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邹露，编辑：谭山山，题图来源：AI生成
Z世代好像越来越习惯于“不说人话”了。早些年孙笑川在直播间疯狂辱骂“狗粉丝”5分钟被奉为“抽象圣经”，尚且属于一小撮人的圈地狂欢；如今，“搞抽象”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成了当代互联网的通用语言。
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在B站发布视频，以“抽象圣体”战鹰为例，分析抽象文化和“乐子人”。
刘海龙认为，战鹰的表现，符合“预期违背”概念。它来源于美国学者朱迪·伯古恩在人际传播领域的研究，意思是：信息接受者会根据其与传播者的关系以及传播者的个人特征，对传播者有预设的行为期待，若行为超出预期，则会感到意外。
刘海龙提及，抽象文化的传播少不了“黑粉”的参与。如果光有粉丝，没有黑粉，像战鹰那样的抽象切片很难被传播开来，还不足以成为一个“梗”。也就是说，抽象的“梗化”，需要特定的传播环境和粉丝互动。
迄今为止，刘海龙这条分析视频观看量达40多万次。有网友评论道：“人大教授一本正经地研究抽象文化并在严肃的分析中穿插一些搞笑战鹰切片这事本身，也构成了一个预期违背。”
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模仿向佐摸鼻子的动作，抽象似乎变得温和起来，失去了最初搞抽象那群人的攻击性，变为年轻人“发疯”的一种表达。
抽象梗在社交媒体上溢出，深度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文化将带来何种影响，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情绪？
为讨论这些问题，《新周刊》记者对刘海龙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小圈子内的交流方式
《新周刊》：抽象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李赣、孙笑川跟“嗨粉”“狗粉丝”间的骂战。如果从当时的语境出发，最初玩抽象的人是怎样一群人？
刘海龙：玩抽象其实是一种小圈子内的交流方式。当圈子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排他，就会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交流风格。这种风格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本质上讲，这种表达是在制造一个很高的接受、传播的壁垒，这样外人被排除，内部的人共享一种同一圈层才能理解的快乐。我们所讲的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里面还存在性别文化的差异，底层男性的表达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攻击性。可以观察到，游戏直播观众以男性为主，他们愿意用这种方式来交流。因此，这种亚文化风格带有一种性别化特征。
《新周刊》：动不动说别人“大孝子”，要不就是“急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攻击冲动？
刘海龙：这有点像青少年时期男性的心理，极其希望被承认、被尊重。受一点侮辱，就恨不得拼命怼回去。
《新周刊》：这种抽象用语深度嵌入网络表达，会不会并不是鼓励大家沟通，而是扼杀了有效沟通的可能性？
刘海龙：传统角度来讲，玩抽象导致大家只能进行“浅沟通”，这种沟通使用的符号是有限的。浅文化的流行，跟整个媒体环境变化有关系。过去人们看长篇小说，现在大家连电影都看不下去，只看短视频。人的思维变得越来越简单，不愿意去思考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深度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然，浅沟通也是一种沟通。问题在于，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可能都无法沟通。玩抽象还能让大家狂欢一下，这种“乐”，本身就是一种沟通。至少大家找到了一个密码，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知道彼此在想什么，这样就OK了。但是要再往深了走，可能没法走下去。
越轨是一种本能冲动
《新周刊》：如今网友对抽象用语习以为常。为什么抽象文化会流行起来？
刘海龙：这种现象，其实之前讨论青年亚文化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只是，今天在新的语境下，我们用新的概念来称呼它。其中既有变的东西，也有不变的东西。
第一，亚文化本身，就是违反主流规范的；第二，人们通过挑战规范获得一种身份认同，产生“我们是一伙人”的感觉；第三，对于大众规范的挑战，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如今，宣泄的空间越来越少，大家只好转向一种更加曲折、奇怪的方式。那么，抽象文化就是一个出口。
《新周刊》：抽象到很多人无法理解。
刘海龙：对，它就变得很高语境，可能其他人都不理解。包括“发疯文学”，说到底，它和抽象文化的出发点是类似的。第一，它很小众；第二，它很难理解，甚至是无意义的。当一个东西连意义都没有，你怎么禁止它呢？
像一些亚文化，你能明确看到它们的标签，或者说反对什么。但抽象文化到底在反对什么呢？其实非常模糊。你很难说清楚它背后包含着什么样的议题，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这种开放性，实际上造就了它的广泛传播，每个人都可以往里面放自己的东西。
但它又对社会无害——至少看上去是无害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发泄，或者说是一种越轨的念头。道德秩序和美学要求一切都是整整齐齐的，大家都要循规蹈矩，然而，越轨是人的一种本能冲动，表达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新周刊》：有一种说法是：玩抽象成了一种“时代精神”，它有强烈的解构主义的倾向。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刘海龙：在这样一个小众“基地”里，大家可以建构与众不同的身份，并通过打破主流结构的方式来完成。你会发现，这种解构实际上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它不是对宏大的、严肃的事物进行解构，而更多是对生活秩序、交往规则的解构。
《新周刊》：搞抽象可以说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刘海龙：是“弱者的反抗”吧。但是你说他反抗了啥呢？包括对于约翰·费斯克、亨利·詹金斯（二人均为美国知名传播学者。詹金斯曾师从费斯克，以研究互联网的参与式文化著称，著有代表作《文本盗猎者》）的讨论，经常有一个批判就是：他们反抗了啥？
（这些文化反抗）其实更多是被平台或者管理者利用。反抗到最后，它实际上成为平台用来吸引更多使用者、获得更大流量的工具，从一种反抗性转变为肯定性。如今网友对抽象用语习以为常。为什么抽象文化会流行起来？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表达
《新周刊》：玩抽象变得大众化，是因为传播环境改变了吗？如今在网络上讲道理没人听，说理变得非常困难。
刘海龙：在网络交流中，讲道理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沟通方式。很多人上网不是来听道理的，也很烦被灌输道理，动不动就说“爹味”。讲道理也需要一定的门槛，对话双方要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逻辑理解能力。所以，讲道理一定是高冷的。
而诉诸情绪、行动的表达，或者说这种反理性、反逻辑的情感输出，一定是接受面最广的，在网络上更具有传播性。它能够带来流量。
《新周刊》：人们在用一种自己的方式去保卫日常生活，能不能这么理解？
刘海龙：可以这么说。其实日常生活就是无意义的，强行赋予它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当年大家评价王朔“反崇高”，其实是王朔对当时的主旋律文学的一种反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这种“抽象”和王朔的“反崇高”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尽管这些人并不一定会直接受到他影响。
老庄思想也是一种对意义的反动。庄子讲的寓言难道不抽象吗？在那个年代，庄子非常抽象，文风也非常奇幻诡谲。当然，不同年代的语境不一样，但在主流文化之外，始终存在着一股暗流，即对主流文化的消解力量。主流文化越强，这种反抗就越强。
用无意义来抵消意义，那么，这种无意义本身就成了一个可以负载各种意义的载体，而这种载体使得大家能够聚合在一起——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这可能是一种比较表层的连接，但是也好过没有连接。
《新周刊》：在B站评论区，有人说，刘老师深入田野调查抽象文化，应该是一个“老抽象人”了。你平时会玩抽象吗？
刘海龙：我几乎不会（玩抽象）。我对抽象文化没有什么恶意，觉得它挺好的；我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觉得这种表达很真诚。年轻人会这样，因为他们平时就这么说话。这很好玩，我看着也挺开心，但是让我来做，我也做不到。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没有必要去迎合。我比较讨厌的是，有的人明明平时不这么说话，也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但为了讨大家开心，老喜欢用点梗。我觉得这样非常违和——你平时都不这么说话，你根本不是这种文化的人，非要装成这样，就让人起鸡皮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