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何时，年轻人的生存故事永不会力竭。
这段时间，我们找到了5位年轻人讲述自己的生活，TA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己的“耗能选择”——比如，当气温逼近40℃的时候，不使用空调。
这可以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环保理念，还可以是基于生活境况的一种权衡判断。而这种判断可能会遍布生活的各个方面，TA们就像一株仙人掌一样，在城市环境里用最低能耗活下去。
但这只是故事的表层。面对这些主动或被动选择低耗能生活的人，很难用忍耐、吃苦、窘迫等词去简单定义。TA们的生活境遇与内心遭遇，展露出当下年轻人更真实的日常：关于生存，关于友谊，更关于自我。
在这一共同的选择里，TA们对生活展开着更复杂的考量，比如，如何分配当下的精力与体力，以过上一种胜算更高、更适宜自己的生活。
有一天，一个拒绝接受采访的人通过私信向我表达愤怒：
“你以为是我体质好，能忍耐吗？”
“我穷啊。1.5元一度的电，1400元的房租，单间，我工资才多少钱？”
“都快活不下去了，能怎么办？”
几乎每句话都带着发怒燃烧的表情包。翻看TA的动态，每条内容都与工作内容有关。
之后，TA再没任何回复。
炎热
这个夏天存在过的痕迹，正从北到南渐失踪影。
十月下旬，北京的夜间最低气温已经跌破10度，而几千公里外的广州、厦门等沿海城市，尚留存着炎热的尾巴。
为了找到受访者欧晴的住处，今年8月15日的傍晚，我又回到广州天河区的石牌村。
先前坐在麦当劳的时候，外面下起大雨，高楼与街道被浑浊的水雾笼罩。那条通往欧晴住处的小巷，两小时前我刚走过，当时房东领着我，一路曲曲绕绕。时值中午，但欧晴的房间很暗，一面窗上挂着一张印象里是草绿色的帘子，依那窄窄的楼间距，即便把帘子全部拉开，屋里也不会变得更亮。
在房东的介绍下，欧晴同意与我聊聊。在这场短暂的聊天里，欧晴表现得友好而谨慎，一台飞转的风扇不断吹起她垂在胸前的头发。很快，欧晴不愿意聊更多了。之后，当我离开后想再原路返回，记下她住处的门牌号时，却发现自己迷路了。
石牌村是广州最大、历史最久的城中村，四周被CBD的众多高楼商厦环绕，暨南大学、珠江公园与之毗邻。在石牌村，背街小巷有298条之多，在这些狭窄的小巷里，要是你想给身后的电动车让路，你最好把自己贴在墙上。
小巷两边，六七层高的村民自建房密集林立，有6万人居住在此，其中不乏很多在广州落脚的年轻租客。沿着小巷往里走，高处的空调外机不断落下水滴，细软滑腻的淤泥有时会溅到鞋里，周围则越来越黑——密集的墙壁阻止了光线的涌入，小巷深处，白天也像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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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的小巷
在石牌村，如今不装空调的房间已经很少了，几乎所有写着租房信息的纸板上都标注了“有空调”“设备齐”。
“在广州，夏天没空调怎么能行？”一位在石牌村开小卖店的女士说。
在小巷里，一间杂货店的老板告诉我，电扇销量很好已是七八年前的事情。现在，一整个夏天，电扇的销量仅在个位数。在他的推测里，年纪大的人更可能不装空调。另一位卖二手家电的女老板同意他的看法，原因是年纪大了钱难赚了。她同时认为，年轻人不太可能住没空调的房子——现在哪个父母舍得让孩子受这种苦呢？
欧晴在石牌村的住处就是巷子深处一间没有空调的房子，她说，只要风扇就足够。风扇是房东给的，黑色落地款。欧晴的房间里东西很少，小矮桌上放着传单，吃到一半的包子，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上面的席子和枕头都是新的。今年7月，31岁的欧晴以每月750元的价格租下这个房间。那天中午见到她，她说她正在找工作，之前流浪了一段时间，夜宿肯德基、麦当劳，此类地方。
在花都区的城中村，25岁的肖怡找到了自己在广州的第二个住处，一间月租金150元的单间。花都区是广州的郊区，离城中心的石牌村有三四十公里。今年7月失业后，房租到期，肖怡从月租金300元的房子里搬出来，那个房子每月仅电费就需180元，一度电收费约一块五。
新找的单间在6楼，顶层，有冰箱、洗衣机，但没有空调。肖怡已预料到这么住会很热，可她没料到竟然热到整夜睡不着。只有在晨光到来时，那个房间才会凉下来，肖怡才能进入睡眠。
“当时也是盲选的。”
“我就随便找了一个房子。”
为了给房间降温，肖怡试过很多办法，比如在窗户上挂黑色的纱帘，“有点效果，但不多”；再比如给房间放一盆水、再添一个风扇，“还是很热”。
争取
在广州的另一个城中村，李可在8月初决定搬出去住。
在那个四人间的员工宿舍，她受不了持续的炎热了。室友们在广州的盛夏无法就开空调一事达成一致。大家在各自的床头安了风扇，不舍得把钱花在空调上面，同时也为避免月度分摊电费时的麻烦，因为并不是每人每天都住宿舍。
李可今年刚大学毕业，在医药行业工作。7月底落脚宿舍的那天，只组装了一个小桌子，就把她热得满头大汗。洗完澡，躺在床上，没一会儿身上就又黏糊糊地冒了很多汗，拿手摸摸脖子，手也变得汗津津的。
床头的小风扇在吹，但四周没有冷风。晚上11点躺床上，凌晨两点都还睁着眼。为了尽快入睡，李可把半边身子悬在床边，她觉得这样可以凉快些。但依然睡不着——房间已经熄了灯，只有风扇声，和别人上厕所的开门声。
为防止老鼠闯入，门严严地关着。窗帘在发霉，墙壁也在发霉。靠窗那面墙上，霉斑被李可拿帘子遮住了。这里，包括老鼠、霉斑、雨天里城中村的小巷给拖鞋灌进的泥污，李可都能接受。但李可受不了热。热——高温，会时时刻刻附着在你身上，洗不掉，也挡不住。你总是全身是汗。
李可向室友们争取过，“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下空调？只在睡觉的时候开。”但室友们告诉她，她之所以觉得太热，是因为没在床上铺凉席。这种争取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奏效。那天晚上，她们开了空调，再往后，复杂的同意过程令李可打消了争取的念头。
睡不着的时候，李可就想：“我为什么要吃这个苦？在家待着不好吗？”可是，李可学的是药物制剂，在老家贵州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热夜不好过，热夜之后的早晨也不好过。那几天，炎热与失眠一起消耗着李可的精力，白天上班时，李可总觉得困乏，对周围世界的体验，也都变得黏糊糊一片。
对于要搬去的房子，李可的要求很简单：有空调就行。她有点好运气，找到了这样的房子，房东不收押金，且每月1100元的房租里，包含了水电燃气网费。她计划先住两个月，挨过夏天，之后么，“之后看我有没有钱”。
现在，李可最想实现的事是在过年时带着一万块回家，帮家里还债，并看到妈妈为自己能攒一万块而大吃一惊。
但如何实现呢？李可每月的工资是四千多块，距离过年还有几个月，“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不知道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李可说。
独立
周奕霏是那种无论如何都要攒钱的年轻人。她今年24岁，大学毕业后做服装外贸。6月底上海开始变热的时候，她从之前的小房间，搬到了一个有独立卫浴和小小厨台的大房间。
那个小小厨台只容一人站立。这是周奕霏在上海的第二个家，位于松江区，上海的郊区。搬家的原因是东西变多了，十几平的小屋不再能盛得下。
在她看来，工作后还向父母要钱是极丢人的事。每月拿到工资，周奕霏总是先把一部分存起来，把剩下的当日用，以此全力保障自己的独立生活。
新搬的大房间在那栋楼的顶层，20来平米，由四室一厅中的主卧改造而成。那时候周奕霏还不知道顶层在夏天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三级能耗的空调将如何影响她的心情。她衡量好了，房间性价比不错：南北通透；四面墙都是实心的，邻里隔音效果好；租金每月1800，占月薪的三分之一。此外，房间内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电齐全。令周奕霏特别满意的是，小厨台和卫生间各有一个水龙头，厨台上的菜便无需拿到卫生间清洗。
7月初，上海最高气温升到38℃、39℃。周奕霏下班回到家中，感到被晒了一天的房子又闷又热。沙发、床，所有家具都比周奕霏的皮肤温度高，手摸上墙壁，即便在半夜也能感到储在其中的热量。
一天凌晨，电费耗尽，空调断电，周奕霏在32℃的气温里被热醒，醒来时房间漆黑一片。想到刚刚耗尽电费的是前几天才充的50元，周奕霏恼火地决定之后不再开空调。三天后，周奕霏发现，似乎仅仅是插着电源，空调也在消耗电费：5.41元，4.26元，3.39元，她追踪着用电记录。于是，几乎是气急败坏地，周奕霏拔掉了空调电源，这么做是有效的，转天，电费回落到1.68元，此后便稳定在1～2元。
那天，拔掉空调电源后，周奕霏开始吹小电扇，但天气太热时，电扇吹的风也发热。在网上，周奕霏找到了别的物理制冷法，比如，把一级能耗的冰箱打开。刚开始的确冷气足，但时间久了也没用。半夜醒来看手机，有人说这么做会把冰箱搞坏，于是，周奕霏把冰箱门关了回去。再比如，把冷藏过的冰垫铺在床上，但那种清凉只能维持10分钟。
周奕霏也曾尝试打开窗户，让电扇朝着窗口吹。那晚，外面凉凉的空气不断涌入，睡在窗户下面的小沙发上，周奕霏感到凉快。但那个小沙发太小了，睡在上面很容易翻倒，于是，这个办法也被放在了一边。
在物理制冷上，周依霏的最新思路是爬到楼顶，在自己的房顶处铺一块草皮隔绝日晒。她为此与物业协商，并说服了他们。
放松
拔空调的事发到网上后，不少人给周奕霏留言，问她为什么“没苦硬吃”。
“但我自己不这么觉得，衡量这些因素的时候，我不会把睡个凉快的觉作为最重要的事。”周奕霏说道，“我的优先级是省钱。”至于如何在高温下保证健康，周奕霏的办法是离风扇近一点，睡前冲个凉水澡。
不过，在回复网上留言的过程里，周奕霏的确想过：我是不是对自己太严苛了？她尝试放松一些，比如每天开两小时空调。当她真的这么做，却发现顶楼存不住冷气，房间总会很快“回温”，而当日的电费也会快速消耗至十几块。周奕霏试着查看电表，研究究竟，但电表被一张粘在上面的封条挡着，什么也看不到。
如果铺在房顶的草皮有用，周奕霏明年还计划住那个位于顶层11层的房间。
毕业后的这两年，周奕霏有种从被管制的环境里放出来的感觉。现在，周奕霏很享受自己的独居状态，不被任何人干扰生活的任何决定。她相信20岁至30岁是人生最自由幸福的阶段，无需考虑功成名就，“你不用想那些，你做不到也不会有人怪你，对吧？”
需求
欧晴说她在找工作，一直在找。任何工作，店员、服务员、公司职员。我问起她流浪的原因，她回答说：
“因为在等人。”
“等男朋友，等喜欢的人。”
我以为接下来我会听到异地恋如何难挨、相爱之心如何艰辛、现实生活又如何将之百般阻挠，但欧晴的回答不涉及这些。她接续其后的话令人迷惑，循着她的话我只能原地打转，因为每往前一步，都会被她雾一样的回答拽回原地。我似乎能理解她说的“等”，某种对彼此“约定”的彻底信赖与纯真坚守，但说到底，这种理解也只是我的猜想。
“就是等他来接我啊。”
“他在广州吗？”
“他不在广州。”
“我只能讲这么多了。”
“他说他一定会来找你吗？”
“没。这怎么说，这算是一种默契吧。”
欧晴说话的速度很慢，她说是药物的缘故，我凭着感觉问是否是抑郁症相关的药，她很快否认了。在这个房间住下时，欧晴只带了一个约20L容量的书包，书包里放着她的毕业证、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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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内的路牌
2020年，欧晴毕业于广州某211大学。在疫情的三年里，她三次尝试考取天津某大学的研究生，但都没考上。欧晴说她原本有很多东西，但都捐出去了，书包里装着的是她的全部家当。
现在，这个书包就放在床尾的另一边，是房间里唯一能收纳物品的东西。在灰暗的光线下，能看到书包的颜色由崭新的粉色和蓝色拼接而成。一双白色厚底休闲鞋在门后放着，看起来也很新。
“我可能没那么怕热吧！”欧晴说，“这样子就够了。”
欧晴说她当时很困很累，只想找个睡觉的地方；她希望住的地方能有一台风扇；她能在那里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需求。”
远离
阿铭或许是五位受访者里最具创造性的——她之所以住进没有空调的房间，是为了追寻一种更轻松的生活。
阿铭在不同的私立医院当了3年牙医，去年春天，她从中山的家中搬到了茂名老家的老房子里，并在不久后辞掉牙医工作。
在茂名，阿铭与没有空调的夏天首度相逢。阿铭买了游泳卡，但发现泳池里面的水也是“烫”的；躺在家里的床上，起身后，会看到床上的席子已跟随汗液印出一个人形。为了降温，睡觉时阿铭把浸过凉水的湿毛巾搭在脖子上，但它的有效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睡到半夜，阿铭得起身再洗个凉水澡。
下雨季，炎热更加难耐。茂名那时下连夜的暴雨，由于老房子在粉刷，阿铭当时借住在亲戚家。为防止雨水潲进屋里，门窗只能紧闭。于是，炎热、潮湿、静止，整个房间变得像蒸笼一样，只有一台很小的风扇无功无过地转转转。
阿铭闷在里面，睡不着，但又不能干别的，一身的汗。“当时的心情真的好绝望。就是你暂时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现状，你只能去接受，但它又那么难接受！”阿铭说，她这么描述炎热对人的折磨：人家打你两下，你青了一块，但你不碰它，它也不痛。但是“热”这个事情，它会持续24小时，持续一个月，成为每天都要面对的事。
那阵子，加之没有工作，阿铭感到压力巨大，“哭得很晕”：我怎么会把我的人生走得这么糟糕？她变得很情绪化，不再嘻嘻哈哈。“当时你真觉得没有什么盼头了，因为最会做的事情你不想做了，然后也不知道去干点什么，身边也没什么人能给你提供帮助。”——生活的唯一事实似乎变成了“我不应该活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不回中山呢？
因为想离爸爸远一点。知道爸爸很辛苦，但仍想离“一言堂”远一点，离“你不要考研”远一点，离“耽误你结婚嫁人”远一点。
在这个层面，阿铭觉得活在茂名很轻松。
释怀
去年夏天，阿铭和同样学口腔同样没工作的朋友去茂名的小东江吹风，“江边会有很大的风”。
坐在江边的大理石凳上，她们吃用辣椒粉和甘梅粉腌过的水果，从晚上八点待到十一二点，之后她们会去一个朋友工作的便利店，喝着碳酸饮料一起待到凌晨三点。三人总是聊得很开心，但又都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将如何。
“我到底能去干吗？”
“只要做开心的事情就好了。”
“吃喝玩乐最开心，但吃喝玩乐能赚钱吗？”
“你想想你的理想。”
“我真的完全没有目标。”
辞职之后，阿铭想过很多洋溢激情的赚钱办法，比如去北方卖糖水，“我们的糖水这么好喝，一定要把它推广出去。”她询问北方的朋友这么做是否可行，朋友回答说，前三个月应该能活，后面就随缘了。
在便利店，阿铭和朋友们想过做出口贸易，例如卖假发去非洲，但随着另一个学美术的朋友的加入，他们改变了方向：做文创。阿铭想过开发假牙文创，以及一种健身牛肉丸：希望它健身不练腿，长满8块腹肌，但双腿仍细细的像两根杆子。她画示例稿给朋友看，但因为画得丑被朋友否决。阿铭说，现在的人就喜欢丑东西，但这个很具市场洞察的观点被坚持审美的美术专业的朋友拒绝了。
去年10月，小团队赚到了第一笔钱，他们用小飞机、小火箭等形象做了些手机支架、水杯，并联系到上海一家文创店代售。两个月的营业额为600多元。阿铭觉得这个成绩可以达标，对于之后的经营，她满怀信心：“等我完全学会的时候，我就成为小老板啦。生活真有盼头。”
去年到今年，连续过了两个不吹空调的夏天，阿铭的体会是，今年比去年好过一些。那种由炎热难耐诱发的失落沮丧已经得到平息，那种“为什么自己不努力得到空调”的埋怨，在现在的心情下，被解释为“钻牛角尖”。
这当中的一件小事是：去年6·18，阿铭看中一台售价1899元的空调，但就在那天晚上，好巧不巧，她的手机坏了，维修费是1838元，空调因此买不成了，阿铭为此沮丧，但如今讲起来，阿铭变了态度：还省了几十块钱呢。当别人问：你怎么还不装空调？阿铭会回答：我修手机了呀。当别人再问：修手机就不能装空调了吗？阿铭会回答：穷鬼是这样啦，穷鬼的钱只能干一件事情啦。
现在，对于如何生活，阿铭总结出了“释怀”“看开”，或“穷有穷的活法”。站在旁观者的位置，在阿铭的变化里，我感到一种由无奈、坚强、豁然所调制而成的混合物，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明智：顺势而为。
不再深究
这次采访中，肖怡和欧晴一样，都在采访开始不久后拒绝继续聊下去。
过去，面对这种状况，我在这份工作里学到的经验是，耐心突破，争取说服，但这次，这条经验失效了。而后，我在欧晴的沉默里再次领会到了她的拒绝。那个房间里，欧晴所表现出的收敛、不可知，就像一块隔绝了空气的坚冰，在生活之海不设欲望地轻轻漂流——对欧晴的采访就这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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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村小巷内一处民房的楼梯入口
8月的那个中午，我从欧晴的住处走出来，来到小巷。越往外面走，天空越亮也越大。
欧晴说她喜欢暗暗的房间，做自己的事就是想躺就可以躺。我离开前，欧晴给我看了她透着明亮光线的小灶台和卫生间——那块长条状的地方与我聊天所在的房间一门之隔，平常，欧晴喜欢把这扇门也关上。
我站在那个明亮的地方，凉风吹入，欧晴说，“我有好多好多水瓶”———这是整个访谈过程里，欧晴唯一一次主动聊起她的生活——在铺着光洁瓷砖的灶台上，一排蓝色矿泉水瓶整齐排列，有的已经空了，有的原封未动。
我沿小巷继续走，不断想起欧晴说过的一句话：很少人知道我住在这里吧，基本上除了房东之外没有了。我越想便越觉得惊险，之后，某个时刻，我突然醒悟，应该返回欧晴的住处，记下那个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