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的“政变”，为何如此弱智？

昨晚，大家或许都睡得不太安稳，真真可惜了半场好戏。南朝鲜尹大统领高开低走，虎头蛇尾，速通了一次苦迭塔（政变），害多少人眼镜落地，拍大腿怒斥，岂能草台至此。作为苦迭塔文化重镇，尹大统领如此后现代，荒废前辈技艺，贻笑大方，是很不应该的。

虽然我们经常嘲笑韩国人日常发明历史，妄自尊大，但仅以苦迭塔文化而言，朝鲜半岛确实不愧海东胜国，有着深厚土壤。这一光荣传统，至少要追溯到李氏朝鲜时代。李氏朝鲜历五百余年，跨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华夏藩属体系第一国，依靠宗主国的外部力量，危而不亡，朽而不僵，成了超长待机的存在。

李氏朝鲜以威化岛回军起家，败亡起于乙未之变，可谓以苦迭塔起，以苦迭塔终。李朝长达五百年间，建立伊始就矛盾重重，可谓父慈子孝，群贤毕至。举凡沙丘宫、玄武门、靖难、反正、夺门、大礼议、后宫、外戚、内竖、外党、权臣，一切我国人民熟悉的戏码，无一不全，内斗之频，党争之烈，足可使中华上国都瞠乎其后。

认真说，所谓李氏朝鲜最终就是一个借外力苟延残喘，应亡未亡，困住所有人的大地狱。这个国家就像只能保守治疗的晚期病人，五脏六腑早就腐朽了，满身烂疮永远割不完。各路人马在层层束缚下，只能一路苦迭塔，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刀刀不断割，一轮轮翻烧饼。

大韩民国一直在争正统，经常回顾李氏朝鲜的光荣历史，细数起来，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李氏朝鲜得国不正，大韩民国也得国不正。李氏朝鲜依靠外力保障国家安全，是藩属国；大韩民国也依靠外力保障国家安全，是藩属国；李氏朝鲜上下隔绝，两班占领国家之利；大韩民国也上下隔绝，财阀占尽国家之利；李氏朝鲜号称朝鲜地狱，百姓怨声载道；大韩民国也号称朝鲜地狱，百姓怨声载道；李氏朝鲜内斗党争格外激烈，定期苦迭塔，大韩民国当然也内斗党争格外激烈，定期苦迭塔。

以上足以说明，大韩民国不愧李朝正统。大韩民国立国至今，自首任李承晚大总统开始苦迭塔和被苦迭塔，已迭代至第六共和国，比素来以革命传统自豪的欧洲老大哥法兰西居然还多一个共和国，是足以自豪的。

在这样一个苦迭塔文化昌明，五学风靡异国的国家，尹大统领居然如此不学无术，实在是让人遗憾。应该说，同样作为东方古国，我国人民在苦迭塔领域也普遍是有所认知的，几乎人人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大概就是三国时代的高平陵之变，相比尹大统领的半夜之变，一千八百年前的司马宣王还是遥遥领先。

不知道尹卡卡这剧都看哪去了

相比掌握政权，可以名正言顺调动一切军政力量的尹大统领，高平陵之变前夕的司马懿可以说已经几乎被排挤出中央。但在政变前夕，司马父子已经和朝中掌握权力的蒋济，高柔等实力派暗中取得联系。一旦发动政变，司马父子马上召集死士三千，作为自己的核心武力，尊郭太后以对抗皇帝权威，据武库，守洛水浮桥，宣告曹爽兄弟罪状，迅速控制了整个中枢，做好了一切斗争的准备。

我们再看尹大统领，看似作为国家领袖，断然下令戒严，军队也执行了命令，诸事顺利。但在最关键的第一线，突袭国会的士兵仅仅携带了完全没有弹药的枪支，实际上就是烧火棍。虽然抬出护宪戒严的大旗，可整个社会舆论乱成一团，媒体全程围观，士兵根本不敢在聚光灯下向议员施加武力，反而被愤怒的议员们打到节节败退。

也就是说，关键时刻，其实没有任何武力是真正效忠于尹锡悦个人的。虽然他拥有科层制下最高权力者的身份，下达了理论上可以下达的命令，但命令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下，尹锡悦这种拉胯的情况是不意外的。无论是之前美国的国会山，还是同样类似尹锡悦政变，最后也搞成闹剧的苏联八一九事变。在关键时刻，基层士兵和最高层的意图脱节是完全正常的。仓促之间，政变组织者的决心又该如何落实到毫无心理准备一线部队的士兵身上，使士兵敢于承担起冒天下大不韪的责任，从来都是一桩大难题。

比如大家熟悉的昭和维新，发动226事变的基层军官本身就长期掌握部队。皮诺切特颠覆阿连德政权的911政变，能煽动军队，除了有外部援助，也是利用智利经济困难，军费削减，军人待遇下降的契机。

无论如何，政变本身是一种超出日常政治常规的行为。即使尹锡悦理论上作为大总统可以下这样的命令，但下达这种命令的同时也意味着日常政治的结束。

在大众媒体和公民政治日益发达的时代，并不能简单套用二十世纪初，乃至十九世纪的经验。就比如，尹锡悦没有切断首都的网络通信，当然是一大失误，也说明他事先没有完善的准备。但在当代，即使尹锡悦下令，恐怕也很难完全切断信息的传播，更不用说网络时代，到处是摄像头和自媒体。

虽然西方经常有街头暴乱，但专门的警察部队在全体政府的背书下，受命维持社会秩序，抵御群众游行示威，镇压城市骚乱是一回事，面对明晃晃的摄像头，在政治斗争双方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指望普通士兵，一声令下就能为某一方政客冲锋陷阵，火中取栗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要说搞苦迭塔，西方国家这些年来确实得心应手。他们能频繁在第三世界搞颜色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全球化以后，全球政治广泛趋于民主，不得不进行一定政治上的让步。而媒体手段的发达，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无处不在，也使各国必须用更柔性的手段治理国家。当然，这不能只归结于西方的渗透，或多或少也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进步。

而西方在进行颜色革命的时候，同样会在抗议者中专门安排经过特殊训练，敢于冲击的职业暴徒。这也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政变核心都要依靠被政变组织者切实掌握，专门经营的私兵，而不是理论上，命令链条下的经制之兵。毕竟，说到底，政变这种事，本质上就是造反，兵贵神速，未闻拙久，需要的就是关键时刻敢冲敢上的少数精锐力量。王允诛杀董卓，孝庄帝元子攸诛杀尔朱荣，也才只有多少力量。而司马昭要没有成济兄弟，说不定就阴沟翻船了。

显然，在这方面，尹大统领既然没有深刻掌握颜色革命精髓，也没有学习古老的东方智慧，没有武胆撑腰，居然就仗着大统领的身份，仓促起事，最后被人速通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尹锡悦的另一大败笔是没有控制住对手李在明，这本该是重中之重。作为经历过民主斗争的老运动员，李在明不但没有坐以待毙，反而主动进攻。可以说，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所谓戒严部队的面，翻墙进入国会，领导了议员进行坚决斗争。当他翻墙进入国会的那一刻，实际上尹锡悦就输了大半。

如果当年，曹爽兄弟有李在明这样的斗志，决心，听桓范之言，奔逃许昌，秣兵历马和司马懿放手一搏，鹿死谁手或许也未可知。有趣的是，类似的情形，我们也能在八一九事变中看到。面对大军压境，弱势的枭雄叶利钦也是不退反进，敢于发动民众，拦住进攻的军队，站到坦克上演讲，使局面迅速陷入僵持，并逐渐有利于自己。

而八一九政变集团的将军高官们，看似掌握国家机器，却只会在中枢下达命令，好像下了命令，命令就会自行执行一样。一旦僵局他们便瞻前顾后，五心不定，迟迟不敢放手一搏，充满了官僚气息，不禁让人哀叹，苏联的寿数到了。

这点来说，尹锡悦的半夜之变，除了事发仓促的因素，充满了一股狗急跳墙的味道，倒是颇有当代西方政客式的天真美感。

当代西方政治，最喜欢玩的正是规则游戏，好像只要掌握了规则，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思想，在和平时期是很常见，政客们巧妙地操纵民意制造一堆复杂到老百姓完全不能正确理解的规则，然后以此名正言顺地获得利益，占据优势。

结果就是，法是老百姓看不懂的法，政是老百姓不清楚的政，政客们打着民主的旗号，却尽干坑国害民的行径。规则高于现实，言语胜过实质。久而久之，西方政客好像靠他们的话语就能随意改变、塑造世界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社会压迫手段，就好像恶劣商人最喜欢玩弄文字游戏，然后利用自己搞得一套不公平规则，压迫普通人是一样的。西方政客也喜欢玩这套把戏，表面上名为尊重法律，民主进步，本质则是披着民主法制外衣搞新时代的愚民之术。甚至，我们从程序上说，拜登赦免自己的儿子也在总统的权力之内。但人心如何，正义如何，我们也都心知肚明。

当然，尹锡悦肯定不服，拜登家族腐化堕落，为什么可以平安落地，为什么我也是腐化堕落，就要面临清算。更不用说，他上台以来，亲日亲美，可以说是一个好外国代理人。可大韩民国又不缺外国代理人，并非只他尹锡悦不可。内斗可是大韩民国政治的光荣传统，他自己清算别人很起劲，凭什么自己就可以平安落地。何况，拜登实际上也付出了代价，不外乎他的政治家族传承到此为止，当然，他有这么一个好大儿，也只能到此为止了。那尹大统领付出一点代价，不也理所当然？

随着西方力量的衰退，各种新统治手段的迭代，西方统治集团的新生代政治家，日益沉迷于利用这种规则游戏。他们理所当然地下命令，而越发忽略权力的真正来源。这也是科层制下，官僚们在长期和平的浸染下，不可避免容易出现的错觉。数据算法和下层官僚能在日常政治中为上级组织塑造无所不能的错觉，直到他们遇到特朗普，俄罗斯，或者李在明这样不和他们谈这套规矩的人。

如今，西方选票制民主正在走向末路，而西方社会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矛盾，脉脉温情的文明假面挂不了多久了。古来多的是事后人们看来可笑的人与事，但每每想到这样的人居然高居朝堂，沐猴而冠，便可见那时世道风气之一端。像尹锡悦这样的闹剧，在这样一段历史阶段里，只怕还会不少，而他们也将成为后人历史经验的一部分。然而历史的悲喜剧或许就在这里，后人往往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沉思录，作者：刘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