写出这三个字，但是和爸爸学了这个发音，记得很清楚。

柯比1926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布，她的父亲是一代美国移民，来自广东台山，20世纪初离开家乡，通过“买纸”的方式来美国投奔兄弟。

▲ 柯比（右二）家庭照

什么是“买纸”呢？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这是许多在美华人的一种常见做法。因为大地震导致美国移民局发生了一场火灾，过去的身份证明都被烧毁。所以当时想移民的华人们因此获得机会，可以谎称自己出生于旧金山，以此获得美国出生的“新身份”。

从中国移民过去的第一代华人都非常辛苦，只能做一些很底层的工作。而且他们多数都只讲粤语，所以大家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去粤剧戏台，和老乡们聚在一起聊聊乡音，听听乡音唱的粤剧。

柯比的妈妈也是一个超级粤剧迷，因此，柯比从小耳濡目染。生在美国的她听不懂粤语，却喜欢上了粤剧的服饰，也喜欢上了歌舞。

这个就是六七岁的小柯比，她跟着邻居家小孩学跳踢踏舞，但没有什么空间跳，只能在家里经营的洗衣店里跳，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跳。当时哥伦布的华人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爱跳舞的小姑娘。

后来在柯比16岁的时候，她有机会去华盛顿拜访家里的一位叔叔。这个叔叔经营了一家叫皇宫（Casino Royal）的华人戏院餐厅。餐厅舞台规模很大，有很专业的乐团。柯比看到舞者们漂亮的衣服，觉得“天呐，我也想跳舞”。

就是在这里，柯比开始学着去成为一个舞者。

皇宫华人戏院餐厅

柯比人⽣中第一套舞蹈服装是她和妈妈一起做的。那是一身粤剧戏服的改良三件套：最外一层是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短裙。

所以她会先用中式舞蹈开场，缓缓褪下夹克后，再来一段美国式的摇摆舞，最后，穿着桑巴裙跳上一曲拉丁——以此构建出一套自己独特的舞蹈风格。‍‍‍

后来在大约十八九岁时，柯比遇到一个经纪人，这个人和她说：“如果你想去更大的场子，你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

柯比说：“不，我不想，我只想跳踢踏舞。”

但是经纪人说：“如果你可以穿得更性感，你可以拥有现在三倍的收入！多达1000美元一周！”

这对于当时的柯比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她的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赚取更多收入，柯比从一个爱跳踢踏舞的女孩走上了风情舞的道路，她的高收入也让她成为了全家的顶梁柱。

在那个年代，一个喜欢跳舞的华裔女孩的成长道路总是充满曲折。我记得在采访的时候柯比和我说，她一生都不喜欢酒精，这来自年轻时作为舞者的经历。她说“夜总会里的醉汉是最让人厌恶的”。

但是柯比会运用自己的才华和独特的创造力，巧妙地应对困境。比如她是一个很好的服装设计师，在柯比的一生中，她一直把自己的舞蹈当成一场时装秀，“你们想看我的大腿，那我就多给自己穿几层漂亮衣服呗！“

那时，旧金山唐人街的夜总会声名显赫，也吸引柯比和她的姐姐搬来这里。她在诸多俱乐部工作过，其中最大、最有名的当属查理·刘开的紫禁城夜总会，柯比就成为了这里的首席舞者。

唐人街的夜总会每晚进行三场表演：八点、十点和十二点。那时候有个说法，叫“Make the rounds 走几轮”——先去上海楼吃个晚饭，然后去紫禁城夜总会看当晚的第一轮演出，再到上海夜总会看第二轮表演，最后去大观天台看最后一轮表演。

当时许多游客从没见过中国女孩跳舞，在他们眼中，华人在美国无非就是开开洗衣店、修修铁路，或者开餐厅。所以看到一群能歌善舞的华人，而且跳得比白人更好，这让他们很惊讶。

舞台上的舞蹈风格既有东方风情，也有西方的兔女郎，而柯比在旧金山唐人街被誉为“最大胆的中国跳舞娃娃”。

不同的舞蹈风格和“跳舞娃娃”柯比

柯比的第一任丈夫是“大观天台”的歌手，就是下图左上角的这一位 Sun Lowe。他唱歌很好，那时候美国有个知名歌手叫Frank Sinatra，而他丈夫就被人称为“Chinese Sinatra”。柯比当时的绰号叫“Chinese Gypsy Rose Lee（华人吉普赛玫瑰）”，还有的人绰号是“Chinese Fred Astaire” “Chinese Fitzgerald”等等。

事实上，那时唐人街夜总会里能歌善舞的艺人们，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人记住。他们拥有了不起的技能与才华，却没有一个公平的舞台，甚至在白人观众的眼中难以拥有姓名。

柯比经历过旧金山唐人街的黄金岁月，在第一任老板退休后，她们全家人买下紫禁城夜总会，柯比当上了老板娘。但是一边经营夜总会，一边当首席舞者，还要养大女儿，让她身心疲惫。

经营夜总会的柯比

再加上60年代末美国的脱衣舞兴起，这种舞蹈类型超出了华人的底线。而那时华人已经可以陆陆续续地获得一些机会离开唐人街去工作，夜总会的时代，就这样慢慢走向落幕。

在70岁时恋爱

从70年代一直到退休后，柯比一直是一名服装设计师，给客人提供定制服装的服务。她在双重文化的冲击下长大，这既是她的困境，也滋养了她的设计——她制作的服装融合了东西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她还会用给客人做服装剩下的边角料给娃娃们做衣服。

直到2000年，柯比70岁的时候，她和比自己小20岁的“年下恋”男友史蒂芬·金（Stephen King）在舞池相遇并相爱了。

史蒂芬经历了美国60年代反战运动，是一个老嬉皮，他和柯比两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过往。两个人在一起之后，柯比是史蒂芬的造型师，她更新了史蒂芬的衣橱，但凡一同外出，他们从头到脚都是柯比制作的情侣套装。

史蒂芬则是柯比的档案管理员，她毕生积攒的舞者职业照不仅令他着迷，甚至重燃了他的创作动力。

拍摄时特别触动我的一点，就是有一次史蒂芬和我说：“我们两个真的太不同了。在现实中，柯比是不会穿着她的小高跟鞋跟我一起去登山的。然而，我可以用拼贴的方式让她和我共同登上山顶。”

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跳舞不再是一个让柯比觉得辛劳的工作，而是成为了一件快乐而自由的事。

▲ 柯比和史蒂芬跳舞的家庭影像

都板街舞团

除了史蒂芬的陪伴，加入“都板街舞团”也是另一个让柯比重新找到舞台乐趣的原因。

2015年，她们首次一起登台“风情舞名人堂”后，柯比也发现，风情舞文化在当下已经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如今，年轻人积极自信地走上风情舞舞台，它成为了一种年轻人自我表达的方式。

很长一段时间里，柯比并不愿意去谈论自己作为一个舞者的过去。但在此之后，她开始慢慢学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

“都板街舞团”有十余位成员，都是70—90岁的美国华裔。她们不仅仅是锻炼一下身体，随便跳跳舞，更是在回溯一种失落的文化——通过复古演出，将观众重新带回旧金山华人夜总会的黄金时代。

成员们的背景不同，方美仙（Cynthia Yee）和周笑月（Patricia Chin）都是昔日的职业舞者。Pat刚丧偶时每天在家郁郁寡欢，老朋友Cynthia就来找她说，你不能这么丧着，咱们还得重新面对人生，你出来跟我一块跳舞吧。所以她俩也是舞团的两个创始人。

Cynthia和Pat

舞团里也有好几个人曾经是教师。她们都有过跳舞的梦想，但止步于原生家庭对舞蹈行业的排斥。直到晚年，跳舞的梦终于得以实现。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退休教师黄应英（Emily Chin）。她是唐人街最大教堂的牧师的女儿，家庭观念非常古板，别说露腿了，胳膊都不能露，永远穿得非常严实。但她其实是一个性格开朗、喜欢音乐的人，所以到了晚年反而可以释放一点自己的天性。

▲ 都板街舞团的黄氏姐妹在舞台上

还有一位诗人马文蕙（Clara Hsu）。她生于香港，十六七岁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一直戴着眼镜，看起来有点像个小书呆子。在加入舞团后，她的造型与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蜕变，朋友开玩笑说她是“和尚蜕变成为女神”。

舞团很多人都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个年纪突然获得新身份，一下子返老还童。

作为一个退休的老年舞团，她们主要在唐人街演出，也走出去为老兵、老人院的老人们表演。一次在夏威夷的老人院，我看到有的老人甚至感动哭了，“这些人八九十岁还能跳成这样，我也好想像他们一样，能够get up and dance。”

一起冒险的旅途

我们是怎么走上旅途的呢？因为我曾经去古巴做过唐人街的调研，舞团的奶奶们就说：“天呐！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古巴的唐人街，但从小就有所耳闻。如果你还想去，我们也很希望能跟你一起去。”

古巴的唐人街曾经是非常繁华的，古巴和美国两地唐人街的往来也非常丰富。过去的粤剧戏团总会在多地巡演，比如从香港出发，先到旧金山，又去哈瓦那，然后再去往美洲的其他几大唐人街。

▲ 鼎盛时期的古巴唐人街

然而在1960年代古巴革命以后，因为唐人街的华人都无法做生意了，所以慢慢地走向衰败。我曾经去古巴采访过唐人街今日的老华侨，他们说，最后一次有美国华裔来巡演，已经是1960年代的事了。

▲ 今日的古巴唐人街（杨圆圆摄于2018年）

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两地的华人再见面，再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那会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费了老大劲儿，安排了一场两地华人的同台演出。我给这次演出取名“交错剧场”，希望能让美国与古巴两地的演艺界老人们，再次同台共舞，圆一个她们的梦。

▲ “交错剧场”演出海报

拍摄时让我觉得最动人的时刻，是两拨老人的见面。尽管语言不通，一拨人说英语，一拨人说西班牙语，但她们说的像孩子般的粤语成为了沟通的桥梁——比如儿时听父母唱的《月光光》这样的粤语摇篮曲，或者小时候学会的用粤语数数字。

就是这样的交流方式，把她们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的演出在一个昔日的老戏院进行，这个戏院现在是一个古巴的武术学校，但曾经有巡演的旧金山乐团在这里演出过。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又重新激活了这个舞台。

2018年我的驻地结束，而拍摄刚进行到一个开始不久的阶段，我没有筹到什么钱，也没有一个团队。

到了2019年初，我的父亲突然病故。在充满痛苦的几个月后，我开始感到一份向死而生的力量。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我其实受到他影响很多。所以我下决心无论如何，砸锅卖铁也一定要把长片拍下去，奶奶们的岁数都大了，我不想再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更多遗憾。

于是我用自己的积蓄，跑去美国开始了后半程的拍摄。

在美国的拍摄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我又获得一个契机，可以把这些奶奶们邀请来上海外滩美术馆做一场演出。因此，我们的旅途又从古巴延展到了中国。

我在外滩美术馆设计了一个舞台装置，观众会先在半透明的帘幕上看到我做的一个短片《紫禁城夜总会的一夜》，然后帘幕拉开，荧幕中出现的人会一个个地走上舞台。

我们在上海进行了三场演出，白天观光，晚上演出。在百乐门跳舞特别有意思，有种两地舞神大集合的感觉，各种上海爱跳舞的老克勒都来邀请我们舞团的奶奶们现场共舞。

后来我们又从上海来到北京，紫禁城夜总会的舞者们来到了真正的紫禁城。

对于舞团的奶奶们来说，来到中国的意义对每个人各不相同。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华侨返乡热下第一次来到中国，探访她们父母辈的故乡，柯比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来中国。‍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有的人曾数次来中国旅游；也有的人，比如柯比，已经几十年没有再次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对于柯比而言，中国一直让她心心念念，也总让她感到悲伤，因为她的父亲在1947年回国，后来就在这里去世了。

▲ 返乡的柯比和亲戚们

在拍摄的2018到2019两年间，从旧金山、拉斯维加斯、夏威夷，到古巴的哈瓦那，再到中国，我和一群年轻的老人们一起完成了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通过这个旅程，我们的生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在奶奶们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晚，我们在一个名叫“哈瓦那”的酒吧里一起唱歌。

生生不息 

奶奶们离开中国以后，我好好地休息了一段日子，准备之后再回到美国继续拍摄。没料到，就迎来了2020年的疫情。

见不到面的日子里，我和奶奶们一直通过zoom保持密切联系，她们通过zoom搞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给朋友过生日、线上教大家做面部拉皮等等。柯比也是第一次学着使用了zoom。

zoom里的奶奶们和柯比

2020年8月7日，柯比给我发来她和史蒂芬跳舞的视频，是他们在家门口跳的。

谁也没能料到，一周后，柯比因病突然离世。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两年当中，柯比总是会不断地提到一个词，“swan song 天鹅之舞”。在童话故事中，天鹅会在离世前跳最后一支华丽的舞蹈。柯比似乎把每次登台都当作自己最后的舞蹈，但她又总会充满生命力地站在那个舞台上，再去迎接下一场。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周，她都依然在跳舞。

在悲痛中度过了一周后，8月22日，我突然发现我怀有身孕。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柯比的女儿哭了，她觉得这就是cycle of life，生生不息。

在2020年至今的四年里，我经历了无比漫长的后期之路，也从一个素人导演，一步步了解了电影行业的工作方式。我们在2021年进行过一次海外众筹，当时我都快生孩子了，只是想把宣传视频放在自己的朋友圈，没想到第二天睡醒却看到了几十万次的转发。

我特别感动，所以为了这些支持者，我下决心要努力去拿到龙标，让他们能看到这部影片。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就要实现了。

▲ 影片最后的众筹者名单（部分）

《女人世界》是我的第一部长片，过去六年里，我和电影共同生长。发生了太多太多事：我和影片中可爱的人们一起经历了跨越半球的冒险；我的父亲去世，柯比去世，女儿降临；我经历了癌症的生死关头，又在不久前结束化疗，迎来重生。整个过程，真的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一直觉得我们和海外华人之间缺乏一个看见彼此的通道，我非常希望这个片子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桥梁。

很开心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你们是上映前第一批和电影结缘的朋友。虽然有那么多遗憾，虽然经历了那么多酸楚，不过幸好这一切都切实地发生，而我们也真切地活过一场。

希望你们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感受。

谢谢大家。

▲ 导演杨圆圆和柯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演讲者：杨圆圆（艺术家、纪录片导演），策划：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