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嘉宾：红野（自由撰稿人）、朱凯麟（27 岁综艺观众）、炊事班克（娱乐编辑），头图来自：《楚门的世界》剧照
如今，你的社交时间线里已经很难不出现娱乐综艺的信息，乘风破浪的姐姐、脱口秀大会、乐队的夏天、明日之子……娱乐放松休闲，让人们情绪快速同步，今天的娱乐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社交货币，闲聊就聊明星聊综艺，“你 pick 哪个姐姐、哪位弟弟、哪支乐队”。今天的娱乐也成为社会议题最主要的载体之一，“从乘风破浪的姐姐聊年龄歧视、聊女性地位”、“从快手宣言聊多元审美、平民主义”。
除了娱乐，其他的话题去哪了？为什么娱乐成了我们生活最主要的出口？为什么现在娱乐明星这么多狂热粉丝，这么高的流量，人们还是怀念八九十年代的明星？为什么某个偶像会因为粉丝而成为全民公敌？
本期圆一桌，我们就聊一聊“娱乐”这件事。
美丽新世界怎么了：为什么是综艺和快手教你做人？
N：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我们正同时处在《1984》和《美丽新世界》里。在审查越发严格的同时，娱乐挤占其他话语的空间，一切都在娱乐化，“娱乐至死”的担忧从来没停止过。但诸如“乘风破浪的姐姐”“奇葩说”“脱口秀大会”等娱乐综艺，开始融入社会议题，有不少试图打破年龄歧视、性别歧视的尝试，此前，快手的宣传片《自己的英雄》也有非常强的观念输出。许多严肃媒体也会从综艺和明星事件来展开讨论。如何看待娱乐节目承担的这种“社会教化”功能，以及社会议题的娱乐化？
炊事班克：确切地说，在审查越发严格的同时，并不是娱乐挤占其他话语的空间，而是其他话语不得不借用娱乐来表达。试想，如果《锵锵三人行》还在，观众是否还需要《奇葩说》这样的节目去讨论同性议题吗？如果《鲁豫有约》这样的节目还在，女性艺人的困境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全面的展现，而不必借用《乘风破浪的姐姐》以及衍生出来的访谈节目《定义》来进行表达？
社会议题的讨论，永远是人们关心的焦点。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些讨论会以十数年以前常见的方式来呈现，例如纸媒上的社论板块、电视台中的政论节目、以及公共论坛中有来有往的帖子。而当这些空间都消失之后，这些讨论就只能依附于目前尚能够被讨论的话题来呈现，也就是娱乐节目，所谓的美丽新世界。因此，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社会的本质也许并不是美丽新世界，而是一九八四。
红野：娱乐节目承担这样的功能，本质在于它是个商业化的娱乐产品，讨论起社会议题时安全且可控，大方向也会很明确地符合某些准则。它不似分散于网络各处的七嘴八舌难以控制， 这里制作方主导了一切，能够通过热搜、公关稿等方式决定它被呈现给更多人的模样和接下来的讨论走向，也随时可以“拨乱反正”。
这是一种方向明确且精准受控的讨论，主题是什么、怎么讨论、焦点是谁、谁与谁对立、哪句话会成为 meme、何时开启新议题，都不是你我说了算。基本框架和主要精神都早已被定好。
如今也只有娱乐产品可以做到“安全地”运行这一切，它既能利用情绪操控引爆热点，又能随时将它掐掉。与之相比，文字“太长不看”，更严肃的讨论过不了审查，在娱乐类别里浅尝辄止竟然已经是唯一的选项。
朱凯麟：娱乐产业和广告涉足社会议题，承担价值倡导和教化的功能并不新鲜，它们本来就有这个作用。广告人奥格威在 50 年代就相信“教化这个世界，是一名睿智与善良的精英的权利与责任”。但所有的娱乐和广告最多都只能提倡道德，并且是一种主流的道德，从来没有能力去揭露真实。
与其说我们的社会议题在娱乐化，不如说娱乐是今天所剩无几能用软性的方式探讨议题的管道。这当然很痛苦，真正的问题也很难展开讨论。
偶像怎么了：作品差，应该怪观众吗？
N：以往的明星依靠作品角色的塑造来打动观众的，如今的明星以流量为生，粉丝决定人设的需要。偶像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一切由粉丝投票决定。明星从“我演什么，粉丝看什么”到“粉丝想看什么，我就演什么”。
这种看似把主动权交给观众的民主规则，催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人们吐槽小鲜肉千篇一律，没演技，长得都一样，人们不时怀念七八十年代的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最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模板，有最疯狂且大量的受众。导致明星不用会演技，只要人设讨喜就能占据银幕，如何看待明星专业主义恶化，应该怪观众吗？
炊事班克：从历史来看，明星作为一种娱乐产品，从来就是与作品角色无关的。在好莱坞黄金时代，电影制片人是根据明星的人设来创造剧本的，而不是让明星去学习如何贴近剧本中的人设。在这个意义上，明星从来就是靠销售人设、销售皮相来获得商业成功的娱乐产品。它始终存在，也与所谓的演员、歌手、主持人这些角色是相反的。
过去几年间，人们总习惯于认为是偶像、明星败坏了世道。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一个过程。中国从未有过成熟的偶像产业，偶像无法依靠唱跳、舞台这些渠道来获得收入。但他们的人气和粉丝的消费力又是实打实的，因此自然而然被纳入音乐、影视等等行业当中。
如今，随着整个娱乐行业逐渐认识到偶像作为一种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也开始学会将两者区别对待。最终，还是会变成，该用偶像的时候用偶像，该用演员的时候用演员，该用歌手的时候用歌手。慢慢都会变好的。
红野：如今的闭环造星体系制造出的底特律变人式偶像很难说是某一方单独的责任。整个链条中创作、艺术与真实个性的成分越来越少，因为那从商业角度而言是最难控制的变量与风险，因而是一个渴望利润最大化的产业，以及渴望购买到的产品永远符合理想标准的消费者最不需要的部分。
你可以说这种环境下的偶像们从一开始就是被物化的，他们的定位就是成为不同人群的幻想投射，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烤面包机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被允许拥有“人设”——那充其量也只是热门标签的堆砌——但是个性和个人观点上的“离轨”却难以被接受。一旦工具人打算做个人，ta 就不再是受众群和造星公司眼中的完美产品，“偶像失格”的说法就此诞生，而它的真实含义明明是偶像拒绝自定义物品。
这并不是新鲜事。上世纪 20~60 年代好莱坞的大明星制几乎没差，它同样将观众喜爱的脸蛋以及理想型人设置于演技和剧本之上，为他们设计新名字、新背景和新生活方式——加里·格兰特，琼·克劳馥或玛丽莲·梦露。（米高梅创始人路易斯·梅耶）“一个明星是从零开始冷血地、谨慎地被塑造的，我只是去找一张好看的脸，找到就让他试镜，我们来完成剩下的。”
我们之所以觉得过去的明星更像明星、如今的流量略显廉价，大概是因为内娱公司在影视工业不成熟时，意图使用（在他们看来）最具效率的生产线去批量制造变现能力最强的产品。好莱坞顺滑的工业体系决定了即便是受控的明星去出演流水线作品也能保持质量底线，制片厂也必须为明星声誉负责以保证可持续开发。
然而，内娱是闭环内的自己制造规则与自产自销，它无需担心更严重的后果，只需保证衣食父母获取他们所要求的定制体验。如果你觉得流量们千篇一律、无任何吸引人之处，那也不奇怪，因为那种定制体验并非为你而生。
在可以轻松利用定制服务大笔盈利时，去思考如何推动影视工业进步、拓宽艺术边界等，大概是违背商业逻辑的吧。也许有人希望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和精确无比的财富密码可以延续下去，这样就可以避免考虑更复杂又更具风险的问题了——另一种未来可能更好，但它实在是太伤脑筋啦。
朱凯麟：明星专业主义恶化，肯定要怪专业人士，怎么能怪观众。
尽管在这件事上，资本、从业者，观众，没有一方是无辜的。但观众永远是最后改变的。大部分人的娱乐消费都是被动接受，要等观众自己看不下去，说你们太烂了，起码还要 10 年吧。
以及，“他们是观众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的恐怕也不准确，就说能代表大多数人。今天的偶像产品，是熟悉如何调动年轻人的互联网公司，缺少内容的综艺节目合作的结果，是流量的逻辑。有那么一群人为微博超话疯狂，但也有很多微博用户几乎没怎么用过这个产品。后一种人是失语的，也是不可被数据监测量化的，于是也就被认为没有价值。
观众怎么了：我们是怎么一步步沦为情绪商品的？
N：如今，粉丝是一个明星存亡的关键，这其中，选秀模式和粉丝文化在流行娱乐里具有决定性的统治力。观众像看斗兽场一样把选手们放到互相竞争的镜头前，然后呐喊、投票、组团、应援，完成养成式造星。这背后，资本以观众的注意力和情绪为商品，高价卖广告。这是所有现代竞技比赛的商业逻辑，但问题是，粉圈出现的“足球流氓”式暴力，不允许说自家爱豆坏话、集体出征讨伐，甚至出现粉圈文字狱，谈及偶像关键词就可能被网暴。如何看待观众出现的这种极端情绪化？
炊事班克：人总有想要捍卫的东西，这本无可厚非。极端化的情绪也从来不只是属于当今时代。西方推崇的骑士精神、中国的侠义理念，都是这些的化身。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观众的极端情绪化，倒不如说是为什么现在人们都把这些情绪倾注在了偶像和明星身上。答案，其实不言而喻了，因为能够被允许的情绪出口，除了民族大义，就只剩下娱乐明星了。
红野：也许不存在“沦为”一说，人类的情绪一直都在被操纵，cue 法革断头台和纳粹阅兵式。我想事情没有变得更坏，只是如今它们被更精确地引导和利用了。这里有两个条件必不可缺：封闭，以及无处发泄的精力。
我一再提到内娱“闭环”——这个封闭环境下，荒谬的游戏玩法被制造出来，成为约定俗成、没人会去质疑的公理，人们自动认同这种玩法，并不理会闭环之外也许更合情合理的天地，而如今对那片天地的了解渠道也在肉眼可见地减少。类似于我们默认氪金开箱和 Pay to Win 是你情我愿的游戏盈利方式，但这么做的欧美大厂已经被当地玩家钉上历史耻辱柱，因为更合理、不剥削的盈利模式是一直存在着的。
内娱当前的体系完全依赖于受众对荒谬且唯一的规则的自觉拥护（控评、拒绝“白嫖”、不提真名等等）。一位偶像，或者说“定制产品”能否成功，就取决于其后援团能否在如此规则下玩得最如鱼得水、钞能力最强。
作为定制服务的订阅用户、长期投资人与精神股东，粉丝头一回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实权，头上被转嫁了过往属于公司的责任，ta 们甘之若饴，默认“哥哥只有我们了”，这种认知本身就让人感到“被需要”的激情；复杂的规则与独特的语言体系造就了极为紧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社群，内部难免出现群体极化，一个个极端毒唯组织继而诞生，它兼具最强烈的情绪动机与步步为营的专业策略。
娱乐公司乐见其成，因为养护这个体系的成本其实非常低，你只需推出产品，消费者会自觉将之供养，并自行为产品制定最有效的发展战略。他们越觉得自己应该对投资的偶像负责（他们不是偶像，是“我儿子”、是“我弟弟”），就越会深陷掏钱和草数据的大坑。偶尔来一次“虐粉提纯”，就是操纵情绪实现逆境收割。
另一方面，饭圈活动，包括打投、洗广场、防爆、控评、做慈善等等，其实和政治活动极为相似，你能为其中的每一个要素找到对应。也许人们渴望参与公共事务、作为集体的一份子推动某个偶像做出某件事，但它如今只能在饭圈实现。本质上它类似于一种政治狂热，但是因为政治缺席了，它只能暂时栖息于别处。
朱凯麟：好的娱乐应该是一个故事，而非情绪和价值观的站队。选秀模式的全套产品，都是为了圈选人群、引导站队而设计的，它的高效放大了足球流氓式的暴力。
这也和年轻人一代所在的互联网环境几乎去政治化有关系。但人总要相信一些什么东西。在很多普世的价值在今天传播起来越来越困难的时候，简单的忠诚还是会带给人快感。同样的，这群被形容是“韭菜”的年轻人也越来越需要一个能够宣泄情绪的敌人。
程序员怎么了：谁在决定我们怎么打发无聊？
N：媒介即隐喻。媒介会决定如何为你呈现内容，以及你如何去观看节目，不同的媒介偏好不同的内容，公众号、微博、抖音、朋友圈，新媒介的流行往往最终会控制文化。如今基于这些平台上的娱乐活动，早已经远远超出了空闲时间。怎么看这些平台对我们“休闲娱乐时间”的影响？如何看待如今选秀、弹幕、直播、投票、打赏等的互动形式的流行？
炊事班克：在打发无聊的方式上，人们还有哪些选择呢？能组织一些活动，帮助社会底层获取社会阶级晋升的渠道吗？能组织读书会，讨论那些影响过世界格局变迁的书籍吗？能组成行动团体，去推动本地社区的变革吗？在当下的社会中，人们早就已经没有公共生活可言了，剩下的只有工作和消费。而没钱的时候，人们只能消费媒介本身——无论这种媒介是书籍、唱片，还是公众号、微博、抖音、朋友圈。
值得再重复一遍，我们当下的社会不是美丽新世界，而是一九八四。
红野：大胆一点说，是算法正在塑形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内容生产者的考虑不得不从“如何产出高质量内容吸引观众”，到目的性更为明确的“如何控制画面/标题/文案以使它被某个算法推荐至更多人的页面”。每个运营在接受完如何迎合算法的复杂培训后（有些爆款玄学连算法设计者都无法解释），都会觉得自己是某部机器的投喂人，机器主子已经统治了人类世界、塑造了内容奴隶，以一种毫无仪式感的方式。
而对于信息消费者而言，你所关注的议题、看到的流行视频、被推荐的关注对象，这一切都是算法根据你或别人的喜好在帮你做决定；再往前一步，就是你主动在它的暗示下参与互动。个人意志是逐渐被蚕食的，目的性是一步步丧失的，“我想看/做什么”演化为了“算法告诉我别人正在看/做什么，所以我也得瞧瞧”。全过程看起来基本无害，你并没有被强迫，然而你确实将选择权拱手相让。
算法、平台和互动形式本身不分好坏，其影响力取决于那些使用其操控信息接收者的真正目的。互联网公司的最终目标往往导向卖广告和带货，内娱公司的最终目标导向出售定制体验以带动整个闭环生态。当人们下一次听任算法的导航时，如果能意识到自己正在认同一套规则、我们在此间并非拥有幻想中的全部自由意志，也许可以找回一点点冲浪起初的纯粹个人愉悦——凭借你的感觉和自己做出的决定去接收信息。世界本应如此。
朱凯麟：我一个程序员朋友在大厂 996，他把小红书作为“获得知识的窗口”。我很震惊，沮丧，但是对此我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碎片化这个趋势可逆吗？似乎是不可逆的。但如果参考电影行业应对各种新媒介暴击的历史，电视普及了，DVD 普及了，电影院还在，反而当年那些新媒介都消亡了。快速的，方便的媒介，似乎永远都会被新的技术、新的媒介取代。但好的内容，好的体验，终究会保留它的生命力，当然这只是一个乐观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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