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味和奴性自如切换，是多少人的生活常态

这两天，“爹味”这个词被频繁提起，因为网红企业胖东来称员工“结婚摆酒不许超过五桌”“不许收彩礼”，否则就要取消一切福利。

很显然，胖东来将手伸向了私域，侵犯了个人权利。但很多人其实并不在乎个人权利，所以网络评论区里也有不少人支持胖东来，认为“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主流媒体的评论也坚持“辩证法”，批评归批评，还得加一句“这也是出于好心”“出发点值得肯定”。可世间的坏事，有多少不是打着“为了你好”的名义？

有人写道：“中国人必须要管起来”，可能是比“不能无皇”还根深蒂固的观念。

管起来的重点是前面的主语，得有人管，得有人行使管的权力。至于是管牲口、牛马、蝼蚁，还是管什么，不重要。

我很赞同这话，所谓“爹味”就是专制思维，在历史上，有本事的做皇帝，有点本事的就做官做老板，没本事的就在家拿孩子折腾。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这种“爹味”都很常见，见到什么都想管起来，手动不动就伸得老长，伸进别人私生活。当然，他们有足够的土壤，因为大多数人坚信自己应该被管，有皇帝就盼明君，皇帝昏庸就盼贤相，皇帝丞相都是王八蛋，他们就盼青天大老爷。直到今天，很多人讨个薪还集体下跪，能不激发上位者的管理欲吗？

今早看到一篇《爹味的世界》，写得真好。作者写道：“翻开过往的明星塌房录，几乎就是半部爹味史。”

除了杨子之外，他还列举了一堆“爹”，有一言堂型，有教做事型，有猜心思型，有广纳妾型，有家长制型。此外还有一批“轻量级的‘爹’”：“如汪涵的引经据典、陈凯歌的高谈阔论、靳东的附庸风雅、汪峰的蜜汁自信、张绍刚的盛气凌人、罗振宇的提纲挈领、俞敏洪的居高临下，以及白岩松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称得上一爹各表、百爹齐放。”

作者认为，爹味的共性就是包裹在“为你好”背后的权力欲。“这种长辈对晚辈、前辈对后辈、男性对女性、上位者对下位者的规训与控制，早已在代际传承中深入骨髓……爹味并非只与性别矛盾相关联，在更多的场合下，它不仅令女性眉头紧皱，也令男性深感不适。那些在职场上被迫装孙子、应酬中无奈端酒、回家被嘲笑没有编制、相亲被嫌弃挣钱太少的男性，其实同样苦爹味久矣。进一步说，父权社会从不意味着男性均可掌权，更不等同于所有男性压迫所有女性的权力结构。”

很多事情都是基于传统，爹味如此，极端思维也是。前几天看到一段话（下面这张图），深以为然。

我有一些朋友，认为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并不存在，他们认为民众的愚昧完全来自于统治阶层的洗脑，只要给他们见识真正的世界，给予正常良好的教育，一切就会变好。他们还认为，所谓根深蒂固的传统不会对现代社会造成任何深层次的影响。这种乐观看起来真是正能量，但实在太愚蠢了。

说回爹味，它就是一种传统，从社会到家庭，从上层到底层，只要有机会当爹，大多数人都会甘之如饴。

如果将广义的“爹味”缩小到家庭的范畴，回到“为人父母”这一原点，就会发现大多数人在这一道题目上已经栽了跟头。

要做个好父母，门槛其实非常高，但它又跟各种经过培训和资质认证后上岗的职业不同，大家都没经过“岗前培训”，只能边做边学，做得好不好，结果肯定参差。但中国社会偏偏又不太看重逻辑，各种极端思维满天飞，比如俗话里那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许多人喜欢挂在嘴边，但稍有脑子都知道这句话不堪一击，要不那些遗弃或虐待孩子的父母，都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即使对孩子倾注全部的爱，爱的方式也未必合适，因错爱而生的家庭悲剧一点也不少。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对父母的无条件赞美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逻辑陷阱：那些经过培训和资质认证才能上岗的职业，往往也会遭遇无数质疑，你考了律师资格证，客户照样会质疑你的辩护能力，你考了电工牌照，客户照样会骂你为什么连个灯都没修好。但很多人作为中国孩子的父母，不但“上岗”容易，还最容不得“客户”挑剔，如果孩子指出父母的错误，很多人立刻火冒三丈，觉得尊严被冒犯，爱也被冒犯，张嘴就是“我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你喂大，你懂不懂感恩！”

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的东西肯定好不到哪里去，父母也一样。

在现实中，很多“爹味”很浓的人都会呼唤传统。他们动不动就推崇国学，希望孩子背背《弟子规》，张嘴就是“现在的孩子都自私”，在单位里则是“现在的年轻人自私、不好管”。很多一张报纸一杯茶干到退休的人，一看现在的年轻人受不了加班，抱怨下班后还被领导在微信群里安排工作，就来一句“现在的孩子都吃不了苦”，然后推荐国学经典《菜根谭》。

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当爹的人如果整天呼唤传统，那肯定不是好爹，也不会是好人。

传统下的“爹”其实是很好当的。那些大家族里的爹，每天在大厅正中的太师椅上一坐，每个人都得对他小心侍奉着。孩子只能听话，不然就是忤逆不孝。这种权力的快感，真是想想都爽。即使是平民百姓家，父权都非常管用，因为那是“经验决定一切”的时代。

但现代文明人的爹很难当，孩子首先是个“人”，不是工具也不是你手里的面团，而且他还是一个在技能和认知上随时能超过大人的人，因为他获取一切的渠道太多了，不需要只通过父母。

在家里当爹难，去社会上当爹就更会令人神憎鬼厌。所以“爹味”浓的人才会呼唤传统、鼓吹国学。“服从”是“国学”的最大底色，现实中那些希望孩子听劝的父母，希望年轻下属乖乖听话的官员，所理解的“听话”就是“我有道理你当然要听，我没有道理你也要听，不然就是不懂尊卑上下”，他们所理解的温顺就是服从。

基于这个目标，他们鼓吹的国学注定也是这一套。以《弟子规》为例，最强调的就是“孝”。“孝”在中国往往被异化为服从乃至盲从，《弟子规》里的种种劝诫，都在抹杀孩子的尊严，强调“听话”。中国古代之所以无法催生现代文明，与独立思想绝缘，跟过度的“孝文化”关系极大。

传统文化的“三纲”，对长辈（尤其是男性长辈）权威的强调，本质就是奴性教育。最有意思的是，“爹味”和“奴性”往往在个体身上共存，一个有爹味的人，肯定也有奴性，二者会自如切换。

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事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当靠谱。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

所以易劳逸还写道：在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迁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何等根深蒂固。

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里是大家长，处处显示权威，孩子稍有点自己看法，一耳光子就过去了，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

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有多少家长面对孩子时“说一不二”，侵犯孩子权利如探囊取物，脸皮厚加手黑，要是孩子不乐意，立刻就上纲上线，一口一个“为了你好”“别人家孩子都听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到了外面，见到村长科长也点头哈腰，见到任何不公平之事都要告诫孩子“别乱说话别惹事，不然出了事三代不能考公”。又有多少中年人平时在酒桌上喷着酒臭一股爹味大讲人生道理，张嘴就是“男人要会驾驭老婆”“女人不生孩子就不完整”“男人就是要粗犷才有阳刚之气”的陈词滥调，第二天陪在视察的领导身边卑躬屈膝像个太监？所以，爹味有多浓，奴性就有多重。

传统的父权观念，跟现代社会应有的文明完全相悖，想做个真正的好爸爸，首先应该拒绝的就是传统，时刻提醒自己：“父亲这个岗位，不掌握任何权力。”要想做个文明社会的正常人，同样要提醒自己：“我没有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权力。”没有爹味没有奴性，你才真的是一个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