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发展的递进里，拾荒产业功不可没。本文作者：正解局，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沉思往事立残阳，当时只道是寻常。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南京、长沙等等，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施行垃圾分类。在垃圾分类这个事物登台后，游走于城市的“拾荒大军”却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拾荒产业日渐式微，更折射出我们时代的变迁。
拾荒产业的黄金时代：3年赚到百万身家
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勃兴，废旧物资市场交易兴起。拾荒群体也开始自发形成。这部分人多来自偏远、贫瘠的村落，终日穿梭寻觅于垃圾桶、垃圾楼、工厂的垃圾车间，一心仰赖城市里的垃圾发家。
无数人的命运，由此发生翻天覆地之变。
1985年，15岁的河南固始辍学少年乔保锋北上拾荒，旁人避之不及的一座座垃圾山，却是乔保锋求之不得的聚宝盆。
第一个月，乔保锋就捡出了2000元的收入。
有一次，他找到昌平的一家水泥厂，将所有积压的牛皮纸袋全部包下，又以高出几倍的价格，转卖给山东的爆竹厂，成功提现人生第一桶金。
凭借原始积累，乔保锋买了一辆二手货车，业务延伸至周边厂矿的所有废品，渐成垄断之势。短短3年后，18岁的乔保锋就拥有了百万家产，成了昌平一带赫赫有名的“破烂王”。
此后，生意如日中天，用来存放废品的场地从几分地扩张到十几亩，手下最多时有上百人。
典型的拾荒场景
经历着同样财富故事的，还有杜茂洲。
1987年，不堪生活之困的四川巴中小学代课老师杜茂洲，敲开了北京环卫部门的大门，“想进垃圾场捡垃圾”。
一切比想象中顺利。在管理部门看来，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既繁琐又费钱，有人自愿请缨捡垃圾，负担就会减轻，这是双赢。
杜茂洲并非孤身闯京，而是有备而来。一夜之间，跟着杜茂洲“赌一把”的家乡兄弟们，迅速在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搭起窝棚，安营扎寨。
虽是辛苦钱，但好在收益可观，巴中拾荒大军每人年均收入超过万元，摇身一变为高收入阶层。
当时的人们对于再生利用并无多少概念，垃圾堆里常能见到大块废弃的铁铜。
1990年代，恰逢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福建安溪县的小伙林秀成动了心思，他不分昼夜地蹲守在各大钢铁企业门口，只要哪家有废材运出，就赶着上前收下。外行眼里不值一文的废物，都成了他日后撬动财富的有力杠杆。
利用垃圾生意运转起来的资本，林秀成开始寻求新的突破。机缘巧合下，林秀成获得了三明钢铁厂的支持，合资成立三安集团，继而走上商业帝国之路。如今，三安集团已经是一家多元化企业集团。在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林秀成以360亿元人民币身家名列其中。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这些口口相传的造富事迹，不断刺激着蠢蠢欲动的后辈们，拾荒大军以突飞猛进之速不断壮大。
据美国学者Martin Medina曾有一个调查数据，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拾荒者人数，约为600万。
或为谋生，或为出头，或为梦想，前赴后继的外来者们拖家带口地进驻垃圾场，憧憬自己成为下一个传奇。
拾荒也是江湖，也有门有派
和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来自全国各地的拾荒者们抱团为王，形成不同的“帮派”，彼此利益冲突不断，由年轻力壮者组成“飞虎队”，打架、械斗时常上演。
仅北京的拾荒大军，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最大的为“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其次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各帮派区域划分森严，潜规则众多。新人必须按月上供，一旦出现逾矩行为，将以叛徒身份遭到驱逐，终生不得再踏入拾荒行业。
即便如此，矛盾仍在不断激化。到1997年，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井盖儿、护栏、变压器、电缆，都成了“回收对象”。
北京的境况并非个例。1998年初，山东发生多起抢夺垃圾场，群殴致死的案件。
昌平“破烂王”乔保锋，则成了严打下的典型反面教材。1999年，乔保锋出资承包白浮铸造厂，由于不懂技术，井盖的箅子、自行车、下水管道都被“拿去”作了无辜的试验品。急于求成的乔保锋更是直接将一颗废弃炸弹扔到了炼钢炉里，造成了爆炸事故。被举报后，气急败坏的乔保锋又带领手下铤而走险，多次故意损坏电表“偷电”。数罪并罚，乔保锋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财产如泡沫般灰飞烟灭。
乔保锋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
四川帮“把头”杜茂洲在2001年创办了废品回收公司，统领起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的垃圾埋场的废品资源。
作为正面案例，杜茂洲被邀请到了中央电视台，聚光灯下，他激动难掩，一度哽咽：“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2000～2010年，堪称拾荒行业的“黄金十年”，只要敢吃苦，不怕脏，月入过万并不是难事。
令拾荒大军们始料未及的是，潜移默化间，一场行业地震正在逼近。
“这个行业已经垮了”
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废品回收价格开始呈现断崖式下跌。
2015年，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5149.4亿元，受主要品种价格持续走低影响，同比下降20.1%。其中，废钢铁价格大幅下降，降幅高达36.4%，历史罕见。
这种情况下，仅靠捡破烂，已无法维持“温饱”。由于库存积压严重，不少人因此破产，不仅前半生积蓄化为乌有，后半生还将背负巨额债务。
祸不单行，城市规划进程的加快推进，使得环境整治愈加严格。2016年夏天，北京有81个废品交易集散地被废止，浙江、广州、河南、江苏、河北等地纷纷响应，也开始推进。
曾经的北京“东小口”
“一搬三年穷，搬两回离倒闭也不远了。”寓居地拆了搬、搬了拆，拾荒者们只能往城市更边缘的地块走，寻觅下一个据点。
但这种代价无疑太过高昂，租金没法退，场地投入打水漂，还会丢失大量订单，倒下、重启的恶性循环下，利润越来越薄，生意越来越难做。
传统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转行成为拾荒者们没有选择的选择。当年风光无限的杜茂洲，也面临工厂被取缔的尴尬境地。在打点好工人工资和补偿后，杜茂洲离开了北京，选择退休。
比起杜茂洲还算“功成身退”的结局，大部分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作为一代拾荒者，二十多年摸爬滚打，徐江（化名）从四处拾渣滓的青涩少年，变成了精干的“座摊”老板。行业的沉没，如同悬在头顶的钝刀，万般无奈的徐江通过地下通道借了高利贷：“撤出这一行，就得转让全部家当，加起来好几十万，以后想要拿回来，也没有能力了，要是不撤，钱的漏洞越来越大，不想给家人惹麻烦。”
顺着老乡们的指点，赵瑾元（化名）和妻子在2012年来到北京打拼，成为垃圾分拣流水工，日子刚刚稍有起色，便撞上了“垃圾分类”的枪口，赵元和妻子只得重新返回家乡。
“这个行业已经垮了，但我想不出还能做什么。”有拾荒群人说。
结语
长久以来，拾荒者背负着“低素质外来务工者”与“拾破烂”的双重污名。但事实上，拾荒者们为循环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回收了中国60%～80%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了90%以上的家庭废品，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企业提供90%的原材料，每年节省大量垃圾处理开支。
如今，他们正在悄悄退出我们的时代，但在社会发展的递进里，拾荒产业功不可没。
江湖虽已经改写，我们与垃圾的斗争，却还将继续。
参考资料：
人民网 《京城“破烂王”被判19年》
极昼工作室 《拾荒者在北京》
央视网 《讲述-废品村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