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关税的底气与中国大陆的内需

10月26日，在与Joe Rogan的访谈中，川普再次提及了William Mckinley。其实，这位在19世纪末重塑美国政治体系的共和党总统，就算许多现在的美国人也不太熟悉。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认为这是因为deep libral bias掌控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历任美国总统排名中，都刻意淡化了William Mckinley的作用；当然也有人认为，Mckinley身在电视媒体时代来临之前，因此还没有享受过他的继任者Theodore Roosevelt在电视媒体上被追捧的感觉。

事实上，Mckinley与中国渊源颇深，当年针对大清的“门户开放”（Open Door）政策，就是Mckinley的手笔，而这又是当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在东亚的一种现实折衷形态。Mckinley发动了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和菲律宾，而Mckinley主导的高关税政策，使得夏威夷食糖无法顺利出口至美国本土，由此导致夏威夷内乱，最终使得夏威夷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换言之，Mckinley一手打造了20世纪的美国领土版图，他塑造的共和党政治优势持续将近四十年，一直要到小罗斯福时代才会被打破。

川普称自己为Tariff Man，而称Mckinley为Tariff King，可见Mckinley对川普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可能来源于Robert Lighthizer。在2023年出版的No Trade Is Free中，Lighthizer花了大量篇幅去梳理美国的贸易保护历史，对Mckinley赞赏有加。如果你认为川普没时间读书，那这些美国历史知识很可能就是他的身边人告诉他的，而Lighthizer和Peter Navarro，显然就是川普第一任期结束后的颓唐四年中，依然持续热情支持他的“忠诚伙伴”。

主流经济分析都认为川普的高关税政策将导致美国通胀大幅上升，并且很长一段时期都难以改变，进而将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市面流行的分析都针对川普提出的对中国大陆普遍征收60%关税及对其他贸易伙伴普遍征收10%关税可能造成的影响。而作者好奇的是这种关税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在与Joe Rogan的访谈中，川普回顾了19世纪末美国没有所得税的时代，那时候有的是关税。

这些历史故事在此之前只有美国财税制度的研究者才会关注，其中的佼佼者是Douglas A. Irwin，他那本《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堪称经典，是了解美国财税政策历史的必读书目，也是从税收政策角度理解全球化的必读书目。作为一名经济史学者，Irwin的著作并没有政治站队，因此无论美国的哪一政治派系，都十分愿意引用他的著作，包括Lighthizer。

正如Irwin所言，“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高关税是不是美国经济在19世纪末强劲增长和美国作为工业强国崛起的主因？”

Irwin写道：“在美国内战结束后，1860～1900年，美国人口翻了一番，铁路里程从3.1万英里扩张至25.8万英里。生铁产量增长16倍；煤炭产量增长23倍。1870年，美国在全球制成品的生产总量中占23%，到1913年，这一比重攀升至36%。相应地，英国在全球制成品产出中的比重从32%下降到了14%。美国还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均收入高居榜首。”而这一切，并不发生在自由贸易时期，而是发生在美国贸易保护最为严重的时期。

1890年，Mckinley表示：“我们在农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我们在矿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我们在制造业上遥遥领先所有国家。这些都是我们推行保护性关税29年后拿回的战利品。其他体系能实现这种繁荣吗？”也正是在当年，作为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的Mckinley提出的关税法案（Mckinley Tariff Act）获得通过，进口美国的平均税率上调了近50%。

对于19世纪末美国关税政策与工业大发展的关系，后世争议不断。Douglass North委婉地表示：“尚不能确定是不是开征关税加快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开征关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就没有这么快。更让人生疑的是，它是否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国民收入出现净增长。”

学术上的争论还在于，关税反对者认为，1870～1900年美国人口增长中几乎有1/3来源于移民，而这些移民人口增长，似乎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关税支持者则反驳，正是因为美国当时的高关税政策，才使得欧洲和其他地区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不但给美国本土带去了欧洲的新兴技术，还使美国获得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这个历史，在后来的德美贸易纠纷和日美贸易战中都反复出现。正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打压，才迫使日本汽车企业去美国本土建厂，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美国汽车产业的就业；也正因为半导体领域对日本的压制，才导致在PC时代美国重新拿回半导体产业的主导权（《芯片战争及其应对（上）》）。当美国的自由贸易论者不停批判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时，贸易保护论者总是能举出反例。

回到Mckinley的时代，1896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党纲明确：“保护主义构建了（美国的）国内工业与贸易，并保护我们的市场；贸易互惠构建了对外贸易，并为我们过剩的产品找到出口地”（Protection builds up domestic industry and trade and secures our own market for ourselves; reciprocity builds up foreign trade and finds an outlet for our surplus.）正是当年，Mckinley当选成为美国第25任总统。

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理解reciprocity（贸易互惠）的历史，是理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容忍接受全球化的关键。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历史并非始于Mckinley所在的19世纪末，而是自美国独立后就已开始。

Alexander Hamilton为代表的北方工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维护美国本土的幼稚工业，以Thomas Jefferson为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利益集团则主张自由贸易来确保农产品的顺利出口。1791年Hamilton的Report on Manufactures首次系统阐释了幼稚产业理论，为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到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达到40%。

林肯总统的经济顾问Henry Charles Carey继承了Hamilton的思想，区别于主张自由贸易的British System，提出了American System，将通过高关税、建设基础设施保护本国纺织、钢铁等支柱工业，同时注重以差别关税来促进农产品出口作为当时的执政策略。

可以说延及今日的贸易保护思想，在Henry Carey时代已经成型，并在此后持续付诸实践，差异仅仅在于如何平衡南方农业利益（或其他具有出口优势的利益）。换言之，从共和党的历史视角而言，贸易保护是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WTO这样的超级全球化才是“历史的意外”。

简言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历史观是，关税是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有力武器，而差异化的关税可以用来平衡不同产业的诉求。由此引申出贸易互惠（reciprocity）这一重要观念。互惠一定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受损一方，无论是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需要，还是出于贸易逆差导致的损失，都能采用关税这一武器进行反击或获得弥补。

因此，川普在第一任期的贸易谈判时，反复强调reciprocity是mirror、mirror、mirror，也就是，“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如果你不开放自己的市场，那我就会关闭自己的市场。但即便你开放自己的市场，我的产业比拼不过你，我的就业受损，我也会关闭我的市场。这就是美国贸易保护传统观念的基本思维。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接受全球化，就是因为在美国拥有近乎全部产业优势的二战后时代，reciprocity与free trade在表现形式上是几乎一致的。也就是说，从持有贸易保护主义观念的贸易互惠者视角来看，由于美国尽皆优势产业，因此放开本国市场并无不妥，而这种形态看起来已与自由贸易无异。但不要忘了，reciprocity与free trade合二为一，是以美国产业尽皆优势为前提的。

也正是因为有尽皆优势这个前提，更倾向自由贸易理念的民主党小罗斯福政府，在1934年获得国会支持，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案》（Reciprocal Tariff Agreement Act），授权总统在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中能够下调进口关税。

也就是，最迟在1930年代，reciprocity已经成为两党对外贸易政策的共识。而在此后，reciprocity则进一步成为了关贸总协定（GATT）体系的重要原则，最终促成了本轮全球化。要理解的是，在彼时，乃至到GATT阶段，甚至到了WTO初期，美国的产业仍然是“尽皆优势”的。

美国大企业将生产性部分迁出本土，去工业化进而导致全球化，实际有美国税制变化这个重要原因。无论是早期生产性部分的迁出，导致“研发与制造”的分离，进而又出现研发部分的离岸化（Apple模式），实际都有美国大企业“避税”冲动和降低人力成本这两个初始原因，最终形成了Dani Rodrik所谓超级全球化的局面。

当制造部分外迁，制造业衰落了；当研发外迁，研发领域在海外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强，曾经尽皆优势的产业逐渐丧失优势或不断遭受挑战，此时reciprocity与free trade就必然地“分道扬镳”了。

我们看Robert Lighthizer的观点，很难讲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或者贸易封闭主义者，他和川普一样，强调的仍然是reciprocity，当然，他有很强的时代特征。reciprocity其实就是GATT的基础，当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回到GATT时代。所以关税大棒会不会给美国带来通胀？答案是一定会。那么通胀恐惧是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放弃reciprocity的理由吗？答案是肯定不。因为历史上的高关税时期，美国总有部分产业会承受高关税的代价，关键看这个代价能否换来产业恢复和贸易平衡这两个目标。

为何很少有国家可以长期持续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呢？或者换个视角，为何美国历史上可以承受高关税的各种代价（或说可以将高关税作为有力的贸易武器）呢？作者认为，这正是因为美国有庞大的内需。正是因为美国具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内需，这个内需对内可以供养足够庞大的美国企业群体，对外还可以令众多内需不足（对应的是产能过剩）的外贸国家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市场。当各国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市场时，美国的关税大棒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呢？庞大的内需，还让川普主义者可以想尽其他方案来对冲关税大棒带来的通胀压力，包括降低能源成本。

但最需要思考的是，如果川普关税的目标是重塑美国的产业优势，那曾经的“盟友们”将毫无疑问受到冲击，那些依赖口号而得实惠的地区，将无一例外支付代价；理论上，要允许中国大陆投资美国，才可使美国的部分产业“恢复生机”，犹如当年日美贸易战时，以贸易政策为武器逼迫日本企业投资美国本土去解决美国的产业和就业问题。

所以，如果目标是以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作为美国产业复兴和贸易平衡的武器，就必须以美国与昔日盟友的关系乃至美中关系的调整为前提，但这个调整，是否能够顺利实现？这其中当然还有微观层面，企业关心的生产成本问题。所以，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况，关税政策变成现实，但产业调整却迟迟无法开始呢？

因此，当充满贸易保护主义历史底气的川普关税袭来时，应当如何应对？关税大幅增加当然会对应出口的下降，外需受到冲击，传统上无非两种方案：一是大幅增加内部投资，二是大幅提振内需。那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究竟应当（再次）怎样抉择？这个问题争论颇久，不但并未落下帷幕，甚至因为川普关税的袭来，会变得更为胶着。

内需意味着消费能力，但内需对中国大陆而言，仅仅是缓解国内产能压力的手段吗？仅仅是外需不足或外需受挫时才应当被重视吗？究竟如何才能在大国竞争中获得真正的优势，如何才能让14亿人口这个“可怕的”内需成为竞赢的关键（哪怕目标就是为了“赢”）？

人民越富裕、内需越旺盛、国家越强大，这大概就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历史能够告诉大家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作者：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