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公众号：Neugeist（ID：Neugeist），作者：Martin，题图来自：Eva Vázquez
科学主义[1]是这样一种信念：科学是唯一有效的知识来源，所有正经的问题都可以用科学来回答，而正是科学主义又滋生了伪科学和科学否认主义。如果科学不仅能揭示——而且可以决断——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社会应该如何运转之类的问题，那么，人们就更轻易地表达对科学主张无凭据地否认，而不是质疑那些以科学为名限制我们的不合理权威。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当政府声称要采取“基于事实证据的政策”时，他们把有记忆以来最混乱不安的国内社会政治变动与科学联系了起来，因此也难怪公众的不满都发泄在科学本身上。实际情况是，“遵循科学”的世界观成为一种政治必要性的同时，也让攻击科学成为了唯一一种可设想的异议方式。
通过培育此种政治文化，政治决定的责任被置于在科学之上。这让科学成为正当化政治决定的可行方法，亦迫使质疑科学成为了质疑政治决策的唯一出路。然而无论是要辩护还是挑战（某政策），本该是关于政治的讨论却被误导了。政治决策的出台并不仅仅遵循科学，而事实是，政治决策甚至是任何决策，都是由某种理念和价值驱动的，它们并不只是受事实左右。
正如贾娜·巴切维奇（Jana Bacevic）最近在《卫报》的社论版上写的那样：“决策者在这些时候优先考虑的内容是政治判断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老人和病人的生命吗？是国家经济吗？还是政治支持率呢？”如果我们有关价值的论辩能力没有退化，我们就应该要求政策制定者对一些价值置于另一些之上给出解释，而不是屈于“科学事实决定着他们的选择”的主张之下，如同政治家们别无选择一样。
对于那些对政策不满的人，否认科学证据显得轻而易举。哪怕当证据确凿而反对的理由又根本站不住脚时，人们仍会努力试着否认，而不去质疑所谓“科学证据主宰选择”的逻辑正统性。
怀疑某些科学主张并不需要多大的心理跨越——毕竟，我们已经习惯科学理论被反复颠覆——所以，当下被证明为真的的理论倘若最终变假也没什么值得惊奇的。另一边，想要攻击整套世界观则要更加困难，即否认无法用可经验的证据回答的问题其本身意义所在。
正是因为我们深陷于科学主义，迫使我们放弃对缺乏事实答案的问题的公共辩论。问题诸如——个体该如何行动，什么算得上幸福生活，以及社会应当怎么建构——充其量只落入私人内省的范围。这些问题在公共话语中鲜有涉及，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不会有结论。
因而，涉及任何关于价值和意义的问题的时候，政治仅剩的就是自由主义的处理方式：将选择的权力留给每个人，并尽可能少地干预它。即使是对别人的决定发表意见都是僭越，是多管闲事的举动，个人更应该自扫门前雪。
对不能被科学解决的问题最好的态度是保持不可知论，让他人按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此种错误之处在于，仅仅因为我们无法定论如何行动以及如何生活，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丧失了评判其他选择的基础。
科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都为科学否认主义感到悲哀，但除了敦促我们更加努力在假新闻的汪洋之中挣扎外，他们并无更好的良方。这是因为他们拒绝被卷入问题的根源，而加倍否认“科学之外存在正当解释”完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科学主义空洞化了某种对个体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反对和异议后，当面对声称只是“遵循科学”的政策时，除了对于科学本身，还剩下什么是公众可以表示不满的呢？
蒂莫西·考菲尔德（Timothy Caulfield）在最近的《自然》社论版上抱怨说：“对于那些使用科学语言去推销未检验想法的现象，我称之为‘剥削科学（scienceploitation）’。‘剥削科学’被用来正当化他们的产品。唉，这也太有效了。拥护者们声称，顺势疗法[2]（Homeopathy）和灵气疗法依靠的是量子物理。”然而， 一旦科学主义消解了某些主张能被严肃对待之依据，考菲尔德所谓的“剥削科学”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顺势疗法自然容易成为标靶，但考菲尔德还广泛抨击了一些不那么离奇的自然疗法。人们寻求医学上无证明的解决方案，并不仅仅只是藐视专家，而是因为健康之重要，而医学科学反而常常帮不上忙。科学家们应对医疗伪科学的解决方案并不应是坚持科学为真或者坚持其他想法之不合理；而恰恰是要承认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继而承认基于其他不科学的依据所作出决定其正当性。
如果医学科学并不强调基于某种依据的医疗手段完全不合理，也就不必声称替代医学是“虚假的伪科学”这种站不住脚的言论。那么，替代医学就可以以本来面目而被接受——其虽未经证实，但是有传闻或民间智慧的支持。
我们的政治讨论同样受到科学主义的限制，这反过来又破坏了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政治决策从来都不止是“基于事实证据的”，相反，证据只是告诉我们如何达到政治目的并尽量减少来自政治的威胁。而正是我们所持有的价值观决定着我们要追求的政治目的，紧接着决定基于已有的证据而做出的决策。政治目标总是有争议的，那些艰难而又急迫的政治决定不得不为了一部分利益牺牲其他价值。
这场大流行威胁到了我们所珍视的事物——弱势群体，公共健康，经济，自由——而只要做出选择，就必须要牺牲某部分来保全其他。如果决策者们可以用其价值观来辩护自己作出的决定，效果可能比假装只是“遵循科学”会更好。
最起码，这些决定容许以疏忽了某些价值观念为名被质疑，而并不是迫使导向对其科学基础的否认。更进一步，这样做也降低了某些政客混淆科学的动机，例如，精心设计一种统计方法来尽量减小账面的死亡人数。
在健康危机或任何关乎人命的危急情况下，（政策）看起来似乎真的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必须要遵循科学，即纯粹地以拯救生命为目的所有必要之事。而其他想法则显得冷酷无情。然而，这个选择只是看起来很简单，因为我们唯一可以严肃讨论的价值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和经济的价值。这是避免堕入虚无主义的最低要求。
尽管如此，宣称生命具有意义但不赋予生命的性质和属性以意义，是不融贯的。承认生命具有价值正要求我们去更深入地思考它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以及还有什么其他事物具有价值。
新冠病毒大流行揭露了科学、政策和公众意见之间的断层，这尤为体现在更严重的、逐渐迫近的气候变化危机中。近年来，气候变化否认主义看起来正在消失，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它不再必要：气候漠视和气候法西斯的理念在反对减少碳排放的斗争中已占据一席之地。秉持此种理念的人即使相信气候变化是现实并且正在加剧，也会认为为时已晚，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挽救了。
这本应该不足为奇，因为问题从来都不是对科学证据的否认，而是我们的社会对其缺失价值观本身失败的考量。正是这些价值观牺牲了人类和生态的繁荣，以谋取物质和个体利益。科学主义对此失败负有责任，因为它教导我们健康、中庸、善良、有意义的工作和社会联系不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目标，而这些恰恰是我们用来抵抗自私和贪婪的必要之物。它们仅仅因为无法被严格地测量便被彻底地否定了。
如果科学家和科学捍卫者要解决伪科学和科学否认主义的传播，扫清公众理解新冠病毒、气候变化和其他类似问题的阻碍，他们就必须深入问题的根源——科学主义拒绝严肃对待任何不能被经验研究解决的问题。只要科学仍有科学主义相伴，只要政策仍然被科学“主宰”， 对实际政策的不满就会从其正经的目标（政策本身）转移到不正经的目标（科学）。
危机要求我们就“重要的问题”展开严肃的政治讨论，但是普遍的科学世界观使这些讨论变得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用经验论证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科学主义如何使公共辩论式微，使人们对科学和专家的信任被一步步削弱。
注释：
[1] Scientism is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as the best or only objective means by which society should determine normative and epistemological values. The term scientism is generally used critically, implying a cosmetic application of science in unwarranted situations considered not amenable to applic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or similar scientific standards. (via. wiki)
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把科学视作社会决定其规范性或者认识论上价值的最佳或者唯一的客观方法。术语“科学主义”通常被用于批判，这意味着把科学经过美化或修饰应用于不恰当的情境。在这些情境下的应用被认为是不符合科学应用的方法或类似的科学标准的。
[2] 顺势疗法是替代医学的一种。顺势疗法的理论基础是“同样的制剂治疗同类疾病”（以毒攻毒），意思是为了治疗某种疾病，需要使用一种能够在健康人中产生相同症状的药剂。例如，毒性植物颠茄能够导致一种搏动性的头痛、高热和面部潮红。因此，顺势疗法药剂颠茄就用来治疗那些发热和存在突发性搏动性头痛的病人。（来源：百度百科）
原文：
https://thephilosophicalsalon.com/how-scientism-spawns-pseudoscience-and-science-de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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