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gqtzy2014），为“青苹”专栏文章，作者：毛克疾（南亚问题专家），编辑：钟玥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印度是少数能够长期保证流量的热点话题——所谓“有印必火”，诚不我欺。“神奇”“奇葩”“开挂”已经难以形容这个国家，围绕印度还演化出“老仙”“恒河水”“布朗运动”“十天十夜都没想通”等一套接着一套的黑话切口，足见其火爆程度。
随着近期中印边境局势升温，一大波涉印文章再度被热炒。这些文章乍一看饶有趣味，但却往往经不起推敲：有只盲目谈文化、情怀的“印吹”文章；有半真半假夹带私货只为炮制10万+的“爆款”文章；但最多的还是通篇充斥着傲慢自负的“印黑”文章。
我长期在研究机构从事印度政经研究和中印合作实践，见到印度话题火爆一方面欣喜不已，庆幸工作对象受到热捧，但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因为“印吹”“爆款”“印黑”文章不仅无助大众更好认识印度，反而强化刻板印象，促成“信息茧房”，导致更严重的误解甚至误判。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把我所认识和了解的印度摆出来说一说、议一议，为大家“安利”一个看待印度的好用框架——由“邻国”“大国”“发展中国家”构成的“三国框架”。无论如何，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对中国心存芥蒂的巨大邻国，重视比轻视好、客观认识比主观臆断好、耐心说理比情绪宣泄好。
空间和分类意义上的邻国
“邻居可以选择，邻国不能选择”。中印不仅是地理近邻，在分类意义上也极为相似。中印体量规模相当、当代历史相似、发展路径可比，因此总免不了被两相比较。无论印度自身发展的好不好、中印关系怎么样、印度对华是否怀有敌意，这个和中国各方面都相似可比的国家将永远在空间上处于中国卧榻之侧。对待这样需要长期共处的超大号邻国，无论中国国家战略如何定义印度优先级，普通中国人在主观上不管是喜爱、厌恶或是无感，其实都应该拿出足够重视。
中印作为地理邻国，走过70年曲折的道路。虽然上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作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主力时密切配合过，但这份情谊50年代末就因印度在西藏、边境问题上的种种挑衅而急转直下，两国最终在1962年兵戎相见，并以印方完败告终。
这场战争为印度留下深刻的“62情结”，自此印度精英对华戒惧心理根深蒂固，这导致中国无论对印度是重视还是轻视，是怀有善意还是敌意，印度始终视中国为重要对手，甚至视为其实现大国梦想的主要威胁。虽然中印关系21世纪初以来回暖，尤其是经贸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但印度对华始终无法突破心理障碍。时至今日，印度及深受其影响的不丹仍是中国陆地边境线上唯二未勘定边界线的国家，也使边界问题成为困扰两国关系的巨大不稳定因素。可以说，印方深入骨髓的对华戒惧心理和两国未定边界在一段时期内都是制约中印关系发展的桎梏，且并不以中国的主观善意为转移。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曾讲过一段轶闻：20世纪80年代，中国战略界一度把印度视为“重大威胁”——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成立，两国人口规模相似、发展道路可比，1980年代两国人均GDP差距仅1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印度发展形势持续好于中国，无疑会冲击中国共产党制度优越性，乃至执政合法性。但到1990年代中期这种担心完全消失，尽管中印在分类意义上的基础条件相似，但是两国实力差距却日益拉开，到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几乎已是印度5倍，且结构还更加健康。
近年来，常有印度政客庆祝印度GDP增速超过中国夺得“全球增速最快大型经济体”桂冠，但考虑到中国经济总量是印度的5倍，即使印度增速偶尔超过中国，两国整体实力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因此，对于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而言，中美结构性矛盾是外部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而印度只是影响周边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但对实力相对衰退的印度而言，日益强盛的中国却是决定其周边环境的决定性因素。
这种“中国视印度为次要方向上的主要对手，而印度视中国为主要方向上的主要对手”的不对等认知就是理解两国关系的关键。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定义主次方向和主次对手受制于外部客观条件，但这并不应影响普通中国人重视印度这个心怀芥蒂且永远搬不走的巨大邻国。
各种意义上，印度真的是个大国
除中国外，印度是全球唯一的人口达到十亿的超大规模国家，同时也具有次大陆级别的国土面积，占据了相对孤立的南亚地理单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作为大国的基础条件。与此同时，印度的大国胚子也折射出万花筒般的内部复杂性，围绕大国身份衍生的超强自信，以及基于未来大国地位产生的期许，这构成了其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然而，普通中国人看待印度大国心态却大多充满戏谑与不屑，不愿意将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加以理解，更不愿站在中国立场上给予其大国考量，这就使很多在印度情境中合情合理的东西在中国人眼中成为“奇葩”。理解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客观状况和属性，绝不代表对其认同和肯定，而是为了更好熟悉其心态特征和行为范式，避免以己度人造成的误解和误判。
印度作为占据整块次大陆、人口达到10亿的国家，国内情况纷繁复杂。生在同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度，中国人理应不难理解印度作为大国的内生复杂性，但似乎很多中国人看待印度还停留在“猎奇”和“吐槽”阶段，所以一些连印度人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花边新闻就在中文互联网上大行其道，特别是被营销号硬生生推成舆论热点。
其实从概率上说，印度巨大体量和内部差异性决定了，每天都会上演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奇葩事件。为了迎合“有印必火”的态势，这些非主流的局部事件往往被放大后反复炒作，又反过来加强了中国人对于印度的刻板印象和错误认知。例如，很多中文爆款文章总拿“印度人说‘孟买再不努力就被上海超过了’”表现其狂妄自大，但据我所知这句话最早可能是印度媒体人讽刺孟买远落后于上海而说的反话——如果我们拿印度人说的反话当真，反而显出我们看待印度时的自大心态。
不管是日常接触到的印度人，还是在全球舞台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他们深入骨髓的大国认知总显得自信满满。如果从中国的优势角度俯瞰，中国人自然对这种“迷之自信”不屑一顾，但如果代入印度角度，就会发现这种自信其实并非自大臆想。
一是“盛世自信”。除了遥不可及的神话时代，现代印度其实是其有史以来最独立、最统一、最繁荣、最强大的时代，而当代印度人每天都在经历这个国家走向前所未有的强大。“祖上阔过”但仍在追求民族复兴的中国人有时难以理解印度这种处于巅峰状态而产生的“盛世自信”，往往对其不屑一顾。
二是“优越感自信”。除中国外，印度确实是全球增速最快、内政最稳、发展持续性最好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对印领先优势还在不断拉大，但印度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其实也在拉大，尤其是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邻国的优势近年来更是到达高峰。中国增速长期大幅度领跑世界，因此并不在乎印度对其他国家的相对领先优势，自然很难理解印度的“优越感自信”从何而来。
三是“吸引力自信”。我赴印访问时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尽管印度精英承认中国的发展成就，但同时认为中国通过“作弊手段”才获得成功，因此“没什么了不起”，世界其他国家不能也不会效仿。相反，他们认为印度模式不但彰显普世价值，而且比起中国严整精密的体系也更易于全球推广，对条件欠佳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力更强。对于中国人来说，印度这种强调价值观的“吸引力自信”不仅难以理解，甚至有点莫名其妙。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视角“理所当然”，跳出现有的思维定势不但有助于理解印度的“迷之自信”，更有利于客观认识中国当前的发展成就。
强烈的大国自信带来了强劲的大国情结。尼赫鲁的名言“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就是大国情结的生动写照。
印度的大国情结一方面体现为“保持高傲”，坚决抗拒同巴基斯坦等量齐观，而将自己视为南亚次大陆说一不二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体现为“跻身上流”，与美、中、俄等公认大国全面对标对表，力争平起平坐。在大国情结的影响下，印度非常注重维护战略自主，这常常表现为不管是否具备大国实力，但一定要保证拿出大国自主独立的架子。
与建国后就向苏联阵营“一边倒”、1970年代又向美西方靠拢，并从两个阵营都显著获益的中国相比，印度虽然迫于压力也曾与苏联结盟，但却一直高举“不结盟政策”大旗，始终没彻底放下大国矜持。中国采用了更加灵活的外交策略，而印度却在战略自主的大国梦中错失诸多发展机遇。
追求实效的中国人因此难以理解“形式大于内容”的印式大国情结，因此每当印度期待大国待遇向中国索取时，就会产生严重偏差——例如，中国会想“凭什么拿你印度当大国看？”而印度想的却是“中国凭什么不拿我当大国看？”
匮乏经济基础下的“开挂”奇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打开印度之谜的关键钥匙就是了解其经济性质、发展状况和未来前景。
经济其实是外界对印度看法差异最大的领域。一些中国人紧盯印度的种姓矛盾、文化桎梏和制度缺陷，对印度经济充满鄙夷，认为毫无希望；另一些人认定印度潜力巨大，因此赴印投资就像进入“时间机器”，可以坐等赚大钱；还有一些人考虑到战略问题，认为即使印度发展前景可期，但中国也不应通过商贸、投资、工程承包助力印度崛起。中国人只有深入了解印度的经济基础，才能对其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至于在纷繁复杂现象中迷失。
印度之所以在中国人眼中显得“开挂”和“奇葩”，其实都可以在其经济基础中找到答案。很多印度普通劳动者拥有出神入化的劳动技能，让中国人惊叹不已，直呼“开挂”。
但是，这些开挂炫技的背后却是冷冰冰的社会经济现实。一方面，印度资本存量低，劳动工具不普及导致工人常常只能通过打磨劳动技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印度失业率极高，大量劳动者竞争少数岗位，这使技能熟练的“开挂”工人更具竞争力，反过来又促进刺激产生更多“开挂”工人。从根本上说，“开挂”是印度工业化进程滞后的结果，劳动力过剩而资本稀缺使得印度工人只能苦练劳动技能，而中国之所以“开挂”少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与此相似，很多印度的“奇葩”现象是其经济基础衍生的结果。
对于种种“奇葩”现象，印度人甚至发明了专有名词“Jugaad”——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以满足最基本需求为导向，忽略规则限制的变通解决方案。
（印式“热水器”）
（印式“冰箱”）
印度人习惯用最低的成本满足最根本的需求和更上档次的期待，因此Jugaad思维就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大量奇葩行为。例如，如果火车车厢坐不下，印度人会毫不犹豫地挂到车厢外部，舒适不舒适、安全不安全都无所谓，反正最终到达目的地就行。不管是印度的“开挂”还是“奇葩”，其根源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国民性，而是其极度匮乏的经济基础。
印度人口体量和中国相似，但人均GDP只有中国五分之一，因此很多人确信印度取得中国式的发展奇迹只是时间问题。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和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供给的国度，印度也在以“时光机器”为卖点不遗余力的宣传自身经济光明前景。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对待印度的发展潜力？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印之间存在战略竞争，因此不应发展对印经贸，以免产生任何“资敌行为”。这种观点尽管从战略底线思维的角度有可取之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短浅。中国受益于全球化，不应该寄托通过断绝发展对印经贸交往以限制其发展，因为即使中国不输出资本、技术和商业模式，也会有日韩欧盟企业抢占市场，只不过他们成本远高于中国。
因此，更明智的策略是中国依托自身优势深度参与印度发展，努力与印度形成相互分享成长红利的经贸体系。事实也证明，许多中资企业高度适销印度市场，不仅自身取得了极佳业绩，同时更为印度民众创造消费福利，大大加速了印度的工业化、数字化和城市化进程。
遗憾的是，为转移国内矛盾，印度作为受益方反而破坏了这一互惠关系——莫迪政府近期出台多项经济反华举措，包括审查中资赴印、限制中国产品进口、阻止中企工程承包、封杀中国背景APP等。莫迪政府希望追求经济自主的迫切可以理解，但这一系列举措的效果却南辕北辙，简直好比挥刀自宫。
面对印度的短视和鲁莽，中国应保持充分底气和战略定力，毕竟缺了世界第一工业国、贸易国的配合，印度发展成本将急剧上升，工业化进程可能出现重大挫折，而等到印度回过神来时，可能已经错失了最佳的发展时机。
在评论家口中，印度永远充满高速发展的潜力，而中国经济增速较快，近年来已鲜有人再高谈“中国潜力”。这表明，潜力如果不转化为实力就永远只能是“潜力”，印度长期被视为“潜力之国”，恰恰反映印度发展面临巨大阻力和掣肘。
诚然，在很多中国人眼中种姓歧视、基础设施、人口素质等是阻碍印度发展的桎梏，但是比起这些单一归因，更关键的是印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错配困局”。
印度建国以来的制度设计直接吸取人类文明多种精华因素，将印度的社会组织结构、西方的民主代议制、苏联的计划经济统一结合，期待同时达到传统、公平、效率的目标。然而，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做支撑，这些美好因素拼凑在一起并没有理想中的组合优势，反而形成难以攻破的利益死结：封建割据的利益藩篱一旦被套上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色彩，再经由民主制度的背书走向机制化，自然变得坚不可摧。
例如，长期严重阻碍印度发展的用工问题、征地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既得利益无法突破——既然超前的法律全面保护印度的劳工权利、土地产权、小业主权力，且这种保护有割据的民意作为政治基础，那便具有了崇高的合法性，根本不再需要任何改革进行“纠正”，人无法改正一个“正确”的错误。而正是因为这些“正确”的错误，印度已错过众多发展黄金机遇，同时未来这些“正确”的错误还可能不断为印度制造出新的麻烦，甚至使印度的潜力永远无法彻底发挥。印度之所以难以取得中国式的发展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还没有找到最符合印度国情的发展道路，而这也映衬出中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么难能可贵。
针对印度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要真正完整地回答好“当代中国青年该怎么看印度”的问题，恐怕没有几卷本的煌煌巨著就不能实现。总而言之，对待印度这个需要长期共处的超大号邻国，中国青年无论如何都应该更为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深入理解印度作为一个大国的状况属性和自我期许，而不应停留在感叹“奇葩”“开挂”的浅层感性，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同时，只有深入了解印度政治经济的宏观态势和微观实践，才不至于在“印吹”“印黑”之间反复横跳，同时明白，中印互利合作、携手共赢，既有巨大的潜力，但同样也无时不刻面临巨大的风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共青团中央（gqtzy2014），作者：毛克疾（南亚问题专家），编辑：钟玥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