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门外人”形象闯入家电圈、收购科龙的顾雏军，继七年囹圄之后再现江湖。9月14日，他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自己无罪，并举报数名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
顾雏军于2005年9月被正式批捕，2008年因虚假注册、挪用资金等罪一审获判有期徒刑十年。本月6日，顾雏军提前出狱。
世界变化大。七年之后，很多商界、媒体圈里的新生代，对科龙与顾雏军已甚为陌生。
这是一个带有很强时代符号的人。他收购集体资产、整合产业、整合不成、与政府闹掰、因若干罪名获罪入狱的过程，恰恰成为一枚见证那个年代的活化石。
2006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曾报道了：包围顾雏军与科龙的，是一个怎样的生态系统？压倒顾雏军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何方？
今天重读此文，再对照顾雏军在发布会上的发言与表现，读者对当时当地的政经环境、对顾雏军本人，应该都会产生自己的理解与判断。
以下文章节选自《中国企业家》2006年报道《压倒顾雏军的最后一根稻草》，作者：周一。
顾雏军与地方政府：始乱终弃？
顾雏军接触过的律师、顾问、包括助手，都曾向《中国企业家》证实顾有一种想法——他认定，他是被顺德区政府和某本地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扳倒的。
顾雏军的一位助手透露，顾曾经想通过京都律师事务所来状告顺德区政府。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回忆说，“顾雏军曾提及当地政府想撵走他，他不走，所以对方把科龙搞到今天这个局面。”田文昌说，“他当时想找我打官司，但这个官司没法打。当时还没有牵涉到有法律依据的事实，对方只是暗中给你使绊子，要仅是这样的话，你只能无可奈何。”
顾雏军和顺德区政府之间的心结，在顾雏军收购科龙电器时即已埋下。
2001年6月，原容桂镇镇长徐铁峰在担任科龙总裁十个月之后出任科龙集团董事长，原董事长王国端作为科龙创业层代表彻底退出。此时据说徐铁峰雄心勃勃，试图在科龙大干一番。但在当时的镇委书记邓伟根主导下，格林柯尔高层刘从梦与原镇长刘知行展开收购谈判（刘知行后来辞去公职，目前担任美的集团副总裁），4个月后，科龙电器转让给了藉藉无名的格林柯尔。毫不知情的徐铁峰及其他高层对此大吃一惊、甚为不满，却也别无选择。在顺德，徐铁峰和邓伟根素来不合、明争暗斗是公开的秘密。“把科龙卖给格林柯尔可谓一石二鸟，既改了制，又让徐铁峰下了台。”一名来自《珠江商报》、和顺德官员相熟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这样说。
据当时亲历改制的科龙电器证券事务代表朱常叙对《中国企业家》回忆，镇政府对于科龙改制的操作十分仓促，除了格林柯尔外，似乎并没有再深度接触其他买家，当时政府对科龙的出售隐藏了很多谜团，直到今天仍无法揭开。据说，在顾雏军注册收购科龙的广东格林柯尔时，因注资不实，当地工商部门不予年检，格林柯尔为此曾请顺德区政府出面施压，才获准放行。可见对于格林柯尔的实力，当地政府并不是全不知情。就在格林柯尔进入科龙当口，格林柯尔在港上市公司的业绩曾遭媒体连篇累牍的质疑，据说这引发了区政府内部是否将科龙卖给格林柯尔的争议。此时，镇政府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中止格林柯尔对科龙的收购，因为当时股权尚未过户，顾的收购资金还没有支付。但相反的是，因为担忧银行会进一步冻结科龙母公司容声集团所持科龙股权而导致交易无法进行，容桂镇政府竟很快将未被银行冻结的股权质押给了广东格林柯尔，并且出面协调、开银行会议，要求银行解除股份冻结，把股份转让出去。而更人奇怪的是，经过谈判，格林柯尔还将收购价格由之前的5.6亿减至3.48亿。
顾雏军抓住了地方政府的一大软肋：科龙电器与母公司容声集团（代镇政府控股科龙电器）之间存有大量关联交易，后者占用了前者大量资金。据科龙电器2002年1月11日公告，镇政府控制的容声集团对科龙电器欠款高达12.6亿。
作为替容声集团清偿的债务，格林柯尔将收购资金3.48亿直接交给科龙电器。这样容声集团对科龙电器的欠债就减少至9.12亿。此后镇政府（容声集团）先后将其拥有的科龙、容声商标及容桂镇一块39.9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科龙，凭此，偿还了对科龙电器的9.12亿欠款。
在这个过程中，格林柯尔在2001年年底将收购科龙电器的1亿元订金打入科龙帐户，而它进入科龙后究竟有没有继续支付剩余款，外界很难确知。总之，“政府作为大股东在出售科龙这个过程中一分钱都没得到。”朱常叙说，“后来格林柯尔又卖制冷剂给科龙，又把品牌康拜恩租用给科龙，科龙为此支付不少费用，所以现在大家会怀疑格林柯尔收购科龙实际上一分钱都没出过。”
他说，“镇政府卖科龙给格林柯尔，是一个非常轻率的决定。”
顾雏军的此种收购手法，在他的收购案例中几乎被屡屡炮制。据说，2003年在收购美菱集团时，本来当地政府确定的转让对象是美的集团，谁知情势急转直下，美的在最后一刻发现收购方变成了格林柯尔。合肥市政府控制的美菱集团同样向顾雏军控股的美菱电器出让166.61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冲抵对后者的大笔欠款。据说，后来合肥市政府将荣事达转让给了美的集团，其实也是为了安抚美的在争购美菱时所受的伤害。一个题外话是，争购美菱一役使顾雏军与美的结怨更深。
但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后，顾雏军和当地政府在收购时达成的默契在渐渐变化。在被拘押前十天，顾雏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孤傲地说：“我并不需要向这个社会奉承什么，因为我是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
当地政府对顾雏军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它也许并不认为顾雏军是在全心全意为科龙、为当地“创造财富”。当顾雏军试图逐步将其冰箱产业的重心由科龙拓展到更多的企业，由顺德拓展到其他城市时，他动用的资金是否来自科龙令顺德区政府生疑。人们看得到的是，进入科龙后，顾雏军很快创造了一个新的低端品牌――康拜恩，康拜恩的所有权属于格林柯尔，但其诞生和发展的一系列费用，却都来自于科龙，此外科龙还需向康拜恩支付高额的品牌租赁费。
此外，顾雏军进入科龙后，大力压缩成本、整治企业腐败，在采购和配套上砍掉了不少科龙的老关系，令很多老科龙人、顺德人颇有怨言。格兰仕的有关人士说，在当地人看来，进入科龙后频频开展“清洗”运动的顾雏军就像是“侵略者”。他说，“最早在科龙，通行的语言是顺德话，老顾进来后，让普通话成为主流，这等于说顺德人在科龙不再有地位。这对于科龙来说是更加开放的事，但是顺德人或许不这么认为啊？”
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认为，在眼下中国，一个想成整合大业的企业家，必定会触动三根弦：资本来源的弦、个人迅速致富的弦、在整合中为效率牺牲公平、打破既得利益的弦。整个社会对这三方面的怀疑和不满扭结在一起，很快就会成为整合者前进路上的重大障碍。
无法确切知道顾雏军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哪些点上开始恶化，总之，容桂镇政府与顾雏军的隔阂，前者对后者的恶感日积月累，顾雏军感到地方政府想撵他走。上文提到的那位格兰仕人士评价：“顾雏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两点没有做好：第一，他步子跨得太大，欲速则不达。第二，跟当地政府关系没有维持好，有始乱终弃的感觉。”
2005年7月底，证监会对科龙的调查报告仍秘而不宣，工商联在其间积极斡旋，此时市场传出顾雏军将卖掉科龙、“安全落地”的消息，地方政府决定立即采取行动。7月29日，顾雏军突被拘押。在科龙一事上始终保持沉默的证监会由此显得相当被动，不得不于三天后的8月2日证实，证监会近期完成了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顾雏军等人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的调查，调查显示，自2002年以来，科龙电器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顾雏军等人在科龙电器采取了虚增收入、少计费用等多种手段，虚增利润，导致科龙电器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涉嫌构成未按有关规定披露信息、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及有重大遗漏等多项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此外，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顾雏军及其实际控制的格林柯尔有关公司侵占科龙电器利益的犯罪行为及线索，证监会已移交公安机构及相关部门处理。
受争议的“佛山模式”
文/周一
地方财政艰难，青睐外来买家
佛山在珠江三角洲腹地。2002年底，广东省调整佛山市行政区划，顺德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县级市撤销，分别设立为佛山市顺德区、南海区、三水区、高明区。而同期佛山在经济层面的调整任务，可能比大笔一挥式的行政区划调整要复杂、细致得多。经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包括顺德在内的佛山地区产业、企业都面临转型当口。各区的企业改制、招商引资、产业结构调整，莫不考验着地方官员的智慧。
一份研究广东经济发展之路的文本指出，如果说东莞是靠外向型经济、外资起飞的标本，那么佛山就是负债起飞的典型。负债经营的发展方式无可厚非，但是“负债”方式与佛山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一种依赖银行、依赖政府的经营嗜血症。在政府主导下，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最夺目的佛山企业都是“市(县)、镇两级政府向银行担保，以负债经营方式”发展起来的。有人用“用钱银行贷，还贷下一届，经理用钱，厂长负盈，政府负债”来概括当时佛山企业、尤其是顺德企业的状况。由此，顺德等地在90年代中期曾掀起了范围广阔而影响深远的改制运动。而像健力宝、科龙这样的知名大企业，其改制任务则被延至2000年以后，直到企业增长出现显著颓势、负债重重、几成地方财政的拖累，改制命题在种种压力下才突然变得迫切起来。
接下来的故事由于媒体大量的报道已是广为人知了。在推动改制的过程中，无论是三水顺德容桂镇、还是佛山市，地方政府和管理层（创始人）之间都产生了激烈的博弈乃至对抗。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早年的潘宁、王国端、后来的徐铁峰、佛山照明的钟信才，和地方政府的谈判均以破裂告终。钟信才在改制的风口浪尖时曾对媒体坦言：“佛山照明虽然是我一手带大的，但是股权在政府，我们想MBO，但总不可能拉着政府的手强迫签字卖给我们吧？”与冷落创始人诉求、甚至不惜驱逐企业家相对应的是，地方政府（大股东）对外来的陌生的投资者很感兴趣。
据了解科龙改制的知情人士表示，当时容桂镇卖科龙的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要卖给外地人，因为“科龙很多供应商和原高层有裙带关系”。
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投资者（拯救者？）看似来路不小，出手阔绰，张海花3.8亿收了健力宝75%股权，顾雏军也是拍出3个多亿收科龙20%多股权，而欧司朗佑昌等境外投资者则一举掏出6.78个亿将佛山照明24%的国有股尽皆买下。
佛山市原国资办主任张彩羽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佛山、顺德这些地区的国企，能卖的早年都卖光了，整个大佛山地区的财政状况都不是很好。她说，主持出售健力宝的三水市市长李贻伟刚调到三水时，2001年某些月份公务员工资都欠发，日子非常难过。
可以想见，在地方财政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对突然出现的、出手大方的买家青睐有加。出售心情急迫加上了解甚浅，地方政府在选择这些大企业新股东之时，难免有失于轻率的情况发生。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科龙发展的周其仁教授，曾说：“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始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科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他接着问，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他认为从某本写顺德产权改革历史的书中找到了一个答案：时任的镇党委书记陈伟并不赞成顺德市“靓女先嫁”的那一套，他主张 “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既大又靓，当然不能嫁。陈伟认为，“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不过陈伟没有想到，仅过几年，科龙控股权只以三个多亿出让，卖得草率而不无狼狈。（镇政府并没有从科龙的转让中拿到一分现金，见上文报道）
企业经营不善，政府重显强势
从2004年年中张海从健力宝辞职开始，健力宝的故事就渐渐变成了一场闹剧。汇天中恒接盘健力宝，却被三水政府赶走；健力宝厂区，坐在轮椅上的李经纬出场了，据说政府有意请回李经纬；最后，三水区领导亲自挂帅介入健力宝重组事宜中；经过为期近半年的激烈争斗，三水区政府退场，李致达艰难进入。但从此已然与三水区政府结怨的李致达还能带健力宝走多远？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政府直接介入都是不合法的，这种介入不仅破坏了第一次交易的合法性，而且使政府主导下的第二次交易不合法，政府的功能是创造法治环境。他问，“政府到底应用什么手段来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就业的实现？”
与同属佛山的三水区政府强行介入健力宝不同，顺德区政府在介入的方式上则显得成熟许多，三水区政府赶走了所有健力宝原来的负责人，而顺德区政府则扶持科龙电器总裁刘从梦全面接管科龙大局，在谁来接盘科龙的问题上，政府显示了对顾雏军和科龙意志的尊重。也正因此，目前为止，科龙的重组工作推进得相对顺利、有序，不似健力宝案例中的混乱、乌烟瘴气。
但是，和君创业执行董事长李肃等人仍对顺德政府以“抓人”方式来中止顾雏军掌控科龙的手段颇有微辞。他说，黄宏生涉嫌犯法后能取保候审，继续处理企业事务，像顾雏军这样再没有对社会构成危害的涉嫌犯罪为什么不能取保，让他自己来处理他的产权？
而曾经参与过大量问题企业重组的田文昌律师的观点相对保守一些，他认为，企业固然应该由大股东主导，但在企业的特殊时期，政府为了降低社会负面影响可以参与重组，这在转型期中国，是被普遍采用且证明有效的方式，关键是政府要认清自己担负的是协调、润滑的角色。
那么，佛山地区政府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在新产权结构下的角色扮演？李肃表示，顺德一带地方政府支配产业和资产的意识素来很强，当地很多企业与产业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早年，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也兼任企业董事长，两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
但是，在90年代中期掀起的顺德产权改革浪潮中，顺德政府积极裁减公务人员、削减政府职能部门的努力，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促进顺德企业改制成功的一大保障。这些学者认为，政府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进行深入、彻底的机构改革、是否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权力，是改制能否成功的关键。
不过事实证明，像顺德这样昔日强势、一手主导企业发展的政府，要真正适应新产权结构下的新角色扮演，是并不容易的转型。一位广东媒体人曾写出了顺德政府在新形势下的某种尴尬：“顺德政府希望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但新的角色扮演并不成功。面对GDP的压力，税收的压力，地区竞争的压力，顺德的官员们不得不关心企业这个经济增长源泉；但“转制”的经验又使自己再无理由介入企业经营中……”这位媒体人提出，“顺德模式”需要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在中国整个大环境还没有真正步入市场化轨道的时候，顺德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不能过早地缩回来，政府如果太潇洒，让民营企业自生自灭，是不够明智的。“至少在最近的10年、20年中，顺德政府不能彻底退出，不能搞无为而治，更不能放任自流，重要的是参与方式以及适当的距离。”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是这种观点的存在说明在顺德、在佛山，关于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如何扮演正确角色，是有分歧、摇摆和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