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子的人间博物馆（ID：museumofus），作者：李子李子短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国家统计局最新性别相关数据出炉之后，网上又掀起了一番讨论。在出生性别比、就业等等问题之外，家务（即无薪酬劳动）的差距之大，也让人惊讶。
在中国，女性平均无薪酬劳动的时间为每天228分钟，而男性仅为92分钟。女性有薪酬劳动的时间甚至比无薪酬劳动的时间还少，换句话说，女人大部分的辛劳，无法用货币价值来衡量；它的社会价值，可能也被极大地忽视了。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从家务里被解救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不是说“走出家门”就能解决的。而一百多年前，已经有女性在拷问“家”本身的意义。我们的劳动，真的是注定要发生的吗？
今天的故事，从一个差点“疯掉”的女人讲起。
图：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被丈夫关在屋里五个月之后，吉尔曼终于带着孩子逃了出来。
1885年，夏洛特·珀尔金·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和丈夫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像19世纪末的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美国女人一样，夏洛特正处于一段“门当户对”而又波澜不惊的婚姻中。然而，和普通的女人不同，夏洛特毕业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爱读爱写，才华横溢，一刻也停不下思考和讲述的脚步。
她不得不履行一个新母亲的职责——做家务，照看小孩。这些繁琐的事务占去了她白天大部分的时间，让她感到烦躁、焦虑、抑郁，在碗盘掉下地的时候崩溃大哭，或者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哀嚎。
丈夫把“精神错乱”的她关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四周淡黄的墙包裹着她，那墙上似乎长出了蜿蜒的藤蔓，将她缠住。她有时候会抓起笔，草草地记录下这些诡异的感受，祈祷着第二天可能会好一些。然而并没有。
图：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在妇女大会上
她忍无可忍，和丈夫离婚，带着孩子跨越了整个美国，来到加州帕萨迪纳。在当时，离婚足够让一个教养和出身良好的女人身败名裂。为了自由，夏洛特选择熬过去。
她一刻不停地思考、写作。她在帕萨迪纳加入了一些女性权益组织，还曾作为代表前往伦敦参与女性大会。而在她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意识到，那些能带来家庭幸福与美满的女性天职，于她而言却尽是负担与束缚。
当一个女性不能自由选择的时候，洗一个盘子都是梦魇。那么，家务，能让男人来分担吗？或者推动技术发明，减少家务量？
夏洛特苦苦思索，这都不是她想要的答案。1898年，吉尔曼在著作《女性与经济》里，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家庭本身。家庭让女人成为了附属，在家庭中的一切努力工作，都无法为自我增添价值、实现真正的创造。
她大胆地设想：社会必须将家务与育儿工作职业化、系统化、公共化。
一个社区厨房：The Evanston Community Kitchen
在一个急遽变革的年代，类似的乌托邦理想并不罕见。而夏洛特·吉尔曼的特别之处，是通过实体空间的设计，实现居住革命，改变家庭的物质与文化根基——房子、街道、社区，定义着我们的生活，而它们或许可以有别的样子。换句话说，把一个个独立的家庭——“剥削妇女”的基础单位——结合成社区，实现家务的互助或者众筹。
在她的设计里，一个家里不需要厨房。公共厨房为一个小社区提供食物，家政人员穿梭其中、高效地完成从清洁到洗濯的大小事务。而每个家庭又留有自己的住所，甚至女性们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在芝加哥，夏洛特参与建立了家务经济协会（National Household Econominc Association），研究如何合作提高家务效率，建立公共的洗衣房、厨房，推动专业家政培训，甚至筹划小型的农场和家禽栏。她和另外一名女设计师Mary Coleman Stukert画下一个理想社区的蓝图——44座联排别墅，围绕着一个小型的社区中心展开。
而在城市，志同道合的女性可以共同居住在一个公寓旅馆（Feminist Apartment Hotel）里。夏洛特和建筑师John Putnam为心中的公寓旅馆画下了设计图——不仅能够集中家务劳动，还能因为高效利用资源而减少贫困。
在当时，一些年轻的进步人士已经在纽约等地建起了类似的居住空间，而夏洛特希望已婚的、有家庭、有子女的妇女，亦可从中获益。在一个有着儿童花园、育幼室和游戏屋的社区，妇女们可以放下育儿负担，“学习，思考，畅想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不再害怕，引领更广阔的生活。”
图：Charlotte Gilman
其实，不仅仅是夏洛特，另外一个生活和建筑的畅想家Melusina Kay Peirce也提出过“合作家政”（cooperative housekeeping）的概念。这位业余科学家（丈夫是哈佛大学教授）的图纸上，有着大量的灵活空间，可以拆卸的墙，共享的前院和没有厨房的家。她参与设计的占去整个街区的大型公寓，甚至是最初的高密度社区雏形。她的概念充满了科学和系统性，她本人甚至还受邀到芝加哥伊利诺伊的科学协会上演讲，并为自己的公寓原型申请了专利。
图：Melusina Fay Peirce
还有设计家政模型的Catherine Beecher，第一个试验合作厨房的Marie Stevens Howland，将社区服务工业化、标准化的Mary Livermore……她们有的富裕，有的清贫；有的是教育家，有的是妇运领袖，也有乌托邦社会主义实践者。她们有的从马克思主义里汲取灵感，有的则更像企业家和创业者。
你可以评判她们的思想有不少局限，理论薄弱，然而在那个年代，他们是真正的设计师，这些代表女性的头脑，在孜孜不倦地为社会寻求福祉和变革。
再想想当时所遇到的阻力吧。“一个体面的家庭，怎么可以住在寄宿学校一样的公寓里？”“剥夺女人的天职，不就是剥夺她们的价值么？”合作厨房的实验里，十几个家庭只有一个家庭的丈夫愿意让妻子不做饭；而在建筑学会的期刊上，有文章直言“不会有足够多的女性如此愚蠢，想出让家庭里的尊严。”
合作居住并没有掀起太大波澜，男人显然也并没有参与家务的兴趣。那么，技术呢？
家庭用的煤气炉在19世纪末迅速普及，煮饭被包装成为了一桩美差；电和电器在一战后接棒，每家每户通电成为了新的美国梦。资本家最不屑一顾的就是所谓“高效利用资源”。他们需要每家每户自己做自己的饭、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自己开自己的灯；而通用电气直接赞助了设计师，按照他们的消费来设计居住和家庭。家庭更独立了，物质更而丰富了，而女性要维护的、要做的，却更多了——她们成为了每个资本都想要垂青的“Mrs Consumers”。
新式的厨房、洗衣机、吸尘器，没能把她们从家务中“拯救”出来。历史学家 Ruth Schwartz Cowan 发现，相比起1860年，1930年的妇女，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反而增多了。这些家用电器不仅是技术，还是文化；它们将目标对准女性，勾勒了家务的崇高，提高了家务的标准，这样才能让人不停地消费。
煤气炉省下的，是男人生火砍柴的时间，而不是女性做饭的时间。
为什么？资本固然贪婪，传统固然固执，然而，几乎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家电，都是男性设计的。如果——如果夏洛特的理想实现，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女性把生命中宝贵的时间，自由地献给建筑设计，献给工程，献给新的创业，献给技术带来的不一样的解放？
也许吧。但直到现在，女性依然没有能够从无尽的家务和育儿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而美国建筑设计院（AIA）仅有18%的女性成员。夏洛特·吉尔曼没有能够活着看着她的理想实现。
1932年，她被诊断出有乳腺癌，三年后自杀。而她的手稿、设计图纸和大量著述，一直要等70年代、她的女儿把它们交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才重见天日。女性主义、历史学、规划和建筑学都在她逝去之后重新发现了她，包括她那本《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那短短的被前夫“囚禁”起来的经历，成为了她最有名的小说的灵感。或许，那囚禁理想的枷锁，还是需要更多同僚一起解开。
参考资料
[1] Hayden, D. (1982).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rhoods, and cities. mit Press.
[2] Hayden, D. (2002). 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dream: The future of hous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WW Norton & Company.
[3] Hayden, D. (1980). What would a non-sexist city be like? Speculations on housing, urban design, and human work.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5(S3), S170-S187.
[4] Cowan, R. S. (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 basic book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子的人间博物馆（ID：museumofus），作者：李子李子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