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作者：西坡，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兴致冲冲去看《好东西》，同一个导演的《爱情神话》我看过两遍，一遍在电影院，一遍在电视上。但是电影看到一半，我忍不住掏出手机，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吐槽：《好东西》不灵。
这当然纯属我个人意见，我知道对很多人来说，《好东西》灵得很。豆瓣评分9.1，18万人打分。跟这18万人相比，我的意见或许不值一提。但一天多过去了，还是有些话卡在喉咙里，得往外倒一倒。
作家阿城说：“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
《好东西》就是太聪明了，从头到尾都是金句，每一个金句都对准当下文艺青年的一个生活痛点。情感的，性别的，亲子的，教育的，甚至还包括传统媒体没落引发的内容焦虑。所以它能引爆豆瓣我丝毫都不感到意外。但我很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有追求的导演应该追求的方向。
这么多的金句缝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情绪价值资料库，观众可以各取所需。观众被生活压得太厉害，需要找个地方吸口氧，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素堆积过于齐全，让我感到有点不适。那些情绪价值金句，破坏了人物的内在成长。我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样板戏，只不过不是阶级斗争挂帅，而是性别意识形态挂帅。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冲突和冲突的化解，都是靠巧合推动的。剧情的发展方向，只是为了串连起那些早就安排好的金句。不是先包的饺子再倒的醋，而是为了这些醋特意包的饺子。我认为艺术不是这样弄的。
我最想跟大家讨论的是，电影里的一个情节。对了，先交代一下，主线很简单，就是一个上海的单亲妈妈带孩子的故事，这个妈妈的身份设定是一名失业的前调查记者，孩子的小名就叫“小孩”。
这个让我很不舒服的情节是这样的，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了一篇作文《记一次旅行》。然后班上的孩子开始争相凡尔赛，我去过美国，我去过澳大利亚，我去过日本。“小孩”有点心虚，她没出过国，又不想承认，于是她开始编“我去过法国”。妈妈发现之后，怒斥她撒谎，“小孩”反击，“别人都出过国，我没出过，你也出过，你为什么不带我，你还管我”。冲突就这样发生了，说实话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冲突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妈妈说，你没出过国，但我带你去过平遥电影节啊，你就写这个，你见过贾樟柯，你见过很多外国人。最后“小孩”被说服了，她的作文还成了优秀作文，在班上朗读，其他同学一脸羡慕地听着……
我不知道上海的教育是不是已经卷到了这种程度，但是用贾樟柯，用平遥电影节打败“出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说白了，不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吗？关键是，“小孩”最后朗读的那篇课文十分空洞。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情节。它既是电影里矛盾爆发的一个点，又无意间暴露了创作者的潜意识，并间接地解释了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变成情绪价值拼盘，而没有雕琢出一个立体的人物。
“小孩”的妈妈，碰巧是个有点人脉见过点世面的前调查记者，所以可以从记忆库里拎出一个平遥电影节去打败“出国旅游”。可是那些既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去过任何电影节的孩子怎么办呢？在这种“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叙事下面，预设了坚固的势利法则。
去过的地方更远更贵更高级，作文就一定写得更好吗？难道不是观察、感受和情感，才是写作的核心吗？要化解那场冲突很简单，回到生活和创作本身的规律就行。导演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导演没有想到那种虚荣、攀比产生的社交压力本身，是可以挑战的，而且是应该挑战的。
当艺术把世俗的势利法则植入到自己基因中的时候，艺术就不可能灵了。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一个角色都飘在半空中。因为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大概也飘在空中，在世俗的欲望阶梯上，服着自己的那一份劳役。人要是这样活，是没有办法不痛苦的。无论是角色还是观众，都只能在互相安慰中获得暂时的喘息。就像我刚才刷到的一篇文章《月入三万，在大城市很难体面》。别说月入三万，就是月入三十万，三百万，也体面不起来的，因为你月入三百万之后，自然有人来推销四百万才能买到的“体面”。恕我直言，文艺群体的许多痛苦，都源于被植入的欲望。《好东西》也是这样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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