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作者贺雪峰，2019年10月出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按居住人口统计，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60%，其中包括2 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多数没有迁移农村户籍进城，而是保留了在农村的住房和土地承包权。
因为二、三产业本身的规模经营要求和聚集效应特征，中国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同时就是快速城市化的过程。
城市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农业却因为受到土地规模和消费需求的限制而发展较为缓慢，城乡之间差异也往往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搬迁到城市居住，成为新的城市人口。
城市快速发展和农民大量进城，导致农村人口减少了，农村变得萧条甚至凋敝起来。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及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背景。
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外，中国农村和农民也存在显著分化以及由这种分化所造成的不平衡，如果我们缺少对农村和农民分化的深入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果非但不能达到“20 字”总要求，还可能加剧农村和农民的分化，拉大这种不平衡。
农村地区的分化
当前中国农村，首先可以区分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的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地区的农村，以及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
因为区位优势和较早进行的乡村工业化，在进入21世纪前，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并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地区农村二、三产业繁荣，不仅使当地农民从农业进入到二、三产业就业，而且吸引了大批外地农民工来此就业。
繁荣的二、三产业和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造成农业用地的非农使用，非农用地产生了远超过农业用地的价值。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民因此可以从中受益，典型表现就是宅基地具有了较高的潜在市场价值，农民有了较多财产性收益。
相对来讲，由于缺少区位优势以及错失乡村工业化的机遇，占全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不再有重新乡村工业化的可能，农民在农村缺少就业与获利机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而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群体的留守地，农业变成以老年人为主的老人农业。
在缺少二、三产业发展条件的情况下，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仅靠传统农业显然是无法致富的。改造传统农业，由种大田作物到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是最近20 年来全国地方政府“逼民致富”的首要选择。
不过，在中国仍有6 亿多农村人口、2.2 亿农户，仍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经济作物高附加值是以其高风险和高投入为代价的，扣除风险与投入因素，在充分市场条件下，种经济作物的收入与种大田粮食作物的收入是等值的。
任何一种具有超额利润的经济作物种植都会吸引大量模仿者，从而会出现供给过剩。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繁荣的二、三产业和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收入相当有限的农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仅仅依靠小规模的农业甚至是以老年人为主的老人农业是很难使产业兴旺的，应对办法有三：一是乡村工业化，二是发展新业态，三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如前已述，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乡村工业化的机遇已经失去，工业向园区集中成为共识，这条乡村工业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也存在着限制。当前中国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2.2 亿农户，全国20 亿亩耕地，户均不足10 亩，显然是不大可能发育出大量的规模经营农户。
因此，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实现产业兴旺的唯一出路几乎就是所谓的发展新业态，最主要的是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最近几年，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地方政府实践都将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本质上是要赚城市人“乡愁”的钱，借城市人对田园风光、风土人情的好奇来吸引城市人消费，从而让农民有就业和获利的机会。
不过，一方面借城市人“乡愁”可以赚钱的机会不可能很多；另一方面，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必须具备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条件，而具有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条件的地方，就是相对具有较好条件的农村，资本就一定会自动找上门来投资，当地农民有较一般农业型农村更多的获利机会。这样的有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机会来发展出新业态的农村占全国农村的比例不会超过5%。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农村：
一是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这些地区已经工业化，农村也已经城市化了，这类农村占全国农村总数不超过10% ；
二是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占全国农村70% 以上；
三是适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的具有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占全国农村5% 以下。
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只可能长期处在小农经营的格局中。
2. 农户的分化
我们再来看一看占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户的分化情况。
当前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因为农村缺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人多地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土地，使农户家庭仅靠土地收入难以维持体面生存。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来扩大家庭收入。
相对于城市，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仍然落后，只要具备条件，农户家庭就都愿意进城居住。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是没有乡愁的，他们只有“城愁”，即能否在城市安居下来的担忧。
因此，当前中西部农村存在着三种有所差异的农户：
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举家进城的农户；
二是农户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老年人留守务农的农户；
三是全家留村的农户。
其中比例最大的是第二种，即我们所说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农户家庭，占中西部农村农户的70% 左右。
这样的半工半耕农户，一旦进城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具备了全家进城的条件，农户家庭就可能全家进城买房安居，成为真正脱离农村的城市人。富人进城，富裕农户进城，这是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大多数“半工半耕”农户家庭缺少全家进城的经济能力，而希望借家庭代际分工来分别获得务工和务农收入，以实现渐进式进城。
还有部分农户家庭因为不能或不愿进城而全家留村。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留村，仅靠种自家承包地的收入是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农村体面生活的，因此，他们就要想方设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获得各种农村获利机会。
大量农民进城也会留下若干农村获利机会。
这些留守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可能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或捕获农村获利机会，而有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些农民就成为我们所讲的“中坚农民”，有时正是因为“中坚农民”具有在农村获利的机会，他们可以不进城务工经商就保持在农村的体面生活。越多农民进城，就留下越多农村获利机会以滋养出农村的新“中农”。
此外，农村还有部分缺少进城机会的老弱病残群体。
因此，占中国农村最大比例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存在着四种差异颇大的农户：一是举家进城的农村富裕农户；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户；三是留守农村的中农家庭；四是老弱病残家庭。
3. 农民个人生命周期的分化
当前中国城市化所表现出来的首先不是农民全家进城，而是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然后全家逐步进城。
从农民个体来讲，年轻力壮时，进城务工经商比较容易找到机会。这时候他们进城闯荡，机会好，有能力在城市成功立足，可以获得稳定的就业与收入机会，然后全家进城，完成城市化。
从当前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进城农民缺少全家进城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普遍采取青壮年子女在城市务工而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的家庭策略，不断创造进城安居的条件以及寻找进城安居的机会。这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民渐进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随着进城务工农民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找到适合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又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他们就开始返乡。
返乡是一个过程，进城农民往往是以务工地点由远到近，时间由长时间到短期的顺序，逐步回到农村。进城农民不愿意不体面地漂泊在城市，他们要么体面进城，要么体面返乡，因此，所有缺少稳定城市就业机会的进城农民都倾向留下年老返乡的退路。
在农村，在当前农业基础设施较好且农业普遍机械化的条件下，老年农民也可以与土地进行有效结合，只要有土地，农民不仅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而且正是农业生产让他们有了意义感，有了存在的自我肯定，有了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关系，以及有了生活的节拍与生命的节奏。
以上讨论了农村区域差异、农户的差异以及农民不同生命周期的差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落实到已经分化的农村与农民身上，我们要分析这样一种战略究竟应当如何实施才能惠及最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
作者介绍：贺雪峰，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长期坚持实地调研，学术研究上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在城乡治理、农业政策、农村经济、土地制度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著述，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文摘自《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作者贺雪峰，201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