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之战，日本缘何倾国之力？或者说，在百济灭亡之后，倭国为什么要尽心费力地帮助百济残余势力复兴国祚？争论的观点或范式本身之正确与否固然重要，但能否引发争鸣有时更为重要，因为它的价值在于提供新的启示，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冯立君，头图来自：《鸣梁海战》剧照
辽阳燕州城，高句丽山城， 唐代古战场，图片来源：东方IC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江之战，日本学界称为白村江之战，交战地在已被唐军和新罗灭亡的百济之故地，也就是当时唐朝羁縻的熊津都督府辖区内，一般认为具体的战场在白江（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一带。
交战双方主要为唐朝和日本（当时国号为“倭”，训读为“大和”），新罗国军队和百济复兴势力是否直接参战仍有争论，而且围绕白江之战本身以及东亚各国交错的政治关系问题，学界也是争讼不断，尚存不少讨论空间。
近期日本文教教育学部教授中村修也新著《天智天皇的日本》对相关问题提出诸多“颠覆性”观点，这本书读者受众广泛，内容全面涉及《日本书纪》天智一朝记载的文献考辨、学界的各种代表性观点，不可置之不论。
战争何以席卷东亚
隋唐统一王朝时代，唯有“辽东未宾”，炀帝多次出征未果，太宗高宗两代再兴“辽东之役”，自辽东和登莱几道用兵，陆海并进，但迟迟未攻克高句丽都城。新罗支持唐朝，与高句丽、百济、倭国结成的“同盟”对抗。倭国在南朝以来即通过百济吸收大陆先进文化，二者间的联系密切而绵长。
在新罗力促和唐朝内部战略调整之下，旨在先行平定百济进而得以自南北夹攻高句丽的“百济之役”提上日程并迅速取得效果，大唐显庆五年（660年）百济灭亡。这是三年后爆发的白江之战的国际大背景。
白江之战，日本缘何倾国之力？或者说，在百济灭亡之后，倭国为什么要尽心费力地帮助百济残余势力复兴国祚？这两个问题是理解白江之战爆发的根本所在。
《天智》开篇以“通向白村江之战”为题，从日本朝廷角度立论，针对学界既往研究提出争鸣：其一，白江之战日本派遣兵力究竟是微不足道的军力，还是举国之兵？
其二，日本派出以护送百济王子归国为名的军队，在这位刚愎有余的王子斩杀拥兵自雄的将帅之后理应撤军，非但不撤兵反而加入白江之战的原因是什么？
先从第二个问题谈起，显然，“白江之战绝不是一次单纯的局部战役，必须被置于唐朝的东北经营和半岛战略中去评价”。
唐朝出动陆海大军殄灭百济，建立起熊津、东明等五都督府体制，在作者的解读中这些只是王室而非整个百济国的灭亡，因此继亲唐的孝德天皇而立的齐明天皇在面对百济复兴力量的求援时，转而决定参战反抗唐朝。
当时的形势是百济反唐复兴军一度占优，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前景仍不明朗，日本适时参战有防止大唐掌控朝鲜半岛进而染指列岛的考量。年迈的齐明来到九州督战，战事未开，女天皇驾崩，继承皇位的中大兄（天智）仍有契机趁此退出大战，但是年轻的新君执意派遣了三股军队。
我们认为，日本朝廷是基于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也就是在百济的政治文化联系而毅然连续出兵，并且执意参加与唐朝的直接对抗。
由此，第一个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中村修也通过细致辨析《日本书纪》的兵力记载，实际驳斥了强调白江战败是兵力寡少的观点，认为日本分三次共派出约四万二千人，他在这里援引森公章《白村江以後》的观点，弥补了井上光贞、铃木靖民对后续部队人数统计的缺失。
而焦点就在于扶余王子回到百济故地谋杀鬼室福信之后，天智追援“健儿万余”，问题是当初向日本搬援兵的人正是福信，求援者已不在了，应援者师出无名矣，但是日本非但不退兵，反而再度增兵，这意味着白江口后来的决战并非一些学者提出的遭遇战。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停留于森公章的统计，而是更进一步驳斥了其实际参战部队并非全部派出军队的观点，断定日本军队都汇集到百济王子的麾下了。可见，此时百济故地的反唐复国运动本质上已经是日本士卒与唐朝军队的作战。
这两个问题本身固然有推陈出新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驳斥了日本学界关于白江之战失败是纯军事失利（即兵力与补给不足等说法），而将之视为日本朝廷应对东亚局势变幻判断和决策有误，庶几接近事实真相。
日本是否成为羁縻府
《天智》一书颇具颠覆性之处，就在于以史料辨析和推论的方式，提出了同以往中日韩各国学者都大相径庭的见解：其一，日本战败之后，并非史籍和学者所说躲过了唐朝的追责，而是一度建立起和百济、高句丽、新罗一样的羁縻制度。
其二，遍布日本中西部的朝鲜式山城，并非为战后防御唐军来袭而建，而是便于唐朝羁縻统治的交通设施。
作者根据《日本书纪》逃归船只人员的记录推测日本在白江之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已成事实，出征将领无一幸免。随后他反驳了森公章所说的战后日本最急迫的任务是整顿防务，以应对唐与新罗联军进攻的观点，并否定钟江宏之日本在筑紫修建大宰府作为对抗唐罗据点的观点。
其实，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代表的是日本学界大多数人的看法。他们认为防务的典型代表即是朝鲜式山城。作者针锋相对，他的论述暗示丧失全军之力的日本并没有筑城应战的时间、动机和必要性。
仓本一宏宣称“冠位十二阶”是天皇君臣强化战时体制的举措，与之相反，作者对于冠位十二阶的解释是，为了改组战时统治、挑选有助于战后外交的官员而进行的人事变更。
而关于《日本书纪》和《海外国记》郭务悰赴日的记载，作者一方面利用新出墓志纠正池内宏的疏失（“百济祢军”而非“百济将军”），另一方面肯定了铃木靖民视后者为后人润饰史料的论断，但强调作为归附唐朝的百济人郭务悰和祢军赴日，代表的是战胜的一方，确属于熊津都督府派出。
新藏正道对此认为日本此时不可能高姿态地如记载所言拒绝郭氏入京，作者进一步提出抗辩，认为当时日本朝廷就在郭务悰一行下榻的那津宫，编纂史书的天平时代对于奈良时代的国际意识进行了重新阐释，本质是一种“曲解”。
翌年赴日的刘德高作为大唐朝廷正式使节而非熊津直接派遣的偏使同样没有入京一事即是明证——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得到了堀敏一的确认——而且几次赴日使臣的目的恰恰就是田村圆澄否认的追责与要求战争赔偿，而松田好弘提出的孤立高句丽一说对于深知倭军主力已被歼灭的刘仁轨而言并无必要，难以成立。
更进一步，作者推测唐朝不仅在百济、高句丽成功推行羁縻统治，对日本的支配也采取同样方式，这就是《日本书纪》天智六年（667年）条出现的“筑紫都督府”。八木充的代表性观点认为这是史料误记，其实应为隶属于日本朝廷的“筑紫大宰”而非羁縻于唐朝的“筑紫都督府”。
作者观点与之相对，“筑紫都督府”不仅不是误记，反而反映了后世编纂者没有尽删的残留真实。在这一点上，作者将鬼头清明的唐朝熊津五都督府继承了百济旧有五部支配结构的观点作为参照，论定后来日本保留了筑紫大宰作为筑紫都督府的后继者，设立时间是刘德高访日之时。
西谷正认为日本该时期修筑的朝鲜式山城就是百济式山城。笹山晴生将之解释为防备唐朝和新罗进攻的产物，作者依据山城多分布于内陆而非西部沿海的特点驳斥此论不合常理，通过分析筑城者多为百济人这一事实，提出只有唐朝才能指挥百济人大规模造城，《书纪》记载其事为大和朝廷下令，仍是后世润饰过的历史书写。
而唐朝在日本修筑山城目的正与旨在防备大陆势力自北入侵的通说相悖，乃是考虑到九州豪族势力自南进攻羁縻都督府要塞而修建，同时也是作为将羁縻统治推及九州全岛的据点。
这就呼应了出宫德尚等学者敏锐发现的朝鲜式山城单郭式存在的防御弱点，而以作为外部势力修筑于高地监视本地抵抗力量的功能来解答之。
针对考古学者赤司善彦将大野城筑造工艺与百济扶苏山城大体相埒，其附属仓库群则大多为奈良时代以后所建的认识，作者目之为唐朝势力不久之后撤出日本，山城被搁置之后被日本朝廷利用和增建。
有些所谓山城例如对马岛上的金田城，作者结合踏查所得，认为与其说是防御性设施，毋宁说是便于与朝鲜半岛联络的烽火设施。
针对吉田孝的代表性观点——日本不仅在各地建造朝鲜式山城，都城也迁至水军无法进攻的近江，用以防备唐罗军——作者列举若干理由彻底否定：一是日军没有那么多兵力充实山城防御，全军覆没的日本在心态上坚持备战也说不通；二是山城的点状防守态势在战略上并不构成防御链，唐军进攻完全可以避开山城而一路长驱直入。
钟江宏之将山城看做百济人修筑的临时避难场所的观点也被作者反驳，理由主要是守城战以己方势力救援为前提，这些山城显然无法坚持至敌军攻破，这一点得到赤司善彦从考古研究角度提供的支持。
作者勾稽史料，认为朝鲜式山城实际上是唐朝通过熊津都督府联结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交通，是羁縻统治日本的组成部分。
大唐麟德二年（665年），高宗皇帝在泰山隆重举行封禅大典，这是帝国最重要的盛典，象征着一个辉煌帝国兴盛时代的到来。除了唐朝周边的突厥、于阗、波斯、天竺等国蕃长及其代表，东亚五国——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以及高句丽的使臣也无一例外地参加了盛典。
但是关于倭国使臣是否是在就利山参加百济、新罗歃血为盟仪式之后一同随唐朝将领浮海西还，作者以刘仁愿、刘仁轨之辨推翻池内宏的肯定性观点，而根据事件发生时序，论证倭国使臣也并非铃木靖民、郑孝云所认为的是白江之战的败将守军大石，这位守军大石的职责仅限于赴就利山会盟，完成相当于战败国签字一类的任务，泰山封禅的倭国使者另有其人。
作者推定为是与高句丽使者太子福男身份相当的“酋长”级人物，这就将人选锁定在除天智天皇以外的大海人王子或大友王子身上，而根据《怀风藻》对大友王子面相风范的描写等证据，他很可能是赴就利山使团的首领并进而到泰山参加封禅。显然，作者勾勒出的泰山封禅画卷是以大唐帝国主导包括东亚诸国在内的东部欧亚为大背景。
争论与启示
《天智》所提供的一家之言式的历史认知是有限的，当然不能完全作为历史真相来理解，但是它带来的启发却是无限的。
这里再举一例，以往学界特别是中国学界强调东亚吸收唐代律令和文化的一面，而作者在鬼头清明、铃木靖民等学者的分析基础上再次强调日本《近江令》及其律令体制不仅来自唐朝还更多的来自新罗，又因战败或战胜者的结局不同，新罗更多保留贵族权利、律令实施不彻底，而日本则更深地受到律令制影响最终形成符合本国国情的《大宝律令》。
全书从破除史籍全信走向史料考辨，并在此过程里逐一牵引出诸多学者的著述及其见解，客观上有利于拆解学术前史的层层累积，不断怀疑古人、也怀疑今人，对于在东亚史领域浸淫良久的专业学者而言，也有助于破解思维定式，开始将审视的目光投向几成学术定谳的历史认识。
首先，这样的怀疑本身是值得提倡的。
其次，需要指出，作者的很多论述并非有可以落实的结论，他与学界争论的不少问题其实就目前的史料支撑而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例如，铃木靖民认为，耽罗与白江之战有关，森公章等人也说耽罗与百济站在一条战线，曾与唐罗联军作战，作者却以小国利益决定说予以否定，认为耽罗毫无必要参加对唐作战，而针对《旧唐书·刘仁轨传》“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的反证，则解释为百济复兴军与日本军残余势力和“刚好身处其中的耽罗国使”一起投降，暗示是偶然的巧合。
另一个反证是史书所记耽罗三次遣使日本，作者先是声称这只是单方面遣使，随后又说日本可能派出使者同耽罗交换情报，前后抵牾，令人费解，而后作者又将《日本书纪》之所以没有记录日本向耽罗派使归因于要掩饰和唐朝的关系。这就已经不是一些学者批评的那种“刻意剪裁史料”而是“极力掰弯史料”的强辩了。
而且有些推论多少有些冒险，历史研究中除非列举证据论证，一般不能随意猜测古人没有做出的行动。
作者引述的韩国和中国学者的论著却十分有限，这对于更为全面、更为有力地展开全书主题的论证稍显遗憾，因为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耕耘良久，丝毫不缺少有创见的作品，甚至在诸如唐朝及其文明力量、百济对于日本的深远影响的强调等具体认识上中韩不少同行已经比作者走得更远。
《天智》一书字里行间更多的透露出当代的资政考虑，即古为今用：七世纪日本面临的诸多国际问题，日本统治者的措置常常不得要领，从参战到增兵都绝非明智之举。这在前言等处也有明晰的展露，作者显然有意识地把时隔一千三百年的白江战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联系起来。
而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我在阅读这类作品过程中常在反思一个并不太新鲜的问题：面对史料相对匮乏而不能建立完整事实链条的中古时代，究竟该坚持实证取向，一份史料说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说话？还是索性将历史视作一种话语，“一切史料都是史学”将历史评论置于历史考证的包裹之下？
这类问题或许还要争论下去。争论的观点或方法、范式本身之正确与否固然重要，但能否引发争鸣有时更为重要，因为它的价值在于提供新的启示，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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