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土玩具”，还能陪伴这代孩子成长吗？

“乡土玩具”，或称“民间玩具”，作为学术用语，主要指在学校教育之外和玩具工业兴起之前，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曾经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玩具或游具。乡土玩具的民间称谓有很多，例如“玩意儿”“耍物”“耍货”等，大都指可供孩子把玩之物。

近代以来，伴随学校教育（包括学前教育）的普及、玩具工业的发展和电子游戏等的兴起，乡土玩具逐渐趋于衰落；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评价，有关乡土玩具的搜集、分类、整理和研究也因此成为重要的学术课题。

如何给乡土玩具分类？

学界对于乡土玩具的分类有很多尝试，最常见的是按照玩具的材质划分，例如张道一先生把乡土玩具分为泥玩具、布玩具、竹木玩具、陶瓷琉璃玩具、石玩具、纸玩具、面玩具、糖玩具、叶秆玩具、外壳玩具、毛皮玩具、金属玩具等。若是按照手工制作的方法，则可以分为捏塑类玩具、模制类玩具、缝制类玩具、刻削旋类玩具、编织类玩具等。

乡土玩具，张道一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6

出于不同的学术思路，还有很多基于其他标准的分类。例如，自制玩具和流通玩具——自制玩具主要指儿童自制或家长为孩子手工制作的玩具，流通玩具主要指手艺人制作的玩具产品，可进入市场贩卖。显然，这种分类对于研究乡土玩具的地理分布和商业化程度是必要的。

不同的分类反映了乡土玩具研究中不同的方向或问题意识。例如分为女孩的玩具，包括过家家玩具、乞巧玩具、羊拐（嘎拉哈）、皮筋、花绳、布娃娃、花篮等；男孩的玩具，如陀螺、打瓦（击壤，一种投掷命中游戏）、高跷、玻璃球、弹弓、小汽车、木枪、木刀、滚铁环等；以及男孩女孩都可以玩的玩具，如积木、竹马、竹节人、竹蜻蜓、挑棍、不倒翁（扳不倒）、小风车、扑克牌、拨浪鼓、折纸、万花筒、秋千、风筝、套圈儿、皮球、气球等。

研究者不难发现，乡土社会通过这些玩具和相应的游戏，其实也在促使孩子逐渐完成其“社会性别化”的成长过程。

如果从教育学的角度去看，不少乡土玩具其实相当于教具，可以分为运动型玩具和益智型玩具，前者如竹马、小燕车、滚铁环等，后者如九连环、七巧板、鲁班锁等，它们分别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和心智成长。不言而喻，按照不同的年龄段对乡土玩具进行分类也不无意义，例如幼儿玩具、少儿玩具和成人玩具等，与此伴随的游戏当然也就有了不同的层次。

此外，按照乡土玩具在乡民日常生活中出现和存在的场景，我们还需要有诸如“节令玩具”这样的范畴，例如过年时的爆竹、立春时的“春公鸡”和“春娃娃”、元宵时的灯笼、寒食清明时的风筝、端午时的香包、中秋时的“兔儿爷”和“兔子王”以及漫长冬日间的“九九消寒图”等。

乡土玩具在有些地方成为当地人的副业，如很多乡民都会做泥人、糖人、面人之类，甚至涌现出了一些远近闻名的玩具匠人。在商品化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规模、脱颖而出的有天津的泥人张、无锡的惠山泥人、陕西的凤翔泥塑等，其产品的艺术性日益增强，品质也不断提高。

于是，我们还可以把流通玩具再细分为在民间广泛流布的廉价“粗货”和经过专业设计、精工细作以供富足家庭把玩或陈设的“细货”，这就涉及乡土社会也存在的分层问题了。显然，除了在手上把玩的玩具，也值得设定一个“陈设玩具”的范畴，例如有些泥彩塑玩具往往作为居室摆设而受到追捧，包括一些吉祥物、戏曲仕女像、人形娃娃等，因为它们有装饰效果，所以做工也较为考究和精细。

乡土玩具被遮蔽的价值

长期以来，乡土玩具在中国主要是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品类来定位的，被视为“民艺品”。而且，在漫长历史中饱受儒学浸润的传统士人，大多倾向于将“泥车瓦狗”之类的戏弄之具视为无益之物，看不起它们，并常对乡土玩具做负面评价，认为“玩物丧志”。

不过，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各国学术精英对民间和乡土文化传统的“发现”，乡土玩具的价值也逐渐引起关注。尤其是在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迅速普及、都市化浪潮席卷乡土社会的大趋势下，乡土玩具不可避免地趋于式微，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游戏生活世界，眼下它们或被遗弃，或作为怀旧或抚慰乡愁之物，成为少数爱好者收藏的一个品种。

但是，如果我们将乡土玩具视为乡土社会里“游艺民俗”传统的物化形态或寓教于乐的道具，在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野中研究它，就不难发现乡土玩具有很多仅在审美视野下可能会被遮蔽的价值。

从左至右依次为：摇啦鸡（高9.6厘米，宽5.8厘米）、布鹿（身长12.6厘米，高13厘米）、绣狮（高25厘米）、花妮（高18厘米）、老和尚打鼓车（高12厘米，长15厘米）。图片由作者提供，山曼/摄

首先，乡土玩具以及相应的传统游戏本身具有传承性，其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民俗文化里具有相应的地位和重要性。例如，乡土玩具遵循了中国传统造物文化的很多原理，或借物寓意，或托物寄情，它们在作为玩具的同时，也是承载文化意义之物。

有一些乡土玩具兼备用具、道具的功能，例如虎形枕就是集玩具与用具于一体，儿童白天可抱着玩耍，晚上则以之为枕，可以体验到游戏和成长的快乐。那些看起来普通、俗凡的乡土玩具，也曾是孩子们的珍爱之物，例如在元宵节的灯火民俗中，父母为孩子们制作或购买的各种花色的玩具灯笼饱含着亲情爱意；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参与“游灯”“斗灯”游戏，则是他们终生难忘的美好经验。

其次，乡土玩具大都是在传统的农耕时代设计出来的，它们在乡土社会里独有一些重要的功能，最常见的就是保佑孩子无病无灾、健康成长。像庙会上“栓”或“请”来的泥娃娃，往往就如孩子的替身一般；还有母亲为孩子做的布老虎或生肖造型的香包，以及用来“栓”或“锁”住孩子的石狮子或项圈之类，都有祈福、辟邪，助力孩子成长的象征性功能。

究其根源，在于旧时医疗不够发达，幼儿死亡率较高，于是很多乡土玩具都被寄托了拥有保佑孩子的灵力的期待。各种虎形玩具与孩子们相伴，如影随形，乡间的说法或曰希望孩子虎头虎脑、生命力旺盛，或曰用它镇邪避难、守护孩子。山东省即墨车家沟的泥老虎非常有名，当地人认为“虎”与“福”谐音，所以泥老虎就是吉祥之物，可被用来镇宅驱邪。还有一些乡土玩具是在祭祀仪式中沾过“神气”的，像旧时祭月设供的“兔子王”，待祭月结束，它就成为孩子手中的玩具了。

再次，乡土玩具最主要的价值，当然还是在于它们在娱乐游戏的过程之中对孩子的身体成长、心智发育和伙伴意识等形成了积极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促成其社会化成长。例如，玩羊拐或“抓子”可以锻炼手指的灵巧度，抽陀螺、踢毽子或跳皮筋有助于提高孩子身体的灵活性，玩七巧板和五子棋等则有助于孩子的心智启蒙，等等。过家家玩具和诸如农具模型之类的玩具，可以使孩子们对家庭和劳作的一些知识和意义形成默会认识。

有些传统的集体性游戏需要孩子共享或礼让玩具，如拔河、扔沙包、击鼓传花、丢手帕、跳绳、翻花绳、看小人书等，通过学习使用和共享玩具，孩子可以形成一定的社会性，其交际能力和集体意识得到培养。

总之，乡土玩具是过往时代的孩子通过游戏和娱乐获得乐趣和接受教育的基本条件，它们承载着乡土社会的温情和智慧，很值得我们今天去重温。

玩具与少儿生活世界的变迁

如果承认游戏是人类的天性，乡土玩具就是这种天性最自然的具现物。所有国家或民族、社会的孩子都会通过玩具感知、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世界，体会所属的社会与文化规则，甚至建构各自的儿童社会。因此，通过乡土玩具，我们可以了解不同社会里天真烂漫的少儿生活世界。

贵州苗寨盛行斗牛文化，孩子在耳濡目染之下有了以头相抵的“戏牯牛”游戏，同时发明了彼此以木支架相抵、模拟牛角冲突的玩具。在某种意义上，孩子们的游戏，既是对成人生活的模仿，又多少具有一些浑然天成的自在性。

在山东省的西南和西北等地，乡间曾流行一种陶制模子玩具，即“孩儿模”，又叫作“泥模”“泥磕子”等。孩子们将泥巴捺进模子里，翻制出一个个泥玩意儿，把它们晾干，再涂粉、上色，就可以自制出各种造型的玩具。这种玩法趣味横生，让他们欲罢不能，也使得他们体验到“造物”的成就感。

山东民间玩具，山曼

济南出版社 2003

乡间的很多游戏都是就地取材，如斗草、吹柳笛、编蝈蝈笼儿等。对于孩子而言，所见所及之物，包括家长为其准备的所有必备的日常器物，皆可成为玩具。村里的孩子把“烟管头草”（因其花饼状似烟管头而得名）信手拈来，相互比拼，就是斗草（斗牛）的玩具。

各地最常见的男孩游戏中有一种是“摔破锅”，又叫“摔泥罐”“摔泥泡”，孩子们以水和泥（经常被大人戏称为“玩尿泥”）自制玩具，然后把它用力摔破，听个声响，沉浸在“创造”和“破坏”交替的快乐中，乐此不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孩子们自制弹弓，用树枝杈做成Y形支架，两头绑定皮筋，再用皮/布做成弹包，就可以把石子射出很远。后来，又有铁丝做的弹弓以及用自行车的废弃链条制作的打火（柴）枪，不知生活愁滋味的男孩们玩得不亦乐乎。如果哪位贴心的父亲能为孩子亲手制作一把品质高点的弹弓，他的儿子就会成为被人羡慕的对象。

乡土玩具中有不少可以吹出声响（尤其是捏塑）的泥玩具，其中有不少是小动物造型的哨儿。泥哨的民俗称谓很多，“泥咕咕”“泥叫叫”“泥呜嘟”“叫叽儿”“泥叫吹”“对哨”“狗娃咪”“叫虎”等，不同地方有不同叫法，是极富地域性特色的乡土玩具。笔者小时候在陕西老家就曾玩过“狗娃咪”，也就是小狗造型的泥哨，它清脆的哨声至今仍不时回响在耳边。这些泥哨的造型颇为古拙，或许就是远古陶埙在民间长脉不断的一条支流。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大力普及教育，少儿入学率大幅提高，包括游戏在内的少儿生活世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幼儿园手工课、中小学体育课的教具（滚铁环、跳绳、各种球类和球拍）以及一些学校操场设施（跷跷板、滑梯、乒乓球桌）的采用，逐渐压缩了乡土玩具的使用空间。

与此同时，玩具工业逐渐兴起，工厂大量生产的机制玩具（金属汽车、武器模型、人偶等）物美价廉，也开始大举进入孩子们的生活。各种塑料玩具、橡胶玩具、金属玩具、电动玩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玩具世界发生了代际交替和更新。可供孩子们选择的玩具不仅越来越多，而且朝高档化、电子化的方向不断发展，结果便是不可逆转地替代了传统的泥玩具和竹木玩具等，乡土玩具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退出了孩子们的生活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学习任务越来越重，课外作业和补习使得孩子们可以轻松玩乐的时间和空间大幅度减少，电视少儿节目和电子游戏异军突起。当下，孩子沉迷电子游戏的现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焦虑，是时候让我们重温乡土玩具和传统游戏的价值了。

好在从21世纪初起，中国兴起了全民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很多地方都把当地的乡土玩具纳入保护清单。像北京的“兔儿爷”、浚县的“泥咕咕”、洛阳的“凉洛寨泥娃娃”、黄平的“苗族泥哨”，甚至笔者小时候玩过的商州东龙山的“狗娃咪”等，这些颇具年代感和泥土气息的乡土玩具相继成为国家级或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也再次得到全社会的发现与重视。

笔者由衷地期许，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人们的生活多么富裕，乡土玩具依然在孩子的生活世界里拥有一席之地；也由衷地希望乡土玩具能够部分地进入学前教育及中小学教育的课堂，以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乡土玩具和传统游戏的特点是重视亲子温情、玩伴友谊，哪怕它们只是局部重归少年儿童的生活世界，也将是很有治愈功能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33期，作者：周星（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