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忙族”的困局与枷锁

2‍001年，英文版《我在底层生活》出版上市，作者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成为了一位家喻户晓的美国社会学者。‍‍‍

这本剖析在美国底层社会存在着的性别歧视、分配不均、福利制度改革不合理等现实问题的著作，时至今日，仍能在美国任何一家书店里轻松被找到。‍‍‍‍‍‍‍‍

为了对真实情况一探究竟，作者艾伦瑞克化身底层，尝试寻找一份不要求什么技能但薪水相对还不错的工作，只要能够付得起下个月的房租即可。她强调：

这并非出生入死的“卧底”冒险经历。

我做的事几乎任何人都做得出来：找到工作，把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为出，达到收支平衡。

事实上，这正是几百万名美国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既没有号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没有像我一样怕得发抖。

这段“底层体验”结束后，艾伦瑞克用“羞愧”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因为在号称美国史上最繁荣富裕的一个社会里，底层劳动者打两份工都住不起一个像样点的房子，他们是越忙越穷的“穷忙族”，而富人对此一无所知。

“穷忙族”（Working poor）这个词，最早就是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彼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美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加速调整，大量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导致美国的蓝领工人失去了原本稳定且收入也很好的工作，而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又高，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工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转向一些低技能、低薪水的服务业工作。 虽然他们整天都在忙忙碌碌，但实际收入却很低，根本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

而“穷忙族”这个概念真正在国内广为人知，是源于日本，尤其是NHK节目组拍摄了一部同名纪录片。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穷忙族”的现象日益明显，就引起了日本媒体和社会机构的广泛关注。

与“绝对贫困”不同的是，穷忙族往往是处于一种“相对贫困”的状态， 因为他们普遍拥有工作，只是收入不足以支撑摆脱最低水准生活，通常发生得也颇为隐蔽，社会对这个群体的认知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穷忙族”面临的生存困境

2006年，日本这部讲述多个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底层劳动者，无论如何挥汗如雨地工作，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纪录片《穷忙族》，一经上映，就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

纪录片展现了本世纪初，在日本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其社会渐渐失去活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传统的日式雇佣关系逐步瓦解，合同工、派遣工等非正式雇佣形式越来越多，工作岗位少不说，还极不稳定。

影片中的小山，毕业于日本的一所公立大学，毕业后从未获得过一份稳定长久的工作。等到34岁时，因为年龄的问题（当时的日本社会求职者超过30岁就会受到年龄歧视）工作就更难找了，好不容易通过中介找到给写字楼擦玻璃的活儿，又因为没有固定住所被公司取消了录用合同，最终只能继续打零工。

曾经生意火爆的西装裁缝铃木先生，在经济黄金期时一年能做一百多套西服，后来经济变差，顾客越来越少，如今一年只能做个几套。店铺的经营每况愈下不说，老伴还常年卧病在床，需要支付高昂的住院费。问他为什么不去申请政府救助，他说因为名下还有一笔7万元的存款（日本社会救助的标准之一是名下不能有存款），准备用来给老伴办后事，而他本身老后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几乎为零。

单亲妈妈樱子原本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婚后做了全职太太，不成想没过几年婚姻破裂。当她带着两个孩子想要重返职场时，可谓是困难重重。为了养活一家三口，就选择去做工资稍高一些的夜班零工，但仍难以维生，还要面临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的艰难抉择。

五年前被公司解雇的中年大叔，在加油站打三份工，收入也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妻子去世后他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深知教育对孩子未来的重要性，却无力为他们攒下学费……

而诸如此类的个体生存困境，在日本社会早已是显性问题。

以为到了东京就能容易找到工作，实际找工作极其困难。穷忙族无法存钱以备将来，结果就是每天毫无希望地单纯作业，这样延续下去的话人会被荒废。

日本目前发生的穷忙族问题，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假如人口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都无法摆脱困境，那这样沉淀了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沉淀的可怕在于不会一代而告终。

根据2014年的报道，日本年收入不满200万日元（约为10万人民币）的“穷忙族”人数已超过1100万，而他们将成为日本长寿社会“老后破产”的预备军。

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明显

即便是在少子化的背景下，日本贫困儿童家庭数量在过去20年里仍是成倍地增加。

2016年，国际儿童支援机构“拯救儿童”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日本每6个17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一个处于贫困状态，儿童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

纪录片《穷忙族》中岩井的经历，也让人们看到贫困是如何在“穷忙族”群体中代际传递的。

岩井从小是在一个父母关系破裂且对他毫不上心的家庭里长大，从上中学开始，他就意识到了这种穷困带给自己的格格不入，比如买不起社团活动的衣服，需要靠自己打零工维持生活，更不用说花钱去买学习资料或者是上课外班，这种经济压力让他早早辍学。

父亲好赌，母亲对他又缺乏关爱，家庭给他带来的都是消极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影响。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认为生活本就如此艰难，对未来没有规划、没有向往，形成了一种“得过且过”的人生观念。

又由于没有完成学业，缺乏学历背景和专业技能，父母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网都有限，无法为他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成年后的岩井在就业市场始终处于劣势。

他只能去做一些低层次的体力劳动，比如去垃圾桶里捡杂志，然后卖掉换饭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下降，工作机会自然就越来越少，收入会更加不稳定，于是陷入“越穷越忙，越忙越穷”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就业困境与社会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人很难有机会去突破这种贫困阶层的限制。而生活环境与成长机会的缺失，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只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贫困代际传递的现象。据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家庭收入越高，孩子考试的正确率也越高。

在日本，普通家庭子女的大学入学率为73%，而贫困家庭仅为33.4%，高中退学率却是普通家庭的三倍，达到4.5%。2012年，日本有7.9万名大学生因经济困难中途退学。多项研究结果都表明，贫困家庭子女在学习、自信和社交方面都更容易遭遇困难。‍‍‍‍‍‍‍‍

社会要给“穷忙族”希望‍‍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观念中对贫困的认知和价值观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比如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亚洲国家，社会普遍对“穷忙族”都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和偏见，认为他们的困境就是个人能力不足或不够努力的结果，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等外部因素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这种观念也左右着社会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态度。‍‍‍

而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通常拥有更浓厚的家庭观念，贫困家庭虽然经济困难，但家庭成员之间仍乐于相互扶持，这种家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贫困对子女的负面影响。

但让日本贫困代际传递的观念更为根深蒂固的是，社会阶层固化后，个体无法通过努力来实现阶层跃迁，贫困家庭子女想要突破阶层要面临更多的挑战，这也磨灭了他们努力奋斗的想法，也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埋下了伏笔。‍

2007年1月，朝日新闻旗下一本声名远扬的左翼杂志《论座》，发表了一篇题为《真想扇丸山真男》、乍一听颇具右翼色彩的文章，而比标题更令人震撼的是副标题——“31岁，散工。我的希望，是战争。”

这篇文章的作者赤木智弘写道：

“从我们作为低工资的劳动者被抛向社会后，已有十年。为什么社会没有给予我们丝毫帮助？……如果社会仍然维持和平，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就会永远持续下去。那么，什么才能打破这种封闭的状态，带来变化呢？可能性之一，就是战争。”

丸山真男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战争与和平。从东京帝国大学的助教、社会精英，到二战末期应征入伍的二等兵，那时谁都可以扇他耳光，让他遭受了极大的屈辱和苦难。

如果说丸山从这段经历中看到的是伤痛，那么赤木则是看到了平等。这种平等不只是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更是一种发展机会的平等，是一种能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命运的平等。他说：

“战争爆发，就会出现社会流动性。对于受尽欺辱的我们来说，这是彻底改变现状的机会。也许，我可以狠扇丸山真男几个耳光，战争真是希望之光。”

这似乎也印证了日本经济评论家们的观点：当他们的希望被剥夺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繁荣、安定是很难得到保障的。所以让年轻人能更容易地获得有真正劳动意义的工作，看到生活变好的希望，是迫在眉睫的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知趣同学，作者：刘知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