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作者:游云,内容编辑:百忧解,题图来自: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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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流在席卷亚洲。
韩流明星是千禧年记忆的一部分。2000年冬天,H.O.T.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演唱会,7000多张演唱会门票很快售空。还有不少中国籍艺人在韩国偶像团体出道,韩庚、宋茜、鹿晗……他们共同构成了许多人的少年时代。
20多年过去,韩国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市场依旧庞大,最火的偶像团体在国内音乐平台有千万级听众。国内的偶像市场也在逐渐扩大,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播出,似乎意味着“偶像元年”的到来。
无论是20年前的韩国练习生,还是20年后的选秀综艺,都在试图向大众展现,从零基础开始,接受专业唱跳技能培训,最终成为偶像团体的一员出道,是一条可行并且光芒璀璨的道路。
郭晴和方玥,分别在2013年和2023年走上过这条路。她们前往韩国接受训练,又在一段时间后退出。她们发现,这个行业是一条庞大且完善的流水线,偶像是流水线末端的五星产品。
生产偶像,是一种娱乐工业。但归根到底,偶像的本质是人,而人身上总有一些无法成为商品的部分。在流水线上,人的个性、情感,乃至价值,应该安放在何处?郭晴不解,很多在韩国接受出道培训的中国练习生,也产生了相同的困惑。
走在这条养成之路上,她们举步维艰。
偶像制造工厂
19岁那年,方玥来到首尔,推开一家练习生学院的门。
这是无数次出现在她想象中的场景。两间有大镜子的舞蹈教室,大的可以容纳12个人跳舞,小的可以容纳5~6个人。练习声乐的房间里,有电子键盘、麦克风和专业的录音设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要和十几个女孩一起,在这里参加短期培训,准备两周后的一场公演。
练习生学院按月收费,每个月的普通课程售价为150~250万韩元不等(人民币约8000~13000元)
来到首尔前,方玥给机构交了一万多块钱,包含课程、住宿、和最终公演的费用。她本想直接进入SM、HYBE、JYP之类的娱乐经纪公司,成为签约练习生。签约后不需要支付培训费,还有可能通过公司的出道选拔,作为公司旗下的偶像团体成员出道。
但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
从2022年开始,方玥每个月都给各个经纪公司的公开选秀邮箱发邮件,附上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唱跳视频资料,但所有的信息都石沉大海。
是自己不够优秀,还是经纪公司的新人开发组更重视线下选秀,不怎么关注邮箱信息?方玥不清楚,她决定找找别的机会。
2023年夏天,她搜索到一条练习生学院的招募信息。练习生学院算是素人和经纪公司的“中介”——学员在这里自费接受培训,提高唱跳实力,准备公演;经纪公司也会观看公演进行选秀,或者不定期在学院内部举办非公开选秀,通过率往往比公开选秀更高。
这样的练习生学院遍布首尔,用naver地图就能搜索到数百家。这意味着在这个城市,平均每6平方公里不到,就有一家或大或小的学院。有了练习生学院这个平台,只要顺利通过经纪公司的3~4轮选秀,方玥就能取得签约,成为正式练习生。她面前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宋旻浩、张元英、李惠仁……很多在韩国爆火的偶像,都曾经在练习生学院接受培训。
方玥抱着尽快签约的想法来到了首尔。很快,她发现一切都没有想象中简单。
到达学院的当天下午,她和女孩们一起上了第一节舞蹈课。老师教的舞难度很高,她们也还没调整过来状态,仅仅跟上进度就已经很吃力,齐舞效果也欠佳。学院的院长对她们不满意,责备她们跳得不好。
“再集中一点!再对自己狠一点!”直到所有人都能将当天的内容完整、整齐地跳下来,训练才算结束。而这才是入学的第一天。
方玥有点崩溃。她意识到,这里不是兴趣班,而是一个专业的偶像制造基地。没有正反馈,没有夸奖,取而代之的是高压、高强度的训练日程。
每天的课程从9点开始。上午是韩语课、声乐课,下午是舞蹈课和自由练习。晚上10点多,女孩们结束练习,一起坐地铁回宿舍。十几个女孩们共用一间浴室,方玥每天洗漱完已经是凌晨3点。再考虑到第二天早晨洗漱的时间、挤早高峰地铁的时间,她每晚只能睡4小时。
方玥是这十几个女孩中年龄偏大的,最小的女孩只有16岁。每天训练开始前,监督训练情况的室长会和她们聊前一天的练习情况和当天的练习计划,也会给作为小组长的方玥上压力:同样的舞,另一组已经排完了,你们才只有一半。
方玥参加的是短期培训,只有不到两周。但“短期”似乎意味着更紧张的日程、更严格的监督。一切都指向一个目标——公演。
所谓的公演,即公开演出,面向的并不是普通观众,而是娱乐经纪公司的新人开发组。他们坐在舞台下,观看练习生准备好的唱跳舞台,从中选出一些人,进入下一轮面试。对练习生来说,公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新人开发组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潜力成为K-pop巨星的人。
公演当天,学院怕女孩们的嗓子出状况,或者吃了咸的食物水肿,影响上镜,就不允许她们吃东西,也不能喝除矿泉水以外的液体。方玥的准备还算充分,身材管理、表情管理,彩排……每一项都已经提前预演过很多次。但在学院参与了两次内部试镜后,她依旧没能等来经纪公司的联系。
完成所有课程和公演后,方玥得到了学院给的结业证
通常情况下,一场60~70人的公演,只有20~30人可以收到经纪公司的进一步联系,其中能得到最终签约的不到5人。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无需按部就班地参与全部面试:方玥见过一个11岁左右的韩国男孩,公演时唱了一首歌,就直接获得了大公司的邀约。
每个怀着憧憬来到练习生学院的人们,都想成为这样的极少数。
事实却是,根据韩国调查机构发表的《2019大众文化艺术产业现状调查》,在2019年,韩国有超过10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练习生,其中与娱乐公司正式签约的只有1672名,比例不到0.1%。
而这0.1%的选拔标准也很模糊。方玥所在的学院告诉她们,唱不好、跳不好都没关系,经纪公司看中的是“可能性”。
什么是可能性?方玥给不出具体的答案。她记得学院里的一个妹妹,已经进入一家大型经纪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但还是没能通过,理由是“energy不足”,但没人能说清楚什么是公司想要的“energy(能量)”。甚至她们能听到这个理由,也是学院里的声乐老师找经纪公司的人专门打听的。正常情况下,落选就是落选,没有解释。
就算能进入一家经纪公司,也只是从素人到偶像的微不足道的第一步。方玥思考了一连串的问题:进去了就能出道吗?出道了就能火吗?火了就能火得长久吗?
“越努力越幸运”
高强度的训练和极低的通过率,造就了韩国每年出道的数百个偶像团体,也实现了韩国在偶像娱乐产业上的成功。根据国际唱片协会(IFPI)2024年发布的全球音乐报告,韩国已经是世界第七大音乐市场。
商业成绩的背后,偶像产业的成功由一条精密的流水线打造。每个想从普通练习生成为偶像的人,都要从流水线上过一遍,同时面对着关于机遇的变数。
2005年,Super Junior出道,和两年前出道的东方神起并称“红蓝”,掀起了韩流偶像在中国的风暴。那年,郭晴11岁,在家门口的小书店看到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里面是这两个偶像团体的相关资讯。
她回家问妈妈要了几块钱,买下了这本杂志,和同小区的几个好朋友传阅,一边翻一边感叹“好帅啊!”Super Junior的成员韩庚是中国人,郭晴看到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样子,心里很羡慕,也从此有了偶像梦。
19岁时,郭晴前往韩国的一家练习生学院,成为自费练习生。在学院度过近两年的练习生活后,她终于被一家小公司选中,取得签约。
接到公司新人开发组打来的电话,郭晴的第一反应是电话诈骗。她参加过无数次面试,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和这家公司打过交道,也已经有了放弃的念头。她21岁了,虽然在国内还是大学生的年纪,在练习生中却算“高龄”。
在韩国,偶像团体的出道年龄一般在17~20岁,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内卷”。近几年,女团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往往在14、15岁就正式出道。从舞台下来,她们脱下表演服,卸掉成熟的妆容,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开始写初中课程作业。
在比她们大7岁的年纪,郭晴才刚刚接到经纪公司的邀约。新人开发组的姐姐很有耐心,帮她回忆了面试时的细节,邀请她去公司聊一聊、签合同。郭晴对着电话就开始大哭,属于她的机会好像来了。
真正到了经纪公司,郭晴发现练习生之间的竞争比学院激烈得多。公司准备推出一个中型女团,其中5位有过出道经验的成员已经确定加入,只剩1~2个名额,留给郭晴和其他练习生竞争。她必须比之前更努力地练习。
2015年12月31日,郭晴和认识的所有华裔练习生一起跨年,发了朋友圈
除此以外,公司没有向她们透露其他任何关于新女团企划的信息。出道时间、团体风格、成员定位等等都不清楚。成为签约练习生的兴奋劲儿过了以后,郭晴很快陷入了另一种焦虑:我能出道吗?什么时候能出道?公司却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但她能明显感觉到,练习的自由度变低了。以前在学院,课程安排以月为单位,她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和喜好,每月选择不同的舞种。但到了公司,舞蹈课程内容都是安排好的,不能自己选择。
她只能把自己变成一块儿海绵,一个容器,吸收公司想要教给她的全部。每天往返于宿舍和公司的地铁上,她总是戴着耳机,看自己的舞蹈视频,或者听自己的唱歌录音,琢磨怎样做得更好。公司没有明确告诉她们新女团的风格,但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没法消化公司定的路线,只会被淘汰。
经纪公司喜欢像容器一样的练习生。她们可以被填充进唱跳实力、偶像素养,甚至填充符合团队风格的人设,被打造成一个标准偶像。
她们的个性很弱,但这是优势,意味着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打造成任何样子。清新甜美,帅气干练,能消化所有风格的练习生,才最有经纪公司想要的“可能性”。
但女孩们很难判断自己的“可能性”。她们只能尽力抓住自己能把握的东西,争取在月末评价中拿到更高的分数。
晚上公司关门后,郭晴和其他练习生一起预约外面的自助舞蹈练习室,从凌晨到第二天清晨6点、7点。在没有空调和暖气的半地下室里,她们跳累了就睡一会儿,睡醒了就继续跳,日复一日的练习怎么也没有尽头。
方玥和朋友在练习室
直到一个普通的清晨,一位从未见过的制作人来到练习室,点了7个女孩的名字,其中包括郭晴。
制作人带她们去了录音室,郭晴和其他女孩们坐在沙发上,面面相觑。制作人放了一段demo给她们听,分配了每个人的唱段,让她们一周后来试录音。
“这可能是出道曲。”制作人说。
7个女孩在录音室尖叫起来,抱在一起哭。郭晴只分到两句过渡的歌词,但她特别开心,甚至觉得就算不给她分歌词、让她当背景板也行。“这可能是出道曲。”她们反复咀嚼这句话。看不见未来的日子要结束了,出道似乎近在眼前。
情况却突然急转直下。公司内部出现问题,把新女团企划转给了另一家经纪公司,原先的练习生淘汰了一批,大家各奔东西,也渐渐没了联系。
公司出问题前,郭晴已经选择解约,留在韩国完成学业。和她同一批在练习生学院训练的朋友们,也都走上了不同的路:一位中国女孩选择回国,在国内偶像团体成功出道;一位马拉西亚女孩“空降”到已经出道的偶像团体做了替换队员;还有一位韩国女孩,转社后出道,现在依旧活跃在舞台上。
“越努力越幸运。”这是2018年《偶像练习生》的宣传语。女孩们却发现,决定她们能否出道的力量,反而是无法通过努力来把握的东西。公司高层的决策往往一变再变,预想的出道计划总是一拖再拖。
在机遇面前,努力一文不值。
紧箍咒
流水线不止是一场关于实力、风格、甚至运气的筛选。它像一套精密的机器,打磨掉女孩们身上所有不合规范的部分,把她们重塑成漂亮的商品。
出道计划进行到一半,郭晴回国休息了一段时间。她和爸爸吵了一架,那时她因为过度节食,整个人脸色蜡黄,眼眶和太阳穴凹下去,像一个“行走的骷髅”。爸爸告诉她,家里支持她的任何决定,但“你至少要保证你活着吧!”
她身高163cm,体重94斤,是从105斤减下来的。刚进公司的时候,经纪人要求她在一两个月之内瘦到90斤,否则就收拾包袱走人。
郭晴的身材管理方法很单纯,每天只吃一根黄瓜,早上啃一半,晚上啃另一半。她经常体力不支,偶尔会因为低血糖在练习室晕倒。另一位女生给了她一块巧克力,大拇指差不多长,让她头晕的时候就咬一口,在嘴里含化了再咽下去。郭晴拿着这块儿巧克力,吃了一个多星期。
瘦到94、95斤左右,郭晴有些力不从心。进公司已经一年了,女团企划也迟迟没有推进,郭晴的实力也进入瓶颈期。她告诉公司,不想减肥了。
体重管理是韩国练习生的必修课
从公司出来,她没理由地很想吃汉堡,又看到店门口的宣传板上,双人套餐买一送一。
郭晴开始纠结。如果吃了,第二天称体重一定会被经纪人骂。她想起经纪人当着所有人的面,骂她在相机里看起来像一头猪,要求她的大臂瘦到能用一只手握住。“那不是皮包骨吗?”郭晴反问。“对,就是要皮包骨,上镜才好看。”
在店门口站了10分钟,她终于决定点了一份双人套餐。再加上买一送一,拿到4个奥尔良鸡腿堡、4份薯条,4杯牛奶。郭晴吃完了一个汉堡,看着剩下的食物,控制不住地想继续吃,又拿起另一个。直到4个汉堡都吃完。她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心里也翻江倒海。回家后,她把吃掉的食物都吐了出来。
从那时起,她频繁地暴食和催吐,直至回国休息期间,在医院确诊了神经性贪食症。她看着镜子里“又瘪又肿”的自己,反复思考爸爸的话。
她想到制作人放的demo。那首歌听起来很元气,但郭晴觉得自己的状态和“元气”沾不上一点边。电视台的音乐放送节目里,女团总是看起来健康漂亮,而郭晴面如土色,也越来越自卑,“我不配,我会拖这个团的后腿”。
在高压的环境下,一切负面情绪都会转化为自责,变成利刃指向自己。郭晴从来没有怀疑过经纪人和公司的要求,她和其他公司的练习生朋友聊起身材管理,觉得公司之所以严格,是因为对她上心、重视她,而她做得还不够,没有资格站在舞台上。
自我价值感越来越低,像减掉的几公斤一样,被这个庞大的偶像生产机器打磨掉了。机器一直运转着,直到所有人变得服从、变得自责,甚至表达情绪的方式也被重塑。
方玥公演前一周,女孩们接受中期测评。一位女孩基础不太好,跟不上小组的进度,被院长指责了几句,直接哭了出来。方玥想去安慰她,却被院长制止。
后来,院长向她解释道,如果所有人都去安慰,那位实力不好的女孩也会对自己更加宽容。但偶像必须有紧张感,更不能找借口,要面对自己的不足,“如果被批评就哭,还当什么偶像?”
方玥有点震惊。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要去安慰伤心的人,况且她本能地可以理解那位女孩的愧疚和难过。但如果想要成为偶像,她被教着去学习另一套关于情绪的规则:保持坚强,节制共情,把问题归因于自己。
女孩们不知不觉戴上了公司给的紧箍咒。从外在的身材形象,到内在的自尊和价值感,一切都变成几句“偶像应该……”的咒语。偶像应该年轻漂亮、应该听公司的话、应该时刻完美到极致。镜头前,每一个微笑都很甜美,嘴角上扬的弧度经过精巧的设计和千百次练习。她们像货架上的芭比娃娃,批量生产的复制品。
方玥所在的练习生学院,墙上展示着已出道的偶像团体的签名专辑
但总有一些东西很难被机器打磨掉。女孩们身上的个性不会被彻底吞噬,而是被她们短暂地藏了起来。直到她们作为自我的部分与作为标准偶像的部分出现裂痕,越来越大。
“人”的标价
郭晴还是退出了。
心理上的不配得感,再加上身体上的难受,她决定放弃自己坚持了十多年的梦想。很多练习生也像她一样主动退出,离开运行到一半的流水线。
毕业后,郭晴进入一家MCN公司工作。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健康赛道的内容,看到一句很流行的口号:“连自己的身材都控制不了,又如何控制人生?”
她觉得这句话不对劲。那些不瘦的人,一定是人生的失败者吗?
练习生时期的很多回忆渐渐浮现。郭晴反应过来,经纪人和公司对她的责骂并不是正常的管理方式,而是一场PUA。她不是这条流水线上没能出厂的“残次品”,而是一个不同于商品的人,一个有情感、有个性、有价值的人。
偶像是人,选拔偶像的也是人,而人是不能被量化的。经纪公司喜欢像容器一样的练习生,但他们总会在选秀中发现,有些人只要站在那里就能吸引观众。这就是“星味”,公司愿意为“星味”开出最高的价格。
在选秀生存节目《Sixteen》中,JYP公司的创立者朴振英一直在给练习生强调“星味”的重要性,但他也无法将其具体化为一些可测量的指标,只能作为舞台任务交付给练习生,让她们诠释自己对“星味”的理解。“星味”是什么?会唱高音、会跳不同风格的舞蹈,似乎都不是“星味”的全部。
一个与“星味”最接近的概念是魅力,是一个人之所以能吸引其他人的原因。偶像可以被大批量生产,但魅力无法“批发”,它与个性有关,是人身上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部分。经纪公司给“星味”的标价越高,越说明“星味”无法被标价。
粉丝也在乐此不疲地寻觅偶像身上没有被工业化的部分,寻找“活人感”。他们会一帧一帧地看偶像的舞台直拍,试图发现和前一天不一样的东西,一些小巧思、小失误,剪辑成合集珍藏起来。他们也喜欢偶像不经意间流露出情绪的样子,那些尚未被驯化的本性和情感,才是流水线之外,最打动人的东西。
今年5月,方玥又前往韩国旅游,拍下了汉江的夜景
方玥来韩国之前,对流水线的存在就已经心知肚明。她看了很多偶像团体的出道纪录片,发现经纪公司并不是在培养人,只是在打造一个能够赚钱的商品。但她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因为出道的机会变多了。不论出道的过程有多残酷,也不论出道后是否昙花一现,至少更多的人可以实现梦想。
但“梦想”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方玥说,她喜欢的是被人关注、被人喜爱的感觉,不管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偶像总能被善意的情感所包围。
这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不是消费者与商品的物质关系。偶像工业再成熟,人的尺度始终无法被抹去。
机器还在日夜不停地运作。无数练习生在入口排队等待,幻想着自己成为五星产品的样子。
*应受访者要求,方玥、郭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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