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陈佳靖，原标题：《“顾学”背后的全职妈妈迷思：女性既独立自主又辛勤顾家是否可能？》，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电视剧《三十而已》在8月3日晚开通了付费点播大结局，剧中的三位女主角在种种波折后都与生活达成了某种和解：顾佳与许幻山离婚，带着父亲和孩子离开上海经营茶园；钟晓芹与前夫陈屿复婚；王漫妮出国留学。
因各自代表一种30+都市女性的生活状态，三位女主角的选择与行动在这段时间里引发观众的关注和热议，其中讨论度最高的角色就是由童谣扮演的全职妈妈顾佳。剧集播出伊始，顾佳屡屡上热搜，社交网络上流传的相关标签对她充满溢美之词，比如“顾佳的格局”、“顾佳当妈的修养”、“顾佳双商高”……
尽管剧集后半程落入了“斗小三”的狗血俗套，但顾佳的确是全剧最被认可的女主角，因为她符合很多人对“完美女性”的想象：既能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又能为丈夫的公司开疆辟土；既能暴打欺负儿子的同学妈妈，又能为了孩子和丈夫的前程脑筋活络地打入太太圈。因为太过欣赏顾佳，观众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顾学”，形容要像顾佳一样双商在线、行动力十足、御夫育娃两手抓。
《三十而已》剧照截图
顾佳这一角色是中国当代影视剧中少见的，以非常正面的笔触刻画的“全职妈妈”形象，这亦隐约呼应了近年来中国城市中产全职妈妈增多的趋势。宝宝树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家庭孕育方式白皮书》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95后全职妈妈占比已达到82%。
流行文化对“全职妈妈”的描述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全职妈妈在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学现象？像顾佳这样的“完美女性”折射出了人们对女性怎样的社会期待？在《三十而已》完结之际，界面文化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聊了聊“顾学”背后的这些全职妈妈迷思。
一、从家庭主妇到家庭CEO：“全职妈妈”形象的嬗变
《三十而已》播出后不久，顾佳就频频上热搜，她双商在线的种种表现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令人“极度舒适”，一些观众表示，终于有一部剧为全职妈妈正名了。在之前的国产影视剧里，全职妈妈或家庭主妇多为为家庭牺牲的、上不了台面的、不事生产又没有头脑的角色，比如《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前半生是一个日子过得浑浑噩噩的中产太太，只有在婚姻破裂后痛定思痛努力搞事业，才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有评论认为，顾佳这个角色是对这类全职妈妈刻板印象的反叛，“女性即使做了全职妈妈也不意味着放弃了自我，你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项事业，做到最佳。”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当代主流文化对中产（及以上）全职妈妈的观感都很含混矛盾。在研究西方媒体和政策话语中呈现的全职妈妈形象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与传播学副教授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发现：一方面，媒体和政策中无数虚构或现实的形象和故事都美化、肯定中产全职妈妈，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媒体或政策话语抹黑、嘲讽这一群体，认为她们放弃事业，选择回归家庭是错误的。在这些矛盾表述中，出现了许多标签化的全职妈妈形象。
当代理想化的中产全职妈妈形象率先出现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美国。在《反冲：对美国女性的不宣之战》（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一书中，美国记者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描述了一群主动选择回归家庭、拥抱“传统”价值观的女性，将她们称为“新传统主义者”。
199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Catherine Hakim）提出了饱受争议的偏好理论，宣称部分女性选择“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是天性使然，而且这种选择与上班赚钱同样有价值。到了21世纪初，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不断推出浪漫化、理想化的中产全职妈妈形象（比如“甜心妈咪”和“辣妈”）——有文化批评家指出，这些形象的大规模出现恰好是在国家停止育儿福利、雇主普遍不支持弹性工作制的时期。
与此同时，中产（及以上）全职妈妈也遭至批评、攻讦和嘲讽。英美政府常常在倡导女性加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时，批评全职主妇不可取或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负面影响。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于2014年10月31日公开表示，不希望美国妇女辞职回家带孩子，因为这会导致她们余生只能拿低一等的工资。而在流行文化中，这一群体因“不事生产”而引起非议，比如随着《绝望主妇》等美剧和电视节目流传开的“富家婊”形象——她们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
耶鲁人类学博士温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的纪实作品《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讲述了上东区“魅妈族”（Glam SAHM，指“魅力四射的全职妈妈”）的故事，让人们进一步看到，在“虚荣拜金”的面向之余，上层全职妈妈疯狂投入“密集母职”带来的种种育儿焦虑。
温妮斯蒂·马丁《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
奥加德观察到，当代文化和政策对全职妈妈存在复杂矛盾的观感，根源在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让女性走出家庭进入职场成为了一种常态。在英国，女性劳动力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52.8%上升至2018年的71.2%；在美国，这一数字从1971年的43.4%上升至2016年的56.8%。女性独立、自主、赋权的概念在大众文化中广泛流传，“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在职场中实现自我”已经成为了中产女性信条之一。
也正因此，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曾有过一份体面工作的中产女性发现，自己在选择辞职回家当全职妈妈时需要不断捍卫和辩解自己的决定，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合常规”的，当全职妈妈是“不合标准”的。
在《三十而已》的第一集中，顾佳自陈她父亲在给她取名“顾佳”（顾家）的时候，没想过女儿日后会成为一名全职妈妈，但她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任何一件事我都做到了优加。”在配合独白的画面里，观众看到顾佳早起健身、回到家中给丈夫和儿子做丰盛的早餐，暗示她在家中也是一位“优加”的全职妈妈。而在戏外，“全职妈妈算不算独立女性”则成为剧集播出后首个被观众热议的话题。
沈洋认为，顾佳被构建成了一个“完美女性”的人设：她既完美地顺应了男权社会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的期待，又迎合了时下女性自我赋权和独立的呼声，成为一个“男主外，女既主内又主外”的能干女人。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标准的“新自由主义个体”，高度自律，深信自我奋斗和阶级流动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消费和赚钱来体现个人价值（无论是买爱马仕包还是送孩子进贵族幼儿园），“这种（阶级向上流动的）渴望促使个体生产和消费更多，使得消费社会得以维持。”
在沈洋看来，顾佳其实并不是标准意义的全职妈妈。全职妈妈的定义有很重要的两点，一是没有收入，二是全职带孩子。顾佳虽然自称“全职太太”，但实际上她和丈夫一起经营公司，参与许多公司的重要决策。这个设定或许和剧集主创团队想要规避过往全职妈妈所携带的负面刻板印象有关。
但沈洋同时也发现，顾佳有意识地抬高丈夫许幻山的家庭地位，比如称他为“许总”，夸他是家里的“一家之主”。这些细节都让这个角色显得有些矛盾，“明明自己能力很强，却要刻意去维护丈夫的自尊心，经常夸赞丈夫，这些都有自我矮化之嫌。”
顾佳小心维护丈夫的自尊心被不少观众视为精通“御夫之道”，但我们若更仔细地去分析这种心态，会发现它掩饰的是全职妈妈的不安全感。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中，奥加德写到，她采访过的几乎所有伦敦中上层全职妈妈都承认自己的内心中有自责和愧疚，怕被他人视为懒惰和无所事事。
奥加德援引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观点解释称，这是因为在以生产力为主导、以金钱为权力媒介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照护工作长期被轻视，不具经济效益和价值，无偿工作者实际上“制度性地低有偿工作者一等”。也正因为如此，全职妈妈很难将自己在家庭内部的劳动视作与丈夫在家庭外部的有偿工作具有同等的价值。对于高学历的、曾有过工作经历的全职妈妈来说，这种心理落差更是巨大。
奥加德发现，许多此类女性证明自己的选择正当合理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成为“家庭CEO”——把家庭当做小型企业来经营，努力成为完美、零失误的妻子和母亲，特别是用“密集母职”的方式确保孩子在不远的将来依然能够享有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也正是顾佳的选择。
二、爸爸隐身，妈妈挣扎：女性的事业家庭两难困境出路在哪？
全职妈妈在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学现象？沈洋认为全职妈妈确实值得研究，但就目前来看，虽然聚焦中国中产全职妈妈的媒体文章不少，但关于中国全职妈妈的学术研究还很少，“可以想象，这一群体也很多元，未来如果能分阶层和户口对她们进行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家庭变迁的理解。”
沈洋长期研究上海高学历中产妈妈群体，她援引各种数据指出，目前全职妈妈仍属于少数。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显示，29.1%的18~64岁妇女处于未就业状态。
“其实育龄女性的在职比例还是很高的，尤其是高学历女性。上海卫生与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陈蓉最近在上海做了2000多份针对二胎家庭的调研，发现有88.5%的二胎妈妈在职，这个女性在职比例是非常高的，位于世界前列。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蒋莱老师在上海的调研也发现，二胎妈妈比一胎妈妈就业率高，不过二胎妈妈更可能是灵活就业，而不是全职工作。”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有更久远的妇女解放传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女人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得到国家支持，让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地位快速提升。虽然近年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1%，排名全球第44），但“女性应当有一份工作”的思想遗产依然广泛存在。
“这一思想遗产使很多女性觉得有一份有偿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周韵的最新研究发现，“城市职业女性认为有偿工作的母亲才是理想的好母亲，这与她们自己母亲生育之后也一直工作有关。”
沈洋观察到，目前大众普遍存在“全职妈妈虽然衣食无忧，但因缺乏政策保障和经济不独立，容易陷入地位危险境地”的观感，在她采访的上海二胎妈妈群体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不会选择成为全职妈妈。
在一项联合研究中，沈洋与蒋莱发现，不少上海高学历二胎妈妈坚信工作和生活不会相互干扰，反而能够相互促进——这些教育水平在硕士（及以上）的二胎妈妈非常自信自己能够达成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沈洋认为这种自信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方面是因为高学历带来了自信，比如有的被访者提到了高学历带来的可转移技能，可以运用到育儿。此外，祖辈支持和强大的经济能力也直观重要——如果没有祖辈帮忙带孩子，有不少人坦言不会生二胎。”
不只中国女性有“事业家庭两手都要抓”的理想。奥加德指出，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特别是中产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英姿飒爽的、一手抱娃一手拎公文包的“超级妈妈”形象在20世纪末大行其道，然而工作与家庭冲突的问题越来越被暴露出来。
到了21世纪，超级妈妈形象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强烈抨击，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向前一步》中呼吁推翻这种“妈妈是超人”的观念，正视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两难中面临的问题。但奥加德认为，21世纪推崇的新中产女性理想——平衡性女性——依然在强调女性需要自我调适，“能够同时对接私人和公共领域，既不否定也不轻视任何一方。”
能够“取得平衡”，一个重要前提是女性能够卸下部分家庭责任——桑德伯格就在《向前一步》中以一章的篇幅讨论女性应该把伴侣培养成“真正的伴侣”，鼓励男性“向家庭迈进一步”。但家务分配不均依然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沈洋和蒋莱的研究发现，中国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的投入依然极其有限，这意味着在生下二胎之后，坚持重返职场的女性依然无法摆脱“第二轮班”。两位研究者发现，在生完二胎后事业仍然有所提升的女性多为城市独生女，因为她们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来自父母的育儿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女性就更有可能陷入事业停滞，甚至退出职场。
事实上，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事业有多方面因素。沈洋说：
“首先，在国家的政策导向上，三岁以前育儿以家庭为主，按照目前的性别分工，其实就是以女性为主，政策上女性产假比男性长很多，也预设了母亲与育儿主体。在文化上，传统的性别分工影响了个体观念与选择；还有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比如有的男性主导的公共部门的工作，女性很难有升职机会，职场受挫的话就回归家庭了；
还有夫妻权力关系方面的原因，最近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一篇研究发现，在美国、德国和英国，夫妻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第一个孩子的诞生急剧拉大，并随着时间推移，妻子与丈夫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收入差距扩大可能会促使女性承担更多家务。此外，在我看来，有些女性受访者对丈夫要求挺低的，或许可以对丈夫有更高期待和要求。”
奥加德认为，虽然当前的文化鼓励男性向家庭“迈进一步”，但职场文化和规则依然建立在父权制性别分工体系上，即男性属于公共生活，女性属于家庭生活。这导致的结果是，文化层面上越来越多人呼吁性别平等，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和性别平等的制度性障碍也不断巩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紧张的工作要求和在家中的缺位，加上上述文化观念，共同造就了不平等的家务分工，而这又进一步迫使女性做出辞职决定。”
当下女权主义在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相关讨论有着极高的曝光度和流量，性别歧视话题也容易成为公共话语的热点。但奥加德批评认为，由自助书籍（self-help books）、影视剧、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推动的这种“大众女性主义”早已从推动早期女权运动的平等、社会正义、解放和团结的理念转向宣扬女性自我赋权、自信、适应力和创业精神。
在她看来，很多此类当代女权言论只要求女性做出心态上的改变，却规避对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制度的批判，这无助于改变父权制资本主义体制的现状。而若现状不变，家庭内外，女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女性在需求被压抑的同时也被要求做出更多牺牲。
沈洋认为，必须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变这一现状，在这一方面，挪威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挪威目前平均每位女性生1.9个孩子，有孩子的母亲就业率高达83%。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挪威的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率双双提升，其他OECD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
沈洋指出，这是因为挪威等国家给予家庭全面的生育支持：在挪威，90%的1~5岁儿童都在日托机构，长达47周的育儿假由公共财政支付成本，孩子生病时父母可以请有偿照顾假，在最小的孩子满12岁以前，父母都可以申请减少工作时间。另外，挪威的工作总时长在过去几十年不断缩短，这意味着夫妻双方都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
“虽然我们不可能照抄挪威的政策，但可以从局部地区试点，提供全面覆盖的日托机构和更慷慨的育儿假，加大对家庭的保障力度，让国家和家庭成为共同的育儿主体。”沈洋说，“但首先需要让政策制定者意识到，高生育率和妇女高就业率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这样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也可以减少母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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