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20年出版品牌的告别

2001年，出版人严搏非和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白杰明聊天时，听到了尼尔·波兹曼的名字，白杰明说他写了一本叫《娱乐至死》的书。不久后，白杰明回到澳洲，寄来了一本英文版。书在朋友之间传阅，看过的都说好。严搏非决心拿到它的版权，由他的图书公司“三辉”出版。

他试着给波兹曼写邮件，但许久无回音，后来才知道，波兹曼有长期不同外界联系的习惯。在编后记里，严搏非回忆联系版权的漫长过程：1999年，学者刘擎与他一同联系波兹曼；2002年，学者张旭东就近访波兹曼，最后是身在纽约的朋友帮他拿到了版权。七年后，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终于由“三辉图书”策划上市。

如今，《娱乐至死》已经是讨论现代性与媒介文化时绕不开的著作，而当年争取版权的三辉，却在近期发布了关停通知。在最后一本书《碳民主》出版之后，这家经营二十年的出版公司宣布在去年十月已经停止运营——“这之后我们努力将有望付梓的书做完，《碳民主》是最后一本。”

从大观念到小切口

2018年，小段从香港取得硕士学位，她看到了三辉图书的招聘，随手投去了一份简历。

小段是先知道的季风书店，再关注到的三辉。三辉图书公司由上海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主持。1997年季风书园开业，以一个小书刊亭起步，逐渐扩展到40平方米的小店，再到遍布上海的八间分店，一度成为上海文化地标。然而，严搏非并不满足于单纯“卖书”，2003年，他创办了三辉图书公司，也想做一些图书出版工作。

简历投去不久，严搏非和另一位编辑给小段打了一个约二十分钟的微信视频。与其说是面试，更像一次聊天，在一些并不正式的问答里，小段记得严搏非穿插问了她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问题。

回想当时的答案，她觉得说得不够好，但几天后，她获知可以去上班了。

在三辉图书的豆瓣网页里有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出版都应该围绕一个核心使命：为当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提供思想。”

黄翠翠曾在季风工作，后来也进入了出版行业，她始终与三辉编辑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最早了解三辉时，她观察到书目更注重宏大的观念，无论是对各色主义的讨论，还是对政治和制度的关注。“你可以想象就像法国大革命，或者美国立宪，把旧制度推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的激情。再比如冷战两大阵营的互搏。三辉对由观念所主宰的‘漫长的19世纪’和‘短暂的20世纪’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

就像每家季风书园摆在最显眼位置的书——政治、哲学、历史等，三辉图书也专注于思想学术类出版，而思想亟需回应紧迫的现实。《极权主义的起源》《如何抑制女性写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童年的消逝》等都是由其引入国内。

“三辉让我看到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德性，就是宽容。”小段发现，十余年里三辉既出版过古典自由主义作者，甚至还有著名的右翼哲学家安·兰德，也会引介“左翼前沿书系”，她慢慢理解了面试时为何会问到那个问题，“自由主义是三辉自始至终的关切。”

三辉引介了许多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作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便是其中之一。莱维曾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后被遣送至集中营，他的写作大多基于其集中营幸存者经历。在中文语境里，莱维极为小众，但三辉系统性引进了他的作品。

作为三辉的作者、读者，夏佑至认为莱维不仅是被严重低估的作者，更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人。2022年疫情结束后，一位朋友在群聊里提到，该如何向孩子们讲述这段历史，让他们理解身处的时代。另一个朋友提议，可以让孩子们读一读莱维。

莱维一生书写的奥斯维辛，正是三辉关注的重要主题。奥地利哲学家让·埃默的《罪与罚的彼岸》上市时，有书评媒体人半开玩笑地对三辉编辑说， “你们真是精神奥斯维辛人。”让·埃默里也描写的是灾难过后，人的精神处境。受过酷刑的人如何带着怨恨活下去。在编辑小记里，三辉解释奥斯维辛为何重要：

“历史的权威由官方来修辞，普通人只需要与之保持一致。如此，莱维所说的‘幸存者的价值’何在，埃默里所言的‘心灵辩护’又如何有空间？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没有历史教训需要吸取，相反我们有太多太多历史需要敞开来谈了，多到‘有些人似乎觉得过于充溢，倒需要用权力来封禁一番’。”

或许是受到各种原因所限，也或许是新生力量的加入，随着时间推移，三辉的书目逐渐呈现新的色彩。黄翠翠发现，三辉的出版方向开始增加更多从小切口入手的书籍，比如关注动物福利的“我们和它们”系列，以及讨论女性困境与权利的“女书系”。

“女书系”在2016年策划，在当时，国内并没有太多编辑向女性主义投来目光。黄翠翠回忆，在季风工作时，每周团队会在微信上推荐12~15本左右值得一读的新书。在2017年的选书会里，她拿起一本讨论“森林权利”的书，想把它放到每周推荐的那一摞书上。“严老师当时把那本书拿了下来，放上那年“未读”出版的《醒来的女性》。他说，自然的权利现在离我们还有些远，还是先多些醒来的女性吧。”

在报选题时，“女书系”面对了一些争议，彼时女性主义并未被大范围关注，三辉又向来以出版政治哲学和思想性著作为主，读者群中直男居多，有些编辑认为，策划一系列女性主义理论显得有些突兀。

但最终编辑部还是通过了这个选题。2020年，《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出版时，恰逢杨笠的脱口秀引发争议，争论的声音仿佛在重复书中的话语：“她写了，可她不该写。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她写了，可这算不上真正的艺术。”这本三十多年前的女性主义文论在当下引发了共鸣，豆瓣上有超过1.3万读者标记“想读”。

早期，“女书系”曾计划出版《违背我们的意愿》《不重要的生命》《喀布尔的地下女孩》等作品，但最终只有《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成功面世。这本书由女性主义者乔安娜·拉斯撰写，她戏仿经典文学评论的语调，反讽式地揭示出女性创作者面临的社会阻力。例如，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被评价为“如果是男人写的，是杰作；如果是女人写的，就让人厌恶”；西尔维亚·普拉斯被称赞拥有“男性头脑”；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狄金森则因外貌和未育而受嘲。

为了让书更贴近现实语境，当时的策划编辑在豆瓣还曾发起话题“我所见的对女性创作的抑止”，邀请网友分享切身经历。许多人提到，J.K. 罗琳出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时，因性别被要求用中性笔名；《鬼灭之刃》作者遭遇“热血少年漫画只能由男性创作”的偏见。“如果大家再聊几天，我甚至可以攒出一本《如何抑止女性写作2》。”编后记中写道。

《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美）乔安娜·拉斯 著

章艳 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

 “书一出，有两百个人肯定是会买的”

小段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本书是《性差异的伦理学》，这是由三辉长期合作的学者张念推荐的选题，作者是“法国女性主义三巨头”之一的伊利格瑞。书中，伊利格瑞解构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及梅洛庞蒂等男性哲学家的经典文本，并尝试从性差异的视角重写哲学史。相比市面上正盛的女性主义图书热潮，这本哲学书晦涩难读，但小段决心“做得不一样”。

在封面设计上，她选择了美国现代艺术代表人物欧姬芙的作品《黑鸢尾》，并特意联系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版权。同时，小段还邀请文化博主推荐这本书，并在北上两地策划了几场线下活动，邀请张念、汪民安、夏可君等嘉宾参与讨论。

“这些事放在其他出版方可能不好批预算，因为书实在太小众了。但在三辉完全可以实现，严老师对于年轻同事们的各种想法向来都很鼓励。”小段提到，三辉对营销和图书销量没有硬性要求，报销流程也很宽松。这种自由让她可以充分执行自己的各种创意，《性差异的伦理学》也在出版后不久加印，这让她坚信，“即使是难懂的哲学讨论，也依然会有人关注。”

《性差异的伦理学》，（法）露西·伊利格瑞 著

张念 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三辉的营销方法，被黄翠翠总结为“愿者上钩”。她认为三辉的读者群并不庞大，但很稳定。2015年左右，三辉建立了一个读者群，初期大约两百人。“严老师常说，别担心，三辉一出书，那两百个人是肯定会买的。”

对于思想类书籍来说，行业的平均数是卖出两三千册大致能够回本，五六千册则能算是畅销。

三辉的营销分两块，一块是外联，就是给媒体人、学者、博主们寄书，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推荐，但像绝大多数图书公司一样，因为没有营销经费，这块需要靠内容积累下的人望；另一块则是自媒体运营，传播书的内容时，常附加近期发生的社会议题，公众号在2015、2016年的时候平均阅读量只有200，到了2021年左右的时候则有两三千的阅读量。

尽管如此，小众冷门的思想图书出版仍需畅销书的支撑，三辉与季风长期的营销策略，是用小部分畅销书养其他书，这一直影响继续从事出版业的黄屏。

“我始终认为，20%的畅销书是用来养活80%的冷门书的。如果没有这80%的冷门书，就无法构建起一个丰富的生态。”她将冷门书比作维生素：“维生素用量虽少，但一旦缺乏，就会对身体造成问题。知识的积累也是如此。许多当年小众、不被看好的书，可能在几十年后，就会成为社会的基本观念之一。”后来她发现，这些想法在行业里并非共识。

虽然如此，三辉也一度陷入过译者争议。按照行业规范，出版社可以与译者签订有期限的翻译合同，时限一般与外版书的授权期一致。到期后出版社与译者续约，再次支付新合约期的翻译稿酬。

但三辉则以六十元每千字的价格一次性买断了《事实改变之后》的译文版权，在行业标准中，六十元每千字是一个很低的报酬水准，永久买断也是很多译者所不愿接受的操作方式。“五年前，在签订翻译《事实改变之后》合同时，小白的我谦卑地咨询三辉图书的编辑译著版权事宜，被给了一个‘因为我们希望只要我们继续持有中文版权，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版本’这个流氓逻辑的答复。”该书译者陶小路在豆瓣动态里如此说。

《事实改变之后》，（美）托尼·朱特 著

陶小路 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8年1月

在已经出版的六百多种书目中，大部分是外国引介作品，出自本土原创作者十分少见，夏佑至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作者之一。

他与三辉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季风书店的书架。那时，季风书店还坐落在陕西南路，而他则在延安中路的报社工作。每周他都会抽空去书店待一会儿。“季风当时有专门的书架陈列三辉的书。对我们这一代年轻记者来说，那里是上海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那里结识朋友，形成一个自发生长的民间文化空间。”

这种生态的写照出现在“东早书评”在2009年的描述里，当年三辉出品了《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作者罗伯逊来上海，严搏非邀请他来“季风书园”做客。“只要自己的作者来到上海，严搏非一定会尽力邀请到书店，而他本人肯定到场，他既是主持又是听众、提问者、总结者。”

在夏佑至看来，三辉在上海的文化生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认识的许多三辉编辑，都是在其他场合结识，要么正好在三辉工作，或者辗转多个地方最终去了三辉。彼此间的联系像一条隐秘而韧性的网，“三辉有什么事，我都会很愿意参与，并不是能帮上什么大忙，而是觉得需要去维护这样的生态，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那个年代，出版机构或许扮演着与今日不同的角色——它们不仅售出作为产品的书，更是人际交往的平台。追随某家出版社的读者群往往拥有相似的趣味，彼此识别，并发展出更深远的合作。

2007年，夏佑至参与了一份名为《独立阅读》的网络书评杂志，每月一期，由不同撰稿人对新书进行评论，标语是“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这份杂志通过邮件形式发送给读者，颇有些今天Newsletter的影子。当时，三辉的编辑也参与其中。这份杂志因种种原因后来停更，只在互联网中留下了隐隐约约的痕迹，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一直延续下来。

再后来，他的书稿《上街》和《蒙尘记》也通过三辉出版。

夏佑至不时会去三辉编辑部逛一逛，有时看看他们的新书，有时候去看看他们的猫。“最早他们在建国西路，后来搬到上海体育场附近，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感觉。他们的编辑都比较社恐，一般就说哎来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书，给你打包。我走的时候就会带一包书走，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三辉编辑部曾经的书架之一（图片来源：三辉豆瓣相册）

编辑部养的猫（图片来源：三辉豆瓣相册）

“书出不来”

去年六月，小段完成《性差异的伦理学》后不久，提交了离职申请。严搏非没有问太多，近一两年里，陆续有好几个编辑都离开了三辉。

小段刚到三辉工作时，公司每年能出版十几二十本书，有的书经过营销后销量都走得不错。但近几年她能明显感觉到，即使有抱负和野心的同事也很难再推进选题。编辑黄屏回忆起2015年三辉高峰时期的情景：每个月，季风书店的新书台上几乎都有三辉的新书，那几年出版了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徐贲的一套书，以及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

2021年，小段曾报过一本努斯鲍姆的书The Cosmopolitan Tradition。她认为这个作家很重要，而且在当时日渐封闭的环境下，不断提及世界主义思想非常有意义。但最终，这本书因各种原因仍然没能出版。

2023年，三辉计划出版的26种图书中，仅有6种成功上市。2024年的情况更为惨淡，仅有3种书问世。在豆瓣上，一个名为“三辉初版出不来”的书单列出了81本未出版的书目。这些书中，有的已联系好了译者，有的正在翻译，但始终未能见到读者。三辉的公众号上，编辑还策划了名为“初版出不来”栏目，不定期推送未出版书稿的摘录。

策划一本书，编辑们首先会参考国外书讯或欧美媒体报道，发掘在市场上可行，对中国当下也有意义的选题，再进入申请报批、购买版权、联系译者、编辑等阶段。每一个环境需要的时间都不一定，但绝大多数都在审核中不再有音讯。

在购买版权之后，图书公司会同步寻找愿意合作、拥有书号的出版社，出版社接受后有些敏感选题需要送到各地新闻出版局审核。卡住的步骤往往是与出版社合作不顺，不再愿意提供书号，也有的则出现在最后的送审阶段——从购买版权到最终上市，通常需要数年时间，而现实中的政治与市场环境变化，使得这些书难以顺利出版。

《性差异的伦理学》出版后，小段感到公司其他的书稿几乎没什么出版可能了，最终提交了离职。

她印象里，有几本自己编辑的书都没能问世——一本是五百多页的《反扑：针对美国妇女的未宣之战》，讲的是上世纪第二波妇女运动后，美国女性如何遭遇保守势力的“反扑”，这本书被囊括在了“女书系”之中；以及《应得的权利》作者凯特·曼恩的首部专著《厌女的逻辑》，另外还有关于犹太人大屠杀时期的回忆录《人在奥斯维辛》（People in Auschwitz）。

“如果这些书能做出来，我肯定会愿意留下来。因为你到这里就是希望工作本身能产生收入之外的价值，但最后离开时的感觉是，不少付出没能得到它应得的结果。”

她也提到了“二八原则”——用小部分畅销书养更多值得出的好书。“但后面的情况是，畅销书本来就难见，其他的书更出不来，作为图书出版的业务很难推进下去了。”

编辑部曾经聊过，有没有可能去出一些其他方向的书？“但如果变成了其他家，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三辉呢？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个方向，三辉也偶尔出过一些小说，但这毕竟不是三辉的最为人所知的，而且稍有名气的小说通常需要更高的预付金，我们本身擅长做的就是人文社科思想类的书。”

黄翠翠曾经问严搏非为何做出版能举重若轻——许多国外的重磅作者都愿意选择三辉，不需做太多苦功与争抢，严搏非回她，“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三辉账上还有多少钱。”

三辉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出版生态的尝试。黄翠翠认为很少有地方能这样不计代价地出版一些涉及民主宪政、苏俄东欧历史教训和政治思想的书，编辑部尝试过很多出版不易的书。“他们之前还买过《哈维尔传》的版权，我听了都觉得很惊讶，这本书也愿意试一试，还有《戈尔巴乔夫传》也通过竞争版权后拿下。当然，彼时的出版大环境也给了大家某种可能的希望才愿意尝试，”小段说。

曾有译者向黄翠翠报过一个与奥威尔相关的选题，她知道自己所在的出版社无力出版，便推荐给了三辉。“他们说这个选题很好，但现在没法做，因为积压的选题太多了。”那时她隐隐感到，三辉可能已经赔不起了。而在今年三四月，她参加了和三辉朋友们的饭局，严搏非告诉大家三辉将关停，“书全都卡住了。”

未尽的告别

三辉关停的消息，是通过公众号上一篇平常的新书预告推送传出的。在文章的第一段，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句——这将是最后一本书。平日里，这类文章的阅读量不过两千，而这一篇却攀升至1.6万。消息迅速被关注、转发，许多人在结束的消息中，第一次听说三辉。

文章发布后，三辉的公众号依然继续更新。十一月至今陆续推出了三篇文章——三辉的作者、史学家孙隆基在上海的学术讲座活动、扬-维尔纳·米勒和徐贲谈德国政治文化，以及托尼·朱特的作品回顾。阅读量很快回落至往常的一两千。热潮散去，日常回归。

有连续七八年时间里，每逢新书出版，严搏非往往会撰写“编后小记”，小记书评与观点。

2010年8月，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由“三辉”出版上架，这本如今的畅销书在十多年前首次亮相时，并没有引起太多读者关注。严搏非在编后记中简要介绍了书的内容，随后将笔触转向译者，一位同时身为记者的年轻人。书刚送到的第一天，译者因某篇报道遭受威胁，一边躲避一边在微博上发声， “我知道我会被锁定IP，但我发完这条微博就换地方了。之所以出来说话，就是我不怕，我所报道的都是事实”。

在网络的声援下，他最终没有了危险。“这就是我们年轻勇敢的记者。”编后记里这样写。

小段回忆书出不来时的心态。“严老师和我们相反，他一直觉得应该相信人的理性和友爱。比如书出不来了，他会说这家不行就换一家，换了几家大家都觉得没办法了，他说那我们再换几个出版社试试。”

2022年新书预告中，三辉“插播”了一则合作方征集，希望“寻找拥有相似关注、愿意合作的出版社”。作为一家民营公司，三辉除了策划选题和编辑成书外，还需找到国营出版社合作，为书争取书号。

然而，寻找的过程似乎并不顺利。今年三辉仅出版了三本书，豆瓣评论中出现了不少读者对其近况的讨论，三辉去哪里了？三辉还在吗？

但有另一本书，没有网络条目，不见封面宣传，曾与三辉有过交集的朋友们都在今年陆续收到了它。这是一本白色纪念册，厚厚一本，收录了这家公司从2003至2023年二十年间出版的所有书目。

“感谢所有为三辉工作过的以及帮助过三辉的朋友，愿我们都有顺利的未来！”书的扉页如此写道。不见悲伤，只有一丝不深的怅惘，如同临行前日的同学录。随书附赠的还有一尾书签，注脚般印着：思想即使无法付印于油墨，也自能散发它的光辉。

*文中小段、黄翠翠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作者：徐鲁青，编辑：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