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人杂志,作者:谭睆予,一审:汤志成,二审:亢姿爽,三审:杨帆,头图来自:AI生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人杂志,作者:谭睆予,一审:汤志成,二审:亢姿爽,三审:杨帆,头图来自:AI生成
在豆瓣2023年度读书榜十大图书中,“快递小哥”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和“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赫然在列;在10位年度作家中,杨本芬、胡安焉两位素人作者入榜。这一年,包括陈年喜、王计兵在内的多位素人作者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正式会员。
越来越多追赶热点的出版机构涌进这条赛道。2024年,陈年喜、胡安焉、王计兵等素人作者纷纷有新作上市,不少新的素人作者的作品也陆续出版。2024年年初出版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杨素秋 著),仅上市10个月就突破10万册的销量。
今年上市的部分素人作者作品
“素人作者”从未像今天这样成为整个出版市场的热点。
头部和外版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秋园》《父母》《我本芬芳》合计销量近70万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上市1个月发货5万册、《赶时间的人》出版1个月断货三次、《我在北京送快递》迄今销量近20万册、《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上市10个月销量达到10万册……尽管与头部作品的销量相比,这些素人作者的作品还有不小差距,但在整体低迷的图书市场,尤其是在近10年经典作品常年霸榜和新人作家难以出头的背景下,“素人作者”似乎给了市场一点希望。
“素人作者”是近几年来才有的说法,更早,它对应的是“草根作家”。不过相较于“草根作家”,“素人”一词更多带有写作者身份和职位上的意指。
不可否认,“脑瘫”“保洁阿姨”“矿工”“80岁的退休工人”“快递员”这些原本与写作并无关系的特征、职业或身份给素人作者的作品贡献了一波吸引眼球的初始流量。
2014年,余秀华因“脑瘫”和“诗人”的双重标签爆火朋友圈,出版机构很快出版了她的两部诗集,在营销编辑和自媒体有意无意的强化下,“脑瘫诗人”的称号广为人知,其作品也受到了市场的青睐;2015年,纪录片《我的诗篇》播出,陈年喜一夜成名并获得了“矿工诗人”的新身份,没过多久,他的诗集和散文集相继面世;2020年,“退休后才开始写作”的杨本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秋园》出版,当年便横扫各大文学类图书奖项和榜单,叫好又叫座。接下来的两年,杨本芬的两部新作接连上市;2023年,快递员胡安焉和外卖员王计兵的作品分别出版,“快递员”这一被媒体和公众关注讨论了如此之久的群体标签,为这两本书带来了极大的热度,又是热卖又是拿奖,“素人作者”的热度空前。
近十年兴起的各类写作平台和自媒体平台为素人作者的成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真实故事计划、小鸟文学、三明治、简书、知乎等平台成为素人作者的聚集地。自媒体的快速传播则让素人作者得以迅速“出圈”。
在这个“人人皆媒体”的时代,与以往传统媒体“精英向”的报道不同,诸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清洁工、矿工等社会普通群体正在被更多人看见,关于他们生存、爱好和命运的探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能通过自己良好的表达和书写,无论是藉由图书还是其他媒介,直接对大众发声,更是一个得以深入窥见这一群体的生活和内心的绝佳机会。
最早一批做素人作者的编辑,一定不全是奔着“素人”这个标签去的,一方面是基于对文本本身的喜爱,另一方面,也是在大的出版机构和头部资源的夹缝中寻找更多可能性的一种方式。这个选择,恰好切合了潮流的转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波最早做纯素人作者的机构里,较少能看到大的出版社或图书公司的身影。这也不难理解,在现有的考核体系下,大公司的编辑首选一定不是做素人作者,至少不是毫无流量的素人写作者,外版书和头部作者才是保证利润的最优解。正是在大公司放弃或不怎么重视的这个领域,真故图书、乐府、行距等图书公司或版权代理靠着做原创素人作者突围,做出了近年来少有的受到市场欢迎的新人新作。
选题、文本、流量三道关
尽管已有不少素人作品畅销,但不可否认做素人作者的作品极为不易。
首先面临做什么选题的问题。从素人作者写作集中的非虚构作品来看,不是所有普通工作者或者关于他们的书写都有被出版的价值。文本价值先不谈,社会价值在素人作者的非虚构写作中往往更为重要,这决定了一本书在出版以后,有多大可能性被大众提及和讨论。
几乎只做素人作者的真故图书通过几年的摸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似乎抓住了一些市场的基本需求:要么是对社会议题进行讨论,要么是对社会情绪进行梳理。他们做过的素人作者作品,比如陈年喜的《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呈现的是矿工群体的生存现状;《少年抑郁症》则借助具体案例,讨论青少年抑郁越来越普遍的原因;而《我教过的苦孩子》记录的是56个贫困生的人生轨迹,聚焦“寒门难出贵子”这一教育议题。
选题之后,文稿的打磨是另一重关卡。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大部分素人作者即使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但如果只是他写什么就出版什么显然是风险极高的。编辑对整本书结构的把握和编排在素人作者的第一部作品上显得尤为重要。包括真故、行距在内的出版或代理机构,甚至会从大纲阶段就介入素人作者的创作,为他们提供方向性的意见。
对于许多做惯了成熟版权的编辑来说,做原创、做素人考验的是不同于前者的做书手艺,在熟悉的领域做久了后,是否还有动力和决心换一个赛道,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再者,一部素人作者的作品从选题提出到最终成稿,往往要比外版书久得多,这一过程对编辑而言,是相当大的考验,也是在考核的压力下必须要硬着头皮迈过去的坎。
接着,更大的难题来了:要如何解决素人作者的流量困境。
《秋园》的出版人涂涂说:“《秋园》的成功更多的是运气,它的经验无法复制。我们虽然做了很多原创作者,但真正能够破圈的并不多。”“破圈”无疑是当前市场环境下摆在素人作者身上的最大难题。
余秀华的诗在朋友圈刷屏以前,已有出版机构联系她出版诗集,但原本不紧不慢的制作周期却因诗人突如其来的爆火而紧急加速,为的是不错过这波“天降流量”;陈年喜也是先通过纪录片成为“矿工诗人”,才有出版机构顺势出版诗集和文集,同样属于“自带流量”;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出版机构在营销上依托豆瓣开展了一些常规的打法,由于“快递员”题材本身的热度和这类产品在市场上的稀缺,持续吸引了大众媒体和读者的关注,新书连续9周位列豆瓣图书总榜第一名。
在上述的几个例子中,素人作者的破圈与出版机构本身做了什么,似乎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反倒更像是“天降甘霖”。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想在素人作者这条赛道上有更多突破,怎样做没有流量的作者,是一个必须要直面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做素人作者仍集中在中小出版机构的现状来看,因为没有大公司可以一掷千金的实力,他们更多是在有限的预算内做一些营销的规定动作,像真故图书这种在营销上“能挣回来1块1,就敢投1块钱”的打法,也并不具有普适性。
而由于少量作品爆火带来不少入场的出版机构,本质上在这一品类上并没有多大的决心,他们一股脑儿地涌进来,不过是抱着侥幸心理期待能分一杯羹。
素人作者的“第二本书”难题:下一个余秀华在哪里?
《秋园》出版后,杨本芬一夜成名,不少编辑打电话或者直接找上门想要签下作者的下一本书,尽管涂涂自信和作者之间有很强的情感链接,也表示尊重作者的选择,但还是在版权期内主动提高了作者的版税。
素人作者成名后,如何留住作者,这是任何一个经营素人作者的出版机构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行距的版权经理人武新华在这一点上颇为自信,“一般的作者跟我们合作过第一部作品之后,90%或者更多的作者下一部作品仍然会交给我们”。以行距作者张向荣为例,最初他给行距的投稿是一部小说,武新华看过之后认为作者目前还不太适合写小说,并建议他尝试非虚构历史写作。在之后《祥瑞》的写作过程中,武新华光是大纲就和作者一起讨论了6遍,样稿出来后,由于写得过于学术,她又和张向荣一遍遍改、一点点磨,最终才变成了读者在市场上看到的《祥瑞》。
在写作道路和写作方向上帮着作者一起规划,陪作者从新人到一个成熟的作家,因为体验过这种专业的服务,作者主动地和出版机构深度绑定。
对于怎样留住素人作者的问题,真故图书的雷军也有类似的见解。雷军说,真故图书没有垄断作者的想法,一方面,“我们希望我们不仅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也希望我们成为国内最专业的纪实题材的图书公司,这样我可能能绑定更多的作者”;另一方面,“我认为对于一个素人作者来说,他最好的作品应该就是第一本书”。
无独有偶,武新华也提到“有很多的写作者,他们只有写一部作品的能力”。
在素人作者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后,他的第二本书该怎么做?第二本书能否延续之前的销量?一个素人作者怎么样才能最终在市场上立住?
胡安焉今年有《我比世界晚熟》和《生活在低处》两本新书上市,从豆瓣的数据来看,两本新书的评价人数和《我在北京送快递》差距悬殊,分数也不及后者。“外卖员诗人”王计兵的新书表现同样不及预期。
开卷监测的销量超过10万册的余秀华作品
严格意义上讲, 过去十年真正在图书市场上立住的素人作者或许只有余秀华一个,在2014年第一部作品之后,后续仍然有不止一本书卖到了10万册以上。
很多年前,当乐府第一次出现某个作者第一本书卖得不错,第二本书不太理想的情况时,涂涂就和作者讨论过“怎么样做好第二本书”的问题,他也仔细思考了其中的原因。涂涂觉得,对于一部分的原创作者而言,他的第一本书有一种能量的爆发,“从传播上、从运营上来说,比较容易获得落点或者抓手,有做成一个现象的路径,但这个路径大部分在第二本书里面是很难复制的”。另外,如果两本书出版时间离得过近,一般就意味着第二本书是第一本书没有放弃的那些部分,“是相对边缘、不那么核心的部分”。
真故图书和行距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另一个造成素人作者“第二本书”问题的原因:出版机构在素人作者成名之后对其作品的争抢。
“去年爆火的一个素人作者今年一下出了好几本书,这其实是一种消耗,一下出几本书,营销资源、话题性都被分散了,”武新华感到有些可惜,“每一家都在抢,最后的结果就是都没有(好结果)。”行距的作者谌旭彬出名后,不少编辑找到他,要把他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过的文章出一个文集,出于对作者写作道路的长远规划,武新华把这件事摁住了,“集子一直还在我手里,先不出”。
雷军也提到,很多大公司都是“摘果子”,一个素人作者出来之后赶快凑一凑再出两本,就把这个作者“做死”了,“其实很多作者已经慢慢有这个倾向了”。他觉得素人作者要真正成为一个专业作家,可能得出三到四本书,“而且每一步你得精心规划,比如他写完这个题材之后,这个题材还有没有深耕的可能性,这需要编辑跟作者深入沟通打磨,是一个彼此深入了解的过程”。
杨本芬或许有希望成为余秀华之后第二个能真正在市场上立住的素人作家,虽然《浮木》和《我本芬芳》的销量不如《秋园》,却也有不错的表现。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作家而言,“写不动了”是一个更为无解的问题。涂涂告诉《出版人》,杨本芬正在写最后一本书,“她渴望能够完成手里这一本”。
回到余秀华身上,她在图书市场上的成功,固然有其作品本身质量的原因,她身上颇为曲折和戏剧化的经历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在这个流量几乎可以等同于销量的市场中,持续有热点,就意味着她的书可以持续地创造销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版人杂志,作者:谭睆予,一审:汤志成,二审:亢姿爽,三审: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