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资本的力量进入，更多是怎么能把组织建得更有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一些目标，我们当然能够称之为革命，但它和我们说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等基本产业革命仍不在一个层次，更多是因应技术和社会结构条件演变在供应链组织方式方面的变革。我们应当充分重视这类变革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等方面积极意义。需要看到的是，农业从生产环节来看具有一系列基本特点，由此对其供应流程和组织方式产生深刻而复杂影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陈白（本文为底层设计师对话卢锋整理而成），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往往被外界认为是宏观经济领域学者的卢锋，在疫情之后开始重新审视他最初进入到经济学科时所研究的领域。
最近，他连续撰文探讨了农业革命开启人类新疾病模式、农业革命后健康疾病模式变化原因等，在卢锋看来，“历史进步与退步往往如影随形执手相伴。从人类疾病史角度观察，农业转型也对人类祖先健康带来前所未有新挑战，为各种新发传染病和其它流行病出现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卢锋，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在英国利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任教。任教期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发展研究院做访问研究。
此前他曾出版包括《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上下册）》《宏调的逻辑——从十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等，影响广泛。
但是，一直到去哈佛做访问研究前，卢锋的研究领域其实都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的对外粮食贸易，1995回国后又在农业经济领域深耕了6年，对粮棉价格与市场干预政策效果、粮食贸易、粮食安全与禁运风险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研究，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并出版了《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一书。
在2020全球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卢锋认为经济学已经被重新赋予了新的维度。“我们的工作方法、社会组织状态、生产供应链、国际关系等等，都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他要回归到农业领域的研究、进行农业革命与人类发展命运变化写作的原因。
在卢锋看来，当疫情产生无与伦比的冲击之时，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疫情的出现不是给社会经济组织运行增加了一个影响因素，而是增加了一个维度。疫情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所以我现在在考虑疫情经济学。”
而对于当下互联网资本的力量进入到农业领域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卢锋的看法还是相对谨慎。“资本和技术的进入相信肯定能够给当下农业生产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但究竟能否形成一次彻底的生产力革命，还需要结合市场实践进一步持续观察。”
从变革到革命
MIR：如何定义农业革命？
卢锋：有人认为农业革命是一场骗局。我觉得有些偏颇，农业革命作为生产力一次飞跃，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历史性变迁，为后续文明、城市以及阶级社会出现奠定了基础，是人类演化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出现农业革命骗局说，是因为过去几十年历史学界对农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疾病和营养状况负面影响有了系统性新发现和新认知。
据目前考古学界认识，农业革命从公元前9500年开始先后在中东、印度、中国北方和南方等若干区域发生，随后逐步扩散到若干其它地区。农业革命伴随劳动生产工具从旧石器、中石器向新石器演变。
过去几十年，生物考古学特别是古病理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进展，改写了人们对农业革命与人类健康疾病关系的传统认知。新石器农业革命后人类疾病新模式形成，构成人类疾病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思考当代新发传染病再次活跃以至目前新冠疫情影响都不无参考意义。
农业革命逐步创造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条件。在农业技术难以取得突破性进步历史条件下，农业文明时代人口增长可能超过受到技术条件决定的农业潜在产出增长速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持续发挥作用会导致所谓马尔萨斯陷阱问题
（编者注：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是说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从历史演进大趋势观察，这个问题根本解决，有待于近现代农业科技与工业发展，提供从根本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可能性与路径。观察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历史变迁，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的“周期震荡”或治乱循环的历史现象。
对此可以从不同角度理解。财富和产出分配不平等、阶级矛盾和斗争都是重要和能动的解释因素。另外，给定技术条件下人口增速超过产出增速，社会范围内农业劳动边际下降并最终导致平均产出下降，也应是一个深层制约因素。这个历史认知的含义是，中国走出历史治乱循环根本路径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工业化。
MIR：当下许多互联网资本开始进入到农业领域，试图实现农业的数字化，这是否能够认为是正在发生新的农业革命？
卢锋：当前技术的变革固然能够帮助农业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要从基本产业转型的角度来看，真正称得上是革命的，还是能不能够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
现在资本的力量进入，更多是怎么能把组织建得更有效率，从而更好地满足一些目标，我们当然能够称之为革命，但是它和我们上面说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等基本产业革命仍不在一个层次，更多是因应技术和社会结构条件演变在供应链组织方式方面的变革。当然我们应当充分重视这类变革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等方面积极意义。
需要看到的是，农业从生产环节来看具有一系列基本特点，由此对其供应流程和组织方式产生深刻而复杂影响。
按照农业经济学常识，农业生产建立在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基础之上，本质上可归结为物质和能量转化过程，无论是植物栽培还是动物生产都要遵循自然界生命运动规律，人类劳动的干预可以提高这个过程的转换效率，然而并不能根本超越或废除转换规律。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统一，人类劳动在农业生产每个特定环节对最终产出效果贡献难以衡量，因而如果采取工业大生产方式组织生产，就会在形成监督和激励机制方面存在信息成本太高的困难。
从这一点来看，采用家庭作为基本生产单位，有助于通过成本内部化来化解上述困难。即使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和高度机械化国家，家庭农场仍然是较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架构，自有其经济规律层面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农业难以采用大规模工业化那样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
就您提到的现象而言，我相信像阿里巴巴这样实力雄厚并且拥有技术与市场经验的大型网络平台企业介入，应能给农业生产生产和供应链效率提升提供新的重要机遇。然而能否形成基本产业层面的生产力革命，则有待观察和探讨。
历史与未来
MIR：农业在疫情经济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卢锋：从人类疾病史角度观察，农业转型也对人类祖先健康带来前所未有新挑战，为各种新发传染病和其它流行病出现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
过去几十年，生物考古学特别是古病理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进展，改写了人们对农业革命与人类健康疾病关系的传统认知。
比如，农业革命使得人类第一次获得食物供给控制能力，正常年景下可能提供一两成的剩余，为长期社会分工与效率提高以及城市产生奠定了基础。
但也正是农业革命后形成的人类疾病模式在文明和城市出现与演化环境下进一步发展，到更为晚近历史时期欧洲探险家和殖民者侵入新大陆带来疾病大交换，奠定了近现代人类疾病全球化环境的历史前提。
比如在采集渔猎时代，猎杀和屠宰野生动物也会通过血液和体液接触造成病菌侵入人体致病机会。
然而农业时代牲畜家禽饲养要求人类与动物更加日常性近距离相处，使得来自动物的人兽共患病原体向人类宿主“跃迁”并导致感染机会显著增加。
就文明社会人类熟知并深受其害的诸多传染病来说，追根溯源大都以人兽共患病作为其演化起点。天花、结核病等传染病来源都可追溯到驯养反刍动物源头。
新冠疫情环境下，大家对人类疾病史的兴趣上升。我最近也在浏览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古病理学研究成果文献。
新石器农业转型后人类疾病新模式形成，构成人类疾病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后来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疾病在文明系统内部扩散与文明系统之间的交换，对于世界历史演变与不同时间节点重大事件，都产生过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这方面反思，对认识当代新发传染病再次活跃以至目前新冠疫情影响或许不无参考意义。
MIR：当前资本市场正在追逐人造肉概念，有观点认为这将会对未来农业生产产生根本性的冲击，您怎么看？
卢锋：从外面看，我们不清楚这一技术究竟进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如果说要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颠覆为时尚早。因为即使是实验室合成，它也需要原材料。农业生产的基本光合作用才能够提供生物能量的来源，这是我们最起码的认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Designer），作者：陈白（本文为底层设计师对话卢锋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