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冯新平
“现代主义”是弗朗茨·卡夫卡活着时的时代性标志，而在他去世七十年后，卡夫卡集中体现了这种现代心态的诸多方面：一种焦虑和羞耻感，其中心无法定位，因此无法安抚；一种无限困难的感觉，阻碍着每一步；一种超越实用性的敏感，仿佛神经系统被剥去了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的旧皮，使得每一次触摸都被记录为痛苦。在卡夫卡极具独创性的作品中，这种可怕的品质与巨大的温柔、奇怪的幽默和某种严肃而又令人放心的拘谨混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使他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很少有艺术家能像他这样对自己的艺术价值有如此强烈的内心抗拒，同时又如此真诚地缺乏自信。
1917年，卡夫卡安然接受了自己罹患肺结核的诊断。从某种程度上说，疾病解放了卡夫卡。现在，一个不容置疑的理由听凭他调用。他可以借故躲避社会责任，借故放长假写作，甚至，借故不为人夫、不为人父——他很快又一次解除了婚约。卡夫卡希望用自然疗法来改善身体状况，他需要健康的饮食和干净的空气，于是，欧洲中部山区的疗养所便成了最佳去处。不过，深刻影响卡夫卡生命最后时光的却是爱情。在德国的一个滨海度假胜地，他遇到了十九岁的朵拉·迪亚曼特。她成了他的情人、伴侣，以及他生命最后数月的照料者。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去世，正好离他41岁生日还有一个月。在他死后的文件中，人们发现了几张写给他最亲密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的便条。其中一张写着：
在我所有的作品中，只有以下几本书经得起考验：《审判》《斯托克》《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当我说这五本书和这个短篇小说可以屹立不倒时，我并不是说我希望它们被重印并流传后世。相反，如果它们完全消失，那将是令我感到最高兴的事。只是，既然它们确实存在，我不希望阻碍任何想要保存这些作品的人。
卡夫卡不愿流传后世的那些杰作却代代流传。单是《变形记》就足以让他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上面引用的那封信接着指示布罗德烧掉卡夫卡的所有手稿，“无一例外，最好是没读过的”。和卡夫卡一起度过生命最后一年的朵拉·迪亚曼特顺从地毁掉了自己所保管的卡夫卡的作品。但很显然，布罗德没有照做。可以想到的是，卡夫卡活着时，布罗德经常从他过分谨慎的朋友那里得到手稿，并帮助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用布罗德的话来说：“他知道我怀着多么狂热的敬意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在我们坦诚的二十二年友谊中，我从未扔掉过他寄来的哪怕是最小的一张纸片，连一张明信片也没有。”于是，这位虔诚的遗嘱执行人凭着良心向世人发布了《审判》和《城堡》。这两部隐喻和象征意味极强的小说都未完成，在文本上也有一些问题，但经过布罗德艰苦的破译和编辑，全都顺利出版，同时面世的还有大量虽不那么重要，但仍极具价值的片段。就此而言，卡夫卡和莎士比亚有一个共同点，即二人的声誉主要建立在他们从未批准或校对过的文本上。
但有些作品，如《乡村校长》和《老单身汉布伦菲尔德》，似乎被致命地删减了，它们的全部意图和最终设计注定是神秘的。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故事，如《中国长城》和《洞穴》。这两篇小说的德文标题都包含“建筑”一词。卡夫卡痴迷于建筑，痴迷于那些从未完成、永远无法完成、永远达不到完美的工作。卡夫卡的手稿显示他是一个狂热的创作者，他称之为“涂鸦”的文字却庄严而稳定地布满纸面，修改幅度相当小，而当真实似乎不再存在时，行文也随即戛然而止。如果把卡夫卡比作一个猎人，那么他的写作就是以平行甚至矛盾的线索来寻找猎物，最终又心满意足地使作品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一如《中国长城建造时》中一直没有竣工的长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孤独的城墙，屹立在悠长而深邃的背景中。
在现代先锋派中，不为金钱或更粗俗的荣誉而写作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放弃美学的“完成”却使得作者和作品进入一个独特的领域。在那里，艾略特和庞德（他们的诗歌本质上是支离破碎的）、里尔克和塞林格（他们保持沉默的能力）等特立独行的现代主义者与卡夫卡为伴。不完整是卡夫卡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其高贵的一个侧面，那些极简的段落和谜一般的短句具有艺术的坚不可摧性。
这些令人不安的、夭折的早期作品对布罗德和其他听众（因为卡夫卡曾经大声朗读他的作品给朋友们听，有时笑得无法继续读下去）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德语语言的特质。“写作是一种祈祷”，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托马斯·曼赞扬卡夫卡的“严谨、奇特、明确、客观、清晰、正确的风格，以及精确、近乎官方的保守主义”。布罗德声称卡夫卡的作品“在句子的运行中，布拉格的存在和奥地利元素增强了它独特的魅力。”布拉格的犹太人一般讲德语，因此，他们的种族和宗教少数派地位也增加了某种语言上的孤立，因为捷克语是农村和波西米亚民族主义的语言。
有趣的是，卡夫卡最后岁月中的两个女人米莱娜·杰森斯和朵拉·迪曼特都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前者是他的捷克语翻译，后者则坚定了他对犹太教的探索，包括对希伯来语的研究。他在给布罗德的信中谈到了德语：“只有方言是真正活着的，只有最具个性的高地德语具有生命力，所有其他的、语言的中间地带，只不过是灰烬，只有当过于活跃的犹太人的手翻找时，它们看起来才有生命。”虽然被意第绪语戏剧的生动活泼所吸引，但他选择了菲利普·拉赫夫所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保守”风格。事实上，还有什么能把如此跳跃的象征，以及如此颤抖的感觉和恐惧结合在一起的呢？
1912年9月22日至23日的漫漫长夜是卡夫卡作为作家的成熟时期。那一天，他花了8个小时完成了《审判》。那天早上，他在日记中吐露心声：“只有这样，写作才能完成，只有这样连贯，才能把身体和灵魂完全打开。”在具象层面上，这部小说几乎就是发生在德国的虐犹事件的同步写照，尽管事实上卡夫卡或许对这骇人听闻的史实一无所知。这篇小说完成后不久，卡夫卡在几周内写下了《变形记》。《审判》中的主人公在此变得更加怯懦，而作为一个先知，卡夫卡在此变得更加清醒，人物被追杀的处境被全然诉诸变形的绝望和无可奈何的期待被杀。
这个可怕却充满人性的故事类似于托尔斯泰的《伊凡里奇之死》。在这两篇小说中，一个迄今为止看起来很正常的人，突然被困在家庭中，其中的日常生活充斥着他的愤怒和平庸。二者都揭示了生命的深渊，也都揭示了生命本身，大彻大悟之中透出令人动容而又相当沉静的慈悲。阅读这样的作品，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真实处境，但不是因此而愤懑不平，而是变得安静下来，从而走入内心深处。
1915年《变形记》出版时，卡夫卡担心封面插画师“可能想画昆虫本身”，于是给出版商写信说，“不要那样，请不要那样！昆虫本身无法描绘。甚至从远处也看不出来。”他建议改成这样的场景：一家人在公寓里，门是锁着的，或是开着的，给人以黑暗的感觉。这个故事的任何戏剧或电影版本都必须建立在这一点上：昆虫的具体形象太分散注意力，会让人失去同情心，这样的版本将缺乏喜剧和悲怆兼而有之的丰富意味，以及在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域中跳动不居的形象。在那里，格里高尔的昆虫和人类的自我意识摇摆不定、挣扎不已。就小说境界而言，卡夫卡与契诃夫一样的慈悲，但没有乔伊斯那样的居高临下，也不会像乔伊斯那样调侃众生。卡夫卡笔下的甲壳虫不仅意味着人的渺小，而且也暗示作者承认自己一样的微不足道。这或许是他临终前嘱咐布罗德将他所有的作品付之一炬的原因。
格里高尔的死亡场景，以及卡夫卡的死亡愿望，在《饥饿艺术家》中再次出现。这是卡夫卡最为悲伤的一篇作品。其时的作者是一个垂死之人，从他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死亡越来越不乐观。这位饥饿艺术家的节制本性是由与其相反的象征来表达的。豹取代了他在笼子里的位置：“生命的喜悦从它的喉咙里流淌出来，充满了如此强烈的激情，对旁观者来说，很难忍受它所带来的震撼。”1920年，米莱娜·杰森斯科写信给布罗德：“弗兰克活不下去了。弗兰克没有生活能力。他绝对不会生活，就像他不会喝醉一样。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庇护。因此，他暴露在所有那些保护我们的东西面前，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置身于穿衣服的人群中一样。”
卡夫卡的“活力”和疏离感，无论多么明确无误地源自种族，他都避免了犹太人的狭隘主义，他关于痛苦意识的寓言承担了整个欧洲的不安。他的短篇小说能让人瞥见乡村风情，同时还带着民间故事的味道和中世纪的纯真。这些作品提醒读者，卡夫卡是在这样一个欧洲写作的，在那里，城市被质朴的乡村包围，后者掌握着幸福的秘密，掌握着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秘密。现代性已经发展得足够深远，传播得足够广泛，以至于我们怀疑是否有人真的掌握了这个秘密。卡夫卡的奇特之处以及他持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怀疑除了他自己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与大多数小说作家相比，幻想对卡夫卡来说更重要，这既是他走出躯壳的途径，也是他回归肉体的方式。面对自己存在的事实，他感到羞愧难当。在出生一个多世纪后，他似乎是最后一位具有神圣性的作家，也是现代人普遍困境的终极寓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