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作者：叶橙子，头图来源：《丹麦女孩》
当大家都在围观当当网《庆渝年》第二季开播、又一次感受到李国庆的喜剧特质时，这家公司的另一场纠纷，虽然不太起眼，但或许更值得人们的关注：当当网变性人高管高某某被解雇一案，二审宣判结束。
2018年当当网以旷工为由辞退高某某，高某某则出示证据、主张当当网是因歧视其变性身份而解雇。
当当网给高某某发的邮件内容
之后经历劳动仲裁、一审判决，均判定不存在旷工行为，当当网属于违规辞退员工。当当网不服、继续上诉，但二审结果还是“没有旷工、应继续履行合同”。
本来这样的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几年前就有了相关规范与法律依据，保护变性人的合法权利。
但在二审判决书中，一些在基本劳动仲裁内容之外的文字却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法院先是对高某某因变性受到同事针对排挤一事做出了清晰的表态：“高某某有权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如厕，其他同事也应当接受高某某的新性别”。
并在判决书最后附上了一段近千字的话：
“我们也确有必要逐渐转变我们的态度”
“只有我们容忍多元化的生存方式，才能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观念，才能为法治社会奠定宽容的文化基础”
“我们尊重和保护变性人的人格、尊严及其正当权利，是基于我们对于公民的尊严和权利的珍视”
要知道，从这一案例走入大众视线开始，关于高某某变性人身份的讨论就断断续续没停过。
许多人对此表态，表示自己的确无法接受变性人进正常厕所、或是成为同事。大家为此争论不休，得不出结果。
但这次，是国内法院第一次以观点表态的方式，展现其在变性人议题上的立场，并且向社会呼吁对多元生存方式的包容。
广场上的钟声，第一次为变性人敲响。
在这一案例中，大家讨论的集中点还只是“上哪个厕所”“膈不膈应”，问题相对平和。
但在现实生活中，附加在变性人身上的是更为羞辱、更为极端的标签：变性人心理阴暗，变性人心理变态，变性人扭捏做作，变性人不知检点、变性人不好交往……
对于一些标签，不少人还会觉得“所言非虚”，因为他们的确在生活中或是影视作品中找到了印证。
可不知大家是否想过，在我们评价这一群体之前，一些东西正在被理所当然地忽视：纠缠在他们身上的负面偏见，可能是被逼如此。
被“自然而然”敌对的人群
当当案例中普通人对变性人以及跨性别者的“膈应”言论，只是他们所经受伤害的冰山一角。
对他们来说，展现出明显的跨性别特征，就等于迈入了暴力与冷暴力的等待线中。
“年少时是校园暴力，长大后，长大后甚至等不到职场暴力，因为没有公司想要我们。”
短片《我本佳人》的主角刘婷，在2007年曾因“背着尿毒症妈妈上大学”的感人事迹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那时的名字还是刘霆。
2014年，她向公众宣布了自己为跨性别者，并决定进行变性手术。
在母亲的回忆里，刘婷在每一个单位都会受到“不男不女”的歧视。
虽然她不曾亲眼看见孩子所受的委屈，但基本每天回家时，刘婷的身心俱疲都难以掩饰。
纪录片《变性人》中本职是化妆师的尼娜，青春期时悄悄混在一次万圣节狂欢中，第一次尝试了女装。
即便在所有人都会变装的万圣节，没人会觉得“男孩子女装”过于奇怪，但当她穿上裙子、走在熟人面前时依旧会心惊害怕。
因为在尼娜16岁时，仅仅是因为偷着看了《灰姑娘》的电影，这一被视为“跨性别倾向”的行为就招来了殴打。
因为憧憬着童话里的梦幻，她偷偷拿父亲的银行卡去租了影碟，却因为忘记归还而暴露。
归还了《灰姑娘》后，尼娜父亲把她带回家，关在房间里殴打、踩倒、踢踹。
即便是在多年后，尼娜完成了变性手术、终于不再沉陷于性别焦虑，她依旧会因那时的无助而颤栗。
“当时我的祖父母在门外，一直拍门，想让他别再打我，但是他们没有钥匙，钥匙在父亲手上。”
“另一把钥匙在妈妈手上，可妈妈当时在上班。”尼娜想到这突然开始哭泣，“抱歉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当时妈妈在上班……”
在尼娜看来，父亲对“儿子的奇怪动作”早有察觉，《灰姑娘》只是问题爆发的导火索。让他觉得心中的恶心与恐惧被证实。
而殴打，就是他的应对方式。
在许多关于变性人的暴力或歧视事件中，施暴者口中那些激怒他们的“过分行为”，放在正常语境下都很微不足道。
男孩看公主童话《灰姑娘》，又或是做一个轻柔的手势，就足以成为歧视者眼中的“原罪”。
其实这与舆论中经常讨论的校园暴力问题十分相似，受害者可能只是因为性格内向孤僻，又或是身体上的缺陷，就会被沦为被暴力的对象。
阴暗、不断受伤的社交经历几乎决定了不少跨性别者的性格——畏惧评价、畏惧交往、可能越来越孤僻。
在另一则关于跨性别儿童的报道中，一位男孩乔瑟夫从三四岁就表达出明确的“想做”女孩的意愿。
他希望长大后自己能“有胸”，而且在没有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生殖器官视为天生缺陷。
他的父母在几年间一直半强迫半引导地要求他以男孩的方式生活，直到母亲偶然在卫生间发现，乔瑟夫手握着指甲刀想要自残，尽管脸庞稚嫩，但流露出了一副“决定要下手”的神情。
于是父母在乔瑟夫6岁那年决定，要允许他以女孩的方式长大。
虽然这对父母从不曾进行任何言语或行为暴力，但当他们逐渐理解孩子的心境时，仍会为曾经的行为自责：
“我真的虐待她了。”
乔瑟夫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然是变性人家庭中颇为理想的状态。
更常见的的情况，是跨性别者在家人及社会的打压下，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痛苦、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
人们嗤笑变性人“扭捏”“造作”，其实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异性的方式被扶养长大，因此只能在成年、无法忍受之时尝试拙劣的模仿，努力靠近心中所认可的那一性别。
过往的经历留下印记后，就成了一生的现实梦魇。
乔瑟夫在正常以女孩的方式生活、被对待的状态下，成长为了一个活泼开朗而温柔的孩子。但遗憾地说，这样的幸运是少数。
但与此对应的，是一些被无数恶意折磨到精神崩溃的跨性别者。
变性之前，被内心的灵魂诉求折磨；变性之后，折磨方换成了无尽的外在恶意。
变性人蒂芙尼，就在恐吓、暴力与抛弃中走向了极端，被家人放弃、被爱人欺骗，无家可归，工作被拒。她一度靠着毒品逃离现实，却又在清醒时痛苦煎熬。
行至绝境后，她开始“一直向下落”，沦落到迎合对变性人最为羞辱的社会歧视。
对比乔瑟夫与蒂芙尼的经历与性格，有些问题的答案昭然若揭——
是谁在推着蒂芙尼往下落？
谁把他们推至极地、又摘走了他们的太阳？
不可屈服的性别
很多人在面对跨性别障碍者时，都会劝一句：“要不你藏起来，忍着吧？”
这样的想法并无恶意，只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在权衡现实利弊之后，伪装起来仿佛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因为旁观者往往难以理解，习以为常的性别，为何对他们而言是不可屈服的天性。
那位曾被评为道德模范的变性人刘婷，总该是这类疑惑中“最该忍着”的人吧。
从旁人围观的角度、利益的角度来看，刘婷背负的舆论压力比山还重，变性后会遭受的道德指责滔滔而来。
在孝心事迹被报道时，刘婷的想法极其分裂。一方面她意识到这能救母亲，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报道的影响度每增加一分，她今后选择变性的可能便少一分。
从2007到2014，刘婷内心斗争了7年。
可最后才发现，就算带上了自认为“足以压制内心”的名声枷锁、被放置于公众视野中、被评为了道德高度的标杆，她也始终无法继续适应男性的身份。
所以她最终选择了变性，宁可被唾沫淹死，“宁可被枪毙了拉出去”。
在了解一些变性人的故事时，你时常能感受到他们在性别一事上“赴死般”的坚定。
很多人称赞他们勇敢，可仔细想想，这种情感可能远比勇敢更复杂。因为没有哪一种“赴死般”的决绝，能用勇敢轻易概括。
结合这一人群所面临的境况，你会发现所谓勇敢，对他们而言可能是最后的救赎稻草。
跨性别者的统一困境，是身体与内心性别不符所延伸出的焦虑痛苦。它无时无刻不存在，甚至会压抑他们对快乐的获取。
即便是懵懂无知的跨性别儿童，也会天然地察觉到这份认知失调，就像试图躲在卫生间、用自残结束痛苦的孩子乔瑟夫。
而长期伴随的社会压力，让跨性别者们对他人的评价极为敏感、又容易自卑。
这样的情绪在他们身上催生出了一个现象——主动逃往社会边缘，害怕被发现，害怕被讨伐。常年伪装自己、试图修正身上所有带有“异性”特征的细节，并减少与他人的交心。
但压抑，是有极限的。
而且在伪装异性-性别焦虑的恶性循环中，只有一种感受会被反复确认，那就是痛苦。
越伪装，跨性别者越能体会到其间的苦楚，觉得自身与“正常社会”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
这导向了一个选择：是让内心的痛苦停下，还是让外在的痛苦停下。
可外在社会是难以改变的、道德谴责在有生之年都不会停下，所以变性，成了一些人救赎痛苦的唯一稻草。
这或许才是他们“勇敢”背后的原因，面对无数陌生人随意贬低也要进行变性手术的原因。
为了“真正出生”，愿意承受天翻地覆。
作为一个人的故事
讨论变性人以及整个跨性别群体的困境，总是逃不开这个问题——
为什么变性行为本身，会招来恶意？
这不免让人想要发问：变性手术到底改变了什么，是改变了什么“天大的事”、犯下了什么“天大的错”吗？
可这一问题的答案，恐怕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除了性别，什么都没有改变。
在公布变性消息后备受指责与揣测的刘婷，没有因为变性了就不照顾母亲，从道德模范变为道德败坏。
此前她始终为了母亲的病情默默忍受跨性别者的身心痛苦，甚至想过为了母亲什么都能付出，“我可以舍弃自己残缺的人生，去让她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
在各种复杂原因的驱动下，人们在关注这一群体时，总是长久地把目光聚焦于他们的“异样”，却忽略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故事。
跨性别者像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友情爱情与事业。只是为了拥有这些，他们的付出远远超出正常水准。
他们像经历过脆弱低沉情绪的普通人，身心挣扎，却还要强撑坚强、不让家人担心。
只是这痛苦更为刻骨铭心，还往往缠绕他们数十年。
他们像爱美的普通人，为了追求外表的完美，做整形手术、形体训练等等，让自己在变性后能更接近普通女性，或者更接近普通男性。
只是他们的“变美之路”，会遭受更多异样目光的打量乃至嘲笑。
对比起来有些讽刺的是，相比于外界一直执着于在跨性别者群体身上“找不同”、把他们塑造成“麻烦的一群人”。
很多变性人在尽可能地变得普通、不给他人“添麻烦”。
比如学习化妆、掩盖面容中异性气息强烈的部分，为了不吓到、不妨碍其他人。
比如增肌、调整走路习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模，不愿意让变性人成为职业上的噱头。
刘婷的文章中曾提及：“我经过残缺的、被排挤的童年，那时的我比最丑的女孩，还要遭难许多。”
这段叙述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微妙的对比：人们对跨性别倾向的歧视，和对丑陋、肥胖的歧视可能没什么两样。
“因为痛苦是不被了解的，也不是写在脸上的，人们对我只有嘲笑和厌恶”
人性的阴暗面总在推动寻求“异端”、创造歧视，并借此来满足自身情绪的发泄与优越感的满足。
就像最常见的校园暴力或冷暴力，发生在对外貌、身材、成绩、家境、性格的歧视上。
跨性别倾向也是这些鄙视链的同类，只不过是频率低、更为小众。
人们习惯于排斥、不待见那些不同的人，却时常忘记，这些不同从来没有对他人或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而且坦白说，这些鄙视链本身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从未触及“生而为人”的价值。
当下，公众对待变性人群体、或是跨性别群体最普遍的态度，或许就是“膈应”。
举例而言，如果一位同事突然宣布了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开始女装/男装，并最后选择变性手术，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会不适应。
其实，这一反应和跨性别者痛苦的源头一样，都是性别错位，只不过是观察视角下的认知错位：
“你以为他是女性，但其实她是长着女性身体的男性。”
或者相反。
所以很多人发现，如果是公众报道里的变性人，自己能很轻松地表达支持与尊重；但出现在自己身边，这一态度就会发生动摇。
难以接受、觉得不舒服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因为就像当当网案件判决书中说的，它是社会包容体系缓慢建立过程的一部分。
膈应未必包含着滔天恶意，但人们的表达方式却会对这一群体造成无法逆转的巨大差异，决定着他们是否会坠入深渊。
所以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如何表态。
有人会选择将不快的情绪向外表达，觉得自己被冒犯。
但也有人会用尊重与教养，让不适的情绪止于内心，学着去习惯改变后的共处。
在当下，这个被认为男女差异正在逐渐淡化、更为公平的时代里，跨性别者也应当被包容进消除性别歧视的体系中去。
还是那句话，膈应的情绪，是社会重新审视、认知、接受这一群体漫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挑起对立情绪、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乃至敌人的理由。
”对于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表达，往往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和认识。”
不知道法官们在当当案判决书最后写下的这句话，能否真正成为呼吁的激荡钟声。
但，如果你从来不曾理解过这一群人的悲剧，或许请试试“穿上他们的鞋子”、了解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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