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社区生活的我们，为何无法融入？

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措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回动静。凡百吉凶之家，人皆盈门。

——《东京梦华录》

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发明生活”？

11月，第二届三联人文城市季在成都举行。建筑师、艺术家、传播学者、单口喜剧演员、出行和交通方面的专家等等，来自不同行业的有趣人物汇集在成都麓镇，做了许多精彩的分享和圆桌对谈。沙丘研究所也受邀前往。

“发明生活”（create your life）是这次系列活动的题眼。这一概念的提出，暗示了一个普遍共识：我们当前的生活尚有不足，于是，需要做些什么。活动上尤其多谈到的是城市的社区生活。如三联刊出的文章所写的，我们的城市充满了“各种各样预设的模板”，街头景观像是复制粘贴的，我们也少有能够寄托情感的地方，人和人之间缺少真实的联结。这些不是新鲜的话题，但在近年变得更为严重了。

这个话题总是伴随着怀旧的习惯。好像三四十年前什么都好，直到高楼大厦出现。在回忆的滤镜里，老房子里充满烟火气，邻居间及人之老，及人之幼，走廊上弥漫着隔壁家饭菜的味道，几位母亲围坐在阳光下，一边织毛衣，一边闲聊家常。

但当然，八九十年代也有许多它的问题。如果穿越时间回到过去，有很多情况会让现在的人皱眉。譬如，当时的治安情况远不及现在，偷、抢、拐卖的案子数量处在高点。通货膨胀严重，拜金主义和贪腐文化大行其道。性别问题、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豆腐渣工程”问题等等，也都远比现在恶劣。很多邻里联系紧密的老社区，实际上有很大的消防规范问题，其空间在今天的标准下是不可用的——没有使用防火材料，没有密闭的消防楼梯，道路还常常被自行车和垃圾占据。生活的安全、卫生、便利性其实很成问题。

这也是三联所发文章《喜欢老社区、旧街坊，是当代青年的“叶公好龙”？》所谈到的。多数人对于“社区”的向往是模糊的，他们渴望交流的同时也为自身划下边界，他们追求“合院”式居住环境却又无法忍受老旧的设施与邻里的互扰。这个成语用得很恰当，年轻人面儿上称自己喜欢老社区的感觉，但真让去住，可能并不喜欢。

沙丘研究所中参与建筑系教学的创作者常常打趣说：“每个学建筑的都想让邻居之间多说话。”可惜的是，设计者常常谈得不够深入。似乎没有建筑师不想做公共空间，做社区，改善邻里关系。设计稿上总是出现很多的连廊、共享设施，漂亮的院落。但如参会者何志森所讲到的：“如果我们没有共情能力，无法识别真正的需求，可能做了很多东西，其实是在迎合你的想象，浪费了钱和时间，做了一个人家都不需要的东西。”为什么邻里之间不再认识，不再说话了？发生了什么？建筑学有它的边界，这不单单是空间的问题。我们想要在这篇文章里做一些整理。

邻里不认的原因其一是流动性的增加。隔壁如果经常换人家，或者四处旅游、出差，在家的时间不多，那么互动的机会自然少了。交通的便利性，职业岗位的流动性，住房的市场化等，都让中国人的搬家变得频繁，流动变得常见和容易。

邻里不认，不应该被忽略的原因其二是人们观念的变化。“包容性”（inclusivity）对于建筑师来说几乎是第二天性，但这在市场上并不是首要的。对很多人来说，互相少接触才是减少邻里矛盾的法门。对于隐私、个人主义，私人生活的看重，也让很多人并不想要认识邻居。“排他性”（exclusivity）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重大“卖点”。封闭小区仍然回响着中国人对于深宅大院的兴趣——用围墙区隔开受保护、支持的我们，以及被排除在外的他者。门禁系统、专属车道、一梯一户……这些受追捧的机制都是在加强边界。从前由邻里承担的工作也移交给了专业的物业、保洁团队来承担。这些避免摩擦的“厚壳”取消了社区存在的必要价值。

其三，家庭结构变小。这也导致了对私人生活的看重逐渐取代了社区生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2年中国家庭平均户规模为4.41人；到2020年，这一数字降至2.62人。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弥散式、“同心圆的”大宗族，到核心家庭（一对夫妻加上小孩），再到一对情侣，以至于个人独居。这其中，核心家庭与外部社会的边界是最为清晰的，它搭建出了一套稳固的内向注意力。

邻里不认的原因其四，是原本促使邻里相认的基础设定消失了：单位的崩解。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单位作为一种组织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单位大院作为一种空间模式，都从1994年之后加速走向消亡。单位可以是政府（军事）单位、生产单位和教育单位，几乎囊括了所有职业。

“单位办社会”是一项政策——在集体主义的大横幅下，单位内的职工同工，同吃，同住，一同锻炼、跳操、跑步，一同去单位影院看电影。大型国营单位甚至能够在围墙内配备从幼儿园到养老院，甚至火葬场的全部功能建筑。单位制的友谊可以在校友之间一直发展到病友之间。所以，当年的邻里相识并不只是信任感、社群感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组织形式作为大背景的。

共同土壤（common ground）的减少，可以被归结为原因其五。社区不会自动出现，陌生人之间也不会自动破冰。人们需要联系物，或者说社交纽带（social tie）。在大众媒体时代，人们的注意力有节律地转移在一些人尽皆知的共同话题上：同一部电视剧、同一部电影，同一款时装、同一个明星、同一首歌。而现在，信息、消费品都极其丰富，我们大有可能并不跟邻居观看同样的东西，谈论同样的话题。陌生邻居间的共同话题和社区需要的共同基础少了。注意力的碎片化、贫富差距的增加，劳动分工的细化都让人的所思所想所谈变得多样。

我们把互联网的侵入列在其六。它似乎已经成为了邻里问题诊断单的老生常谈了。我们不再重复地谈交往注意力转移、媒介转移、景观社会这些问题。

我们想要谈及的是数字技术对“独处时间”的摧毁。首先，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构成的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一个城市要想激发出好的公共空间，首先需要确保居住者拥有妥善的、不被侵犯的私人空间。一个人没有一份不经搅扰，可以自在自足的一方田地，就难以谈论介入良好的公共生活。而在在非空间的概念上，我们也想要做这样一个补充：人想要构成足够好的公众，首先需要能够足够好地成为个体。要想处在群组当中，和人好好交谈，首先需要能够好好独处。但我们是否还有“绝对的独自”（absolute solitute）？

数字技术创造了转移时间空间的幻术。刷牙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并不真的在镜子面前凝视自己，她听着播客，处在一种假性的、近似的聚会聊天当中。她似乎坐在谈话者旁边，处在一种热闹、亲密的氛围中，但不必开口说话，不必承担社交责任。一个人走在落叶满地的街上，但戴着降噪耳机，听着音乐，看着朋友圈。他把自己“传送”到音乐会现场，“传送”到人群对自己的打量当中。物理世界里，他们一个人待着，但因为虚拟世界，这些都不再是“绝对的独自”的时刻。

社交媒体让使用者的注意力不在此时此地，也不对即刻的附近环境进行敏锐的感知。他们眼睛盯着屏幕，耳朵听着播客，脑子里想着另一档播客，既不处在真正与人交往、建立联系的状态中，也不处在真正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状态中，无行动、无思考地漂浮在这种尴尬的中间地带中。

韩剧《奶酪陷阱》剧照。

我们想要略微谈谈的第七个原因是房间中的大象——或许它应该被摆到第一位去。这片土地上实质上只有一个组织可以真正做社群，其他自发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结社，要么在小打小闹、自说自话，要么在逆水行舟的苦笑中。

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表征：爆改自家装修，营造自家小院，这类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视频获得大量关注量，并呈现上升趋势。但对于自家之外的外部空间，人们不看也不关心。后者很多时候是由专业建筑师操刀的，但最后创意、设计、执行都极好的作品，大体只是吸引着其他同行建筑师投来目光。这个对照显出的问题即是：自家之外的城市场域，人们参与感、所有感（ownership）都不强。

当然，居民参与感、所有感的降低也是现代化、规范化、专业化的一些不幸副作用。这些大概可以列为原因其八。如果“社区”是“能够实现社会交往的区域”，那么茶馆、食肆、公园、小区院子、酒吧、理发店、少年宫、夜市、CBD、球场……等等都可以算作是社区。

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城市的改良势在一个“总体规划”的统一模式之下进行：对街道的整修与拓宽、修建高层高密度建筑住宅群、现代化地标性建筑、驱逐街道摊贩美化市容。这个过程中那些在“规划改造”前自发生成的城市空间逐渐消失。譬如大院生活、人声鼎沸的街市、“违规”搭建的屋群。理性化的空间排除了私搭乱建带来的问题，也抹掉了边界模糊的自发建造所带来的社区参与感。

香港大学的朱涛老师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ChinaGSD）组织的活动《当我们在讨论公共空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谈及过私有化、过度管理或者过度设计的问题。譬如香港的某个港口，曾经因为位置、地形、风景，吸引很多市民、游客在这里自发活动，跳舞、滑滑板、涂鸦、散步聊天，不一而足。但当这个空间越来越有名气，被政府注意到，以至于官方出手，让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做了一些规范化设计，结果适得其反。场所变得僵化，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最初的交往活力反而消失了。

费里尼《罗马风情画》剧照。

当然，建筑师的自我检讨又容易引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强调社区空间不需要建筑师插手。这几乎是对制度化的膝跳反射。这种观念相信：不需要什么设计，也不需要什么营造，只要上面别来管，别瞎折腾，不要天天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搞，社区自然就有活力了。

那么，好的社区是否需要我们的设计？只要别管就可以了吗？野蛮生长有诸多优势，这样类似的社区一般有着与生俱来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依照居民的需求和习惯自然演变。个体的自由选择和自然发展在自由生长中得到充分尊重，看似更符合人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但同样极大可能存在着空间利用不合理，缺乏系统性规划，社区中可能会出现资源分配不均而生成矛盾，无法照顾所有居民的需求。同时缺乏有组织的维护和管理，常伴随着居住环境恶化。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汉娜·阿伦特的学生，有一本书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书名叫《城市不服从：以失序设计打开生活想像》（Designing Disorder: Experiments and Disruptions in the City）。英文标题直抒胸臆：无序、随性和自发也是需要被设计的，而不只是简单的野蛮生长，任其发展。

深圳梅丰社区公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长期的空置加上缺乏管理，公园内部被人占用为临时停车场，部分区域已成为了垃圾堆放的场所，场地四周杂草丛生、环境恶劣。经过改善后，围墙被拆除，建立公园与城市街道和小区间变得直达；钢筋水泥地被换成了景观绿植基底；修建了儿童游戏场地、阶梯广场、慢跑道等场所，将荒废地转变为活化周边社区的城市公园。空间是一种边界，为好的交往提供了必要的约束力。只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建筑师的介入，需要在“撒手”和“过度”之间找到适当的力道。

这篇文章想要讨论的第九点，也是最后一点原因，是“钱”和“闲”的问题。我们无法勉强那些精力、时间和钱包都被耗尽的人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最近三十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通勤时间一直在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长达到49小时，创下近二十年来的新高。这个问题也不局限于成年人——根据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数据，中国大陆15岁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间为57小时，远高于参测国家平均的44小时。没有时间和邻居交往，去社群活动，因为工作做不完，作业写不完。城市居民可调用的时间，可支配的现金，都很紧张。圆桌的最后一场，建筑师李虎老师和腾讯视频的李伦老师提及——虽然没有充分地谈开去——对很多人来说，问题不在于如何发明生活，而是在现在的年景下怎么“活下去”。

去年的“三联人文城市”活动，沙丘研究所做了一个相关词条的研究：游荡者（flâneur）。其中让我们最为记忆犹新的是它从贬义到褒义的转换。中文世界里也发生了相似的事情——“街溜子”本来是贬义，怎么“citywalk”就变成了受人追捧的？

游荡者（flâneur）这个词，来自于古挪威语的动词flana，原意是“没有目的地闲逛”。法语动词flâner含义相似，使用时也往往带有贬义，在15、16世纪主要用来形容那些“挥霍时光、无所事事的闲逛”。在加拿大，法语flâner所指的行为就更为负面，意思是“徘徊观望（伺机作案）”，类似于中文里的“踩点”。

这个词到19世纪有了它的名词形式flâneur（漫游者），波德莱尔将之作为“现代城市生活的观察者”来使用。“或许是因为工业化和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快节奏和高效率生活，打破了古典城市曾经的平静，flâneur的行为反而拥有了新的、丰富而正面的意味——一个人在急躁繁杂的都市中悠然地、慢节奏地、充满好奇心地打量和品鉴生活的种种，而这可以是艺术化的、有情致的、罗曼蒂克的。

当然，citywalk是带有显著的消费社会的生产目的的活动，也经常“成团出行”。而flâneur总是一个人在“绝对的独自”中，对于城市风物做闲散但敏锐的洞察。抛开差异，这两个世界中近似词语的褒贬转换，仍然展示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人们观念的重塑——要参与城市公共生活，首先需要解决了生存问题，并拥有如今的几乎一项奢侈品：放松的心情。在这个意味上，我们除了谈列斐伏尔“接近城市的权利”，还应当多谈谈“知晓差距的权利”，“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甚至是“自主支配注意力的权利”。

人们没有办法漫步城市中，悉心观察周遭，因为面临算法机器的系统，东亚道德的系统。后者更是像一座大山，包含了社会性别、家庭责任、工作伦理的重压。这些都造成了“自主”的困难。这样说来，大多数人都在“活在系统当中”，沿着指定的路线。工作时候当东亚社会的原子，下班了当算法世界的数据。闲暇时间只够在家瘫倒，刷刷视频，“一出门就要花钱”，也嫌弃路上的通勤耗神、耗时。

这九个回答都围绕着经济、政治、观念、建成环境等大的结构。这样看起来，似乎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不管多么同质、无趣、缺乏交往，好像借上面提到的种种，已经都变得可以解释，情有可原。但我们想在文章最后辅以一些个体的视角，如果有人也像我们一样，不愿意只是持有“结构问题”的受害者心态，随波逐流，任由自己陷在系统当中，而想要“发明生活”，重新主宰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

《喜欢老社区、旧街坊，是当代青年的“叶公好龙”？》中引用了米歇尔·德赛图《日常生活实践》中“微反叛”（tactique）的概念，回头看去，这本书确实是个体行动指南的极佳理论模板。

一个空间到底会被怎么用？这当然不是政府或者建筑师规定或者设计就能单方面决定的。譬如，一个滨河景观造出来，但周边居民不断坚持在这里摆摊，十年间它最终演化成了一个古玩交易市场——不同主体和利益相关方会不断协商和重构我们的城市空间。

但事实上，相比于列斐伏尔的“空间商榷”（negotiation of space）里带有的谈判意味，德赛图的“微反叛”似乎在当下的中国城市环境中更被需要。德赛图的法语原文用的是tactique，英语里是tactics，这些词原本都多用在军事术语里面，指的是在不理想的、被控制的环境里所做的迂回灵活的策略和战术。我们似乎确实需要呼唤一种战斗精神和抵抗姿态——但它同时又是隐秘、狡黠、创造性、非正面战场的——“夺回”自己的生活。

什么样的行为是“微反叛”呢？在纪念性的雕塑广场跳广场舞，在商业中心前面临时摆摊，草根自创的涂鸦，这些都是典型的微反叛。一个空间，官方的说法是用来做某个事，但我们暗暗去那里做另一件事。一些实践型的公共艺术家也把这些行为叫做hack the public space，“像黑客一样骇入公共空间”。这也指向了一种反叛、精神自由和传播性，当一个人展示了“原来这个空间还可以被这么用”“这样做有意思”，幽默、戏弄和修辞会创造一种力量的涌现。其他人有可能效仿，行动会引发更多的行动。

当然，《光谱词典》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没有xx的xx”，“可以（不）xx的xx”。它们都是对于空间的重写或者重新定义。

王笛《茶馆》里面写：“这里的茶馆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是当时“以五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因而感叹道：“成都茶馆最伟大，真足甲观变中”’茶馆经久不衰，因为它提供了各阶层都能负担的低廉消费，不过，这个空间也在慢慢变作过去式，成都年轻人不再像“老辈子”那样痴迷于泡茶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次活动中听到有关“不花钱过周末”的分享，感到一种人性。它微反叛的是大城市里一出门就要破费花钱的消费社会训练。这些做法有时候显得像是亚逼年轻人的多动症，嬉皮式的玩闹，徒劳无功的细小动员。但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做，首先因为这是系统中能够让我们感到自身能动性的，二是我们需要让自己处在行动当中。

最末，我们想要分享“虹线”公众号在今年年中发的文章《少读点书，多刷刷抖音吧》。把这个耸动的标题放在一旁，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面其实非常详细地给出了对抗算法系统的游击战策略。

如果说兴趣算法让用户变成了被动的观看机器，恍惚的精神鸦片吸食者，那么作者讲的其实是怎么通过技巧来重新发明自己的观看体验。有趣的是，20年前，知道怎么上网是一种稀缺知识，而今天，知道怎么对抗互联网的现行规则成了一种稀缺知识。

文章作者给出了具体的“战术”方法，“对抗”短视频平台布下的迷阵和陷阱。“通过多账号策略，主动规避信息茧房”——用户可以注册不同账号、设置不同兴趣标签，打破算法的单一推荐逻辑，避免只是不断被推送同一类型的东西。“时间连续策略”——有意安排连续时间段集中关注特定主题，打破平台的碎片化内容推送机制，将零散信息拼接成连贯的知识链条。“地理伪装策略”——建议用户通过改变地理定位，跳出本地化推荐的限制，去看看其他地区的热点话题与文化现象。这些巧妙计策还有不少，他的文章里都有阐述。

这些战术让用户不再是“被视频刷”，而是有掌控感地把抖音当成一个观察工具。他绕过短视频平台为人诟病的各种糟粕规则，几乎把算法时代的社交媒体平台重新发明为一个20世纪初黄金时代的社交平台，并用它去目击中国当代社会最真实、生猛、有机的景象，去和非专业团队做内容的个体网友建立真实可感的联系。

平台引导用户以某种特定方式刷抖音，但用户把它用成另一个样子，这是“微反叛”教科书般的例子，虽然这里的空间是数字的。这样的策略不只是一种技术上的自我保护，更是主动的文化参与方式，是个体对算法霸权的隐秘抵抗与创造性回应。没有谁可以真的发明生活、创造生活，毕竟我们也不是神明，但作为普通人，我们可以创造性、自主性地将一些东西重新写入生活，就着这样的思路重新审视和介入周遭，巧妙地夺回社区生活的主体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沙丘研究所，作者：陈飞樾、Je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