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精神：在粉圈文化下重审奥运规则

人类的盛会：在游戏中走向完满

“我是谁”是在我们所做的事中自然地浮现出来，而当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观看甚至参与奥运会，我们也在其中呈现出对自我的理解。在这样向内观照的过程中，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也趋于丰富，进而成为一个更完满的人。

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作者席勒指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如果将奥运会视作一场盛大的游戏，就如席勒所说，在人与奥运之间，实则存在一种双向选择。

在观看乃至深度参与奥运时，人们处于一个特别的竞技场地，服从特定的游戏规则，不受外界桎梏而尽情投入，这是奥运向人发出的邀请。奥运会也表现为一场人的盛会，人的介入和参与是其成立的前提，奥运会本身就因人对荣誉、竞技和完满的需要而被建构和不断丰富，这是人对奥运施加的影响。

在席勒看来，古希腊的人性是完整和谐的，那时人们的外在接受能力和内在思维能力相互协调，进而实现主客观的统一、自然和人的统一。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被视为人类理解世界的唯一途径，与此相对，感性则受到压抑和排斥，人性因此被割裂。直到如今，人类的感性和理性依然处于对立，人有时受感性即物质欲望的控制而变得粗野，有时又受理性的强迫而走向僵化，始终难以自由。

18世纪，德国的温克尔曼就提出了“模仿古代人”，要求人们回到古希腊，以纠正现行社会的种种谬误和荒诞，然而，人对自我的认识只能单线向前，理想的黄金时代无法重新复原。之于这一矛盾，席勒将游戏引入进来。他认为，通过游戏，个体可以跨越功利化的约束，感性与理性得以结合，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最终成就完整的人。

这与奥运会的宗旨不谋而合。竞技场不仅是争夺金牌的场所，更是一个通过规则和挑战展示人类潜能的舞台。运动员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重负，进入纯粹的游戏状态。他们不仅为胜利而努力，更是在通过比赛感受一种自由的愉悦，这样的自由不意味着逃避现实，而是通过运动的规则与秩序达到了对自我和身体的超越、掌控。

此时，奥运会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育竞赛，而成为人类自由游戏的践履场。它展示了人在极限环境下如何通过游戏的方式释放潜能，达到理性与感性、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席勒所期望的完满。在这一语境下，奥运会足以被视为古典精神的再现。

而在这个庞大的游戏场中，不只有运动员，还有世界各地的观众，他们同样积极参与到游戏中。他们为比赛呐喊助威，在场外自然地生活：在买与卖中、在围观与驻足中、在表演与娱乐中、在喝彩与嘘声中、在长篇大论与开怀畅饮中，人们享尽世俗生活的乐趣，体验其中最美好的部分。这美好不仅出现在竞技场周边，更是在全世界制造了一场名为奥林匹克的节日。

作为一场影响全球的大型身体艺术，奥运会也正符合席勒的构想，打造出一个假象的、审美的、游戏的王国。在王国中，奥运会和运动员成为了全球观众共同审美的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审美共同体——一种“假象”。它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逃离物质束缚和社会压力的契机，在奥运会的“假象”世界里，没有个人欲望的膨胀，也没有权力的不平等，所有参与者都在同一规则和框架下竞技、互动，每个运动员和观众都能够在摆脱功利和物质追求的状态中，重新体验自由和平等。

在游戏的奥运中共同出演

在奥运会中，人的游戏冲动被唤醒，促使人走向完满。当我们更进一步，将奥运会作为主体看待，而非把人的活动作为其中心，奥运会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大型游戏。而我们则像话剧中的演员，共同服务于奥运会整体的意义建构，进而呈现出奥运本身的魅力。

▲伽达默尔和其著作《真理与方法》

伽达默尔的游戏本体论为我们理解奥运会提供了一种视角，其强调游戏本身的独立性，认为游戏的意义在于规则制约下互动展开的过程。游戏通过吸引参与者进入其节奏，使人超越自身的主体性，而为共同的意义建构服务。

进而，我们可以将奥运会视为超越个体和国家利益的游戏，在规则和仪式中展现人类的共同追求与意义建构。奥运会因其四年一次的长周期、高水平运动员的广泛参与、高规格的奖项和荣誉，形成了对运动员和观众的巨大吸引力，以至足以成为一种独立的主体，所有的运动员和观赛者都为建构“奥运会”这一文化竞技盛事生产意义。

如同一座巨大的游乐场，奥运会作为一个“游戏世界”的本体，创造了一个场域，在其中，运动员与观众共同参与，彼此互动，进行一种本真的对话。由此，人们不仅接近真理，更向相互理解迈进。体育并不作为运动员的外部对象而存在，相反，奥运会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把运动员诱入体育自身敞开的场域之中。它的内部充满未知，运动员在其中进行着一念天堂、一念地狱的刺激冒险。

观众通过观看，不仅为比赛增添了情感和意义，更成为了比赛的一部分。每一声呐喊、每一份关注，都是对竞技的回应，赋予赛事更多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运动员无我的团队配合、个人咬牙突破极限、为民族和国家争夺荣誉带来的超常发挥，都被观者的目光、喝彩和呐喊所激发而出。奥运会因此不仅是运动员的对抗，更是全球观众共同参与的对话与交流。

这种交流，强调的是体育活动中“我者”和“他者”的交互作用，而非个体的人类地位。在奥运会的游戏世界里，主体是体育本身——运动员和观众都沉浸在这个充满规则、挑战与合作的游戏中。运动员在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力量、技巧和美感，彼此展开竞争与合作，而观众则被精彩的比赛和仪式吸引，融入其中，暂时将主体意识抛之脑后。

显然，在奥运会这一竞技和审美的“游戏”中，我们不再扮演社会传统要求的角色，而是完全投入到体育运动的实践中，沉浸于游戏本身的规则和挑战。当我们全身心地专注时，原本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逐渐消解，个体不再被日常生活的身份和责任所束缚，反而成为整个体育运动中的一部分，体验到更为纯粹的自我表达。

此时，个体的自我不再是独立的、与他人对立的存在，而是被集体的表现和互动所接纳。由此，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完全纯粹，通过竞技和运动，自我与他人建立起一种真实而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评价和认同，其基础是共同的游戏体验和相互尊重。个体得以释放自我，摆脱孤岛般的隔阂，进入到一个没有边界的共享空间。

奥运对话时代：游戏的纯粹性何在

奥运会作为具有既定规则和方式的游戏，在人们的自由游戏中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其魅力在一次次不同的书写和表达方式下被丰富、更新和补充。然而，任何历史悠久的活动都不免与现代性相交织，也需要和时代保持对话。日益发展的社会为奥运会注入了新的异质性因素，是时候重新明确游戏的规则了！

相比过去的世界性体育公开赛事，本届奥运会受到“粉圈文化”的影响是空前的。东京奥运会的暗流涌动，在巴黎的喧嚣中已被摆上了球台。道德和风俗意义上的粉丝文化批判已不胜枚举，然而从哲学角度的分析思考似乎还有所欠缺。通过对黑格尔的《美学》文本的阐发，或许可以找到思考粉圈和粉丝文化机制的新角度，探讨粉圈何以作为搅局者，破坏了游戏的规则和纯粹性。

在《美学》中的“爱情”章节，黑格尔有如下论述：“……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为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里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要求得到另一个人重视的不只是我的抽象的人格，也不只是我的人格在某一具体的孤立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事例中的体现，而是我的主体性整体。”这段看似与粉圈文化大相径庭的论述，实则和粉圈的运作机制具有诸多近似的内核。

在粉圈文化中，个体的主体性往往被完全交付给偶像，构成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粉丝在这种关系中迷失自我，企图在偶像的成功与表现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随着对偶像的依附愈加深重，非理性的情感攀附逐渐演化为一种狂热，使得粉丝不再关注运动员的真实竞技表现，而是更多地沉浸在对偶像的情感投射中。这种情感失衡不仅使个体的主体性被解构，也扭曲了粉圈文化本应具备的欣赏和支持的功能，最终导致对体育精神和比赛本身的忽视。

从运动员的视角来看，粉圈文化对其自我认知和公众形象的影响也远超预期。粉丝的关注往往不局限于体育成绩，还转向了私生活，甚至通过运动员的模糊回应建立情感虚构。过度的情感投射和对私生活的渗透，不仅遮蔽了比赛的真正意义，也压制了运动员的主体性。

在这种文化压力下，运动员不仅面临来自外界的非理性干扰，还容易陷入一种精神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们需要感谢并回应观众的支持，激发更高的竞技表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回应粉丝的期待中迷失了自己的本质，运动员的表现因此变得不再纯粹，受制于外部的情感投射和评价体系，而非奥运会的真正目标——突破人类的边界。

奥运会作为“游戏”的本体，核心意义在于通过竞技和身体的对抗，展示人类的极限和自由精神。然而，当粉圈文化的力量渗透到奥运会竞技中，运动员的自我意识和竞技精神就受其影响，神圣的规则被灌注了情感而不再客观，比赛的纯粹性遭到破坏。这种脱离体育框架的粉圈文化，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奥运会作为“游戏”的本体论地位，使其变成了一个被情感、八卦和公众形象所主导的娱乐性事件，失去了应有的竞技和审美价值。

奥运会需要向历史追溯，找回纯粹、自然的游戏精神；也需要向未来前进，抵抗粉圈文化的侵蚀，我们更要珍惜自身自由游戏的天性，和奥运会一同在游戏中实现自我圆满。

注：在撰稿过程中，本文的写作径路和角度都受到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斌教授的启发，在此特别鸣谢孙斌教授为本文提供的宝贵指导意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青年，作者：沈致远，编辑：蒋楠熙、李欣桐、何未晞，审核：张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