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原文标题：《餐馆小老板，涌入深圳夜市地摊：相比开店，摆摊更“看天吃饭”》，文中配图由作者提供，题图来自：AI生成
10月底，在龙华白石龙地铁口的一个摊位上，我买了个馅饼，付款时发现收款方是“X家精品烩面馆”。
摊主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她讲起原委——她和家人原本在附近城中村经营了多年烩面馆，疫情期间由于数次防控，生意支撑不下去，只能退掉店铺。疫情放开后，她想再找一个租金、人流量都合心意的店面，一直未能如愿，只能靠摆摊维持生计。
她独自一人支应小摊，发好的面放在身边的密封桶里，猪肉、酸菜、韭菜鸡蛋三种馅料摆在眼前，刚出锅的饼焦香可口，一个卖5块。她嘴里抱怨小生意操劳，地铁口的位置不允许摆摊，城管来了她还得挪到路对面去，“为了挣这几块钱，一天天挪来挪去”。
10月下旬以后，我在地铁口再未看见这个老太太，她原来的位置被其他摊主占据。横七竖八的摊位，乌泱泱的电动车，将地铁口围得水泄不通，行人几乎找不到下脚地。
我不知道老太太去了哪里，可能找到了合心意的铺面，也可能换了摆摊的地方，也可能生意不好另换了生计，也可能离开了深圳……毕竟生意难做，短暂试水后放弃，才是夜市上的大多数。
一、失意的餐馆小老板们
去年9月份，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深圳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地摊经济复苏。自此以后，每当夜色降临，原二线关外人流密集的路段上，大都能看见密密匝匝的地摊长龙。
无论从社交平台上，还是摊位前的闲聊中，摊主分享的经历大多透着失意，找不到工作的，家庭负担重摆摊补贴家用的，生意失败负债累累的……其中，餐馆倒闭后支个摊位重操旧业的不乏其人。
老詹和表兄的摊位，位于龙华一个十字路口的拐角处。两平方不到的摊位上，挂着一张简易制作的菜单，列着臭豆腐、热干面等十余种小吃。老詹刚来深圳两个月，表兄比他早来一年，如今两人共同经营这个小摊。早几个月，表兄在坂田摆摊卖凉拌菜，“生意比现在要好”，降温以后买凉拌菜的人变少了，他们才改做小吃生意。
老詹来深圳是打算重操旧业、做小龙虾餐饮的。开店还是摆摊，来之前他还未打定主意。在深圳与表兄摆摊这两个月，一番观察下来，他决定等来年三月小龙虾季节一到，先摆摊把生意做起来。
“店铺我觉得都不咋地，人流很一般，房租吓死人，水电费、人工，你看看要多少钱，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前深圳人多得很，现在少了很多。”老詹有个朋友在广州开店，月租三万，招了7、8个人，一天三班倒，店面24小时不打烊，“不敢歇，不然流水根本盖不住成本。”
过去几年，老詹在生意上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在湖北潜江经营了20多年小龙虾餐馆，表兄也一直跟着他干。疫情前，老詹在潜江有七八家门店，经营得都不错。疫情来临后，老詹多年的积累损失殆尽，背上一身债务，“欠的最多的时候有400多万”。他卖了房子车子，又在福州做了两年小龙虾生意，“现在差不多还清了，但是征信还是黑户”。
2020年年初，老詹的餐馆生意临近最红火的阶段，春节前后店里能接到大量的宴席订单，为此老詹提前订购了大量食材。很快，疫情来临，店面一关就是几个月，“提前采购的龙虾、甲鱼全死了，后来光清理垃圾都花了好多钱”。老家的店租是一次性交一年，新店装修都是重装修，生意支撑不下去，前期的投入一下子打了水漂，还要退还朋友给门店的投资，老詹负债累累。
前两年，老詹在福州的生意还过得去，因为一些“没法说”的原因，他离开了福州。回到潜江“又没有事情做”，跟疫情前相比，老家的餐饮市场已大不如以前。他才决定来深圳找机会，“这些摆摊的，跟我情况差不多的人其实很多，以前在老家做，老家生意不好做，只能跑到深圳。这边房租贵，投资大，不好搞，只能支个小摊，慢慢混喽。”
距离老詹摊位1公里左右，民塘路与白石龙村交汇处停着许明华的摊位，他和老伴60岁左右，守着摊位，卖些云吞、凉皮等小吃。
摆摊之前，许明华夫妻俩在广州城中村开了十余年小吃店，店租每月4500元，前些年店里生意不错，客人多的时候一个月挣两万以上不成问题，疫情过后，小吃店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周边店铺租金都有下调，房东却不肯给老许降租，“除非你退了铺，重新租，他才给你降”。去年年底，店铺租约到期，老许夫妻关掉门店，来到深圳投奔孩子。
这条路上的大多数摊主，收摊时间都到了晚上十二点以后，老许夫妻收得早，10点半以后路口就不见两人踪影。老许清楚，自家情况跟大多数摊主不同，他与妻子如今没有什么负担，只是想趁着身子骨硬朗挣点钱，赚一点是一点，他们跟靠摆摊养家的摊贩心态不同。
许明华摊位上的面条很香。
“现在的人流量，大概只有七八月份的一半，（摆摊）摆不下去的人多了去了，夏天这块有50多家（摊位），现在就剩30多家了，那些年轻一点的（摊贩），赚这点钱，要给孩子交学费、要交房租的”，老许指着隔壁烤生蚝摊，那是一对中年夫妻在经营，“他们是开冷饮店的，现在淡季不好做，才出来摆摊。”
去广州开小吃店之前，老许在郑州做蔬菜生意，他老家在周口，靠着多年打拼在郑州市区买了房子。孩子上大学后，老两口又去广州开店赚钱，日子过得还算殷实，“我们这一代有句话，你能吃多大的苦，你就能享多大的福。”
“现在这句话还管用吗？”我问老许。他摆摆手，朗声笑道“不管用”“现在努力和收入成不了正比的”。
二、地摊江湖
在南山书城附近的地下通道口，我遇见了卖卤味的摊贩老胡，以及他的湖南老乡朱俊。朱俊在西丽片区摆摊，卖的也是同样的卤味。这天夜里朱俊休摊，才抽出时间来看望老胡。正常出摊的话，他和老胡一样，要从下午四点左右经营到凌晨两点。
朱俊和老乡老胡都在南山摆摊卖卤味。
朱俊前后在深圳生活了十余年，一直靠摆摊或开餐馆维持生计。疫情期间，为了陪孩子读高中，朱俊夫妻回长沙开了两年餐馆，当地餐饮业发达，竞争也格外激烈，孩子进入大学后，夫妻俩又回到深圳谋生计。
租门面开餐馆，前期成本太高，朱俊和妻子又支起摊子。眼下夫妻俩各经营一个摊子，“不然挣不到钱啊”。他负责固定摊位，也就是在城管允许的地段出摊，每月缴纳卫生费、管理费，大约四五百元。妻子负责流动摊位，每天根据人流量选择出摊地点。
夫妻俩都在深职院附近摆摊，“我们那一块可能有四五百个摊位，干一段时间干不下去的多了”。朱俊觉得自家的生意眼下“还可以”，不过这是靠透支精力、体力换来的，夫妻俩夜里凌晨2点收摊，次日早上五点起床，买菜、准备卤制各种肉菜，下午四五点再出摊，一天的休息时间不剩多少。
对老詹来说，眼下的地摊生意像个鸡肋。他和表兄都40来岁，上有老下有小，现今两人只有这个营生，要靠它养家糊口，“但根本养不了，连房租都赚不出来”。来深圳以后，考虑食材搬运、厨房下水和油烟问题，老詹在城中村一楼又租了间厨房，两人住处加上厨房的租金，一个月下来要4000多元。“但是也不能不干，没有事情做也不行啊”。
“你看看，这么多摊，都没有人的”，老詹指着眼前的十几个摊位说，此刻是周日晚上9点，路上已是冷冷清清，每隔一分半分，会有两三个人从十几家小摊前穿过。“这里的人流不如坂田，但是坂田的摊位又比这里多了好多，哪里都不好做”，老詹说。
老詹观察过身边的摊位，“手艺都不差的”。“但是生意不行，说来说去，大家口袋里没啥钱，花不起了”。
老詹把希望放在来年三月，按他的计划，他要在路面上同时摆四辆餐车，一来把小龙虾生意的场面做足，二来是为营业额考虑，“只能是薄利多销，卖贵了没人买，卖得太便宜又挣不到钱”。他掰起指头算起成本，小龙虾从湖北运过来，损耗大、运输成本高，成本摊高了，可价格只能定得跟湖北一样，如此算下来利润很薄。
“在我们老家，小龙虾生意只能做4个月，深圳天气热，能从3月卖到10月”，在老詹看来，这个生意多少有点“靠天吃饭”，就拿今年夏天来说，老家潜江连续几个月下雨，夜宵生意冷清了许多。老詹也知道，相比开店，经营地摊更是要“看天吃饭”。
三、绕不开的管理难题
与原二线关外不同，夜晚你要在福田、南山的街区上找到一个地摊，不是特别容易的一件事。
几天前的晚上，我特地在梅林片区寻找，梅林在社交平台上有着“福田烟火气最足”的称号。遗憾的是，在梅林晃悠了两公里，我只看到三四个摊位，一名卖烤红薯的大爷告诉我“哪儿都不能摆”，他是在“打游击”。
在梅林寻找无果，我又去南山，除了碰见老胡和朱俊的桥洞集中着十余家摊贩，其他地方只能看见零星的摊贩。
当然，在中午时分的科技园片区，倒是能看见一整片的地摊。老方就在这一片卖猪脚饭。疫情前老方在罗湖城中村开店，因为城中村旧改，老方失去店铺，找来找去寻不到中意的店铺，“客流感觉都不行”，便一直摆摊到现在。除了卖猪脚饭，他还卖卤鹅饭、卤牛肉饭，一份15元，他的生意看起来不错，不断有年轻人过来买饭。
中午时分，旁边炒粉的摊位上蒙着一层烟雾，空气中飘荡着爆炒过的油烟味。“城管现在不怎么管，可要是别人投诉了，他们就要过来赶的”，老方说。
我交流过的几位摊贩，观察到的市政管理状态大差不差，不同地段城管规定的摆摊时间略有不同，大多在下午6点左右。不影响交通、收拾好厨余垃圾等事项，也是城管对摊贩的基本要求。一旦遇上市民投诉，或者交通拥堵，城管人员会要求摊贩离开。“人家把问题处理好了，过几天你还可以在这里摆”，老许告诉我。
两天前的晚上，乘坐的司机老沈的的士时，我向他求证夜间在南山、福田沿街，是不是很少看到地摊。“是啊，南山、福田不让摆吧，这个太影响生活了”，老沈说。接着老沈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吐槽起他住处附近的摊贩。
老沈有个老乡，在他住处附近开了多年烧烤店，老沈和朋友没少照顾他家生意。这两年生意不景气，老乡为了节省成本，关了店铺在附近支起烧烤摊，继续原来的生意，老沈光顾了两次摊位，此后再也不去了。失去了自来水、洗菜池等硬件设施，老乡摊位上的卫生状况变得不尽如人意，“我都看见了，包菜串儿卖完了，他洗都不洗，直接剥下叶子串到签子上，吃了两次我都拉肚子了”。
老沈租住在宝安片区一栋临街的农民房中，自去年9月份深圳政策松绑后，他楼下的餐饮地摊每日摆到两三点，夜夜烟熏火燎，他的窗户上蒙上厚重的油污，原来他还定期擦擦窗沿，现在他也懒得擦了。
油烟不是最恼人的，深夜在摊位上吃夜宵的顾客，带来的吵闹声、猜拳声持续到凌晨两三点，扰得周边居民夜里不得安宁。老沈原本夜里12点收工，因为楼下的噪声，他不得不把收工时间改到凌晨3点，“我可以改时间，那些上班的人没法改啊”。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只能隔三岔五在深夜投诉，民警到现场处理过后，几天后吵闹声、猜拳声又会重现。
许明华也看不惯一些摊贩的做法，“人家让摆摊，也是照顾咱们，咱们也得支持人家工作吧，有的人是这样，城管让他挪位置，他就是不挪，这就很不好嘛，你讨生活，也不能影响别人走道啊，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嘛”。
与老詹分别时我问他，在占道和油烟问题屡被诟病的舆论环境下，担不担心深圳的路边摊政策发生变化，老詹点点头，接着顿了一会儿，抬头一脸严肃地说，“要是不让摆的话，那麻烦大了”。接着，他叹口气，像泄了气般吐出一句“那就没事做了啊”。
（备注：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朱俊、许明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