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商业化是好是坏？来自全球反转运动的启示

一些媒体将2024年称为中国“转基因商业化元年”。2023年，37个转基因玉米品种、14个转基因大豆品种通过品种审定，26家企业获转基因玉米、大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2024年，各地开始推广种植，转基因从实验室真正进入农民的田间。通过食品工业的加工，转基因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正在面对的日常现实。

然而关于转基因的争议从未消失。在争议中，始终有一种声音呼吁监管机构对基因工程采取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即面对转基因的未知风险保持谨慎。

食通社认为，探讨转基因的问题不应该浮于表面，而是既需要深入技术细节与监管过程，又要发动公众广泛参与讨论。“商业化元年”远不意味着转基因问题的盖棺定论，未来仍需公众、学者、社会组织和企业持续关注。

2024年6月，食通社访谈了国际反转运动先驱Benedikt Haerlin。Benny见证了转基因的兴起，曾在多家机构领导针对转基因作物立法的运动，一直活跃在推动可持续农业的最前线。希望他的观察能够给中国转基因问题的讨论打开新的方向。

以下是访谈整理。

问：您最初是怎么关注到转基因技术的？

BH：那是1980年代的事了。我那时20岁出头，是个环保活动家。1984年我成了欧洲议会的议员，为德国绿党（Green Party）工作了五年。在此期间我去了美国，在那里第一次听说转基因技术。

1986年，加利福尼亚有人研发出了一种菌剂帮助草莓抵御霜冻，主要成分是敲除了基因片段的丁香假单胞细菌（Pseudomonas syringae）。那个基因片段会产生一种蛋白质，没了它冰就不会形成。

对我来说这是个完全陌生的话题。我的专业背景是哲学和心理学，我根本不是农业或生物科学家，但我觉得这项技术很重要，应该进行广泛的公共讨论，而不是把它留给实验室里的专家。我的直觉告诉我，人类不需要教大自然做事，更不应该在DNA层面上干预生命体，包括我们自己。

我认为，需要深入了解我们正在干预的复杂性是什么。转基因技术有点像我们在不了解电脑软件程序的情况下，直接摆弄电脑硬件线路。这样做当然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你无法确定会产生哪种效果。这不是科学的方法。

30多年后，我发现，1980年代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信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着我们知道的越多，当时某些科学家的想法越难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证明情况复杂得多。

举个例子，尽管95%的种子菌群（seed microbiome，也译作种子微生物群）会遗传给植物本身，但大部分植物微生物还是来自周围环境。植物体内外来微生物比自身微生物还多，这是一个相当新的概念。

BH：当我进一步关注基因工程时，我发现它被用来制造抗除草剂作物。随着孟山都的转基因抗农达大豆和玉米的推广，现在全球有1亿2千万公顷土地都在使用包括农达在内的草甘膦除草剂。除了抗除草剂作物，还有抗棉铃虫的转基因棉花。

转基因棉花一开始的确很成功，现在却演变成了另一个农药跑步机（treadmill）——被杀死的昆虫会对它产生抗药性，而在杀虫剂有效的地方，其他昆虫（如吸汁昆虫）又会取代被杀死昆虫的生态位，造成新的虫害。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在印度，转基因棉花BG-I的广泛种植使棉红铃虫（pink bollworm）产生了普遍的抗药性。图为2021年印度中央邦爆发的棉红铃虫害，当年平均虫害率为55%。图源：Krishak Jagat

BH：基因工程的意识形态非常傲慢，它的核心概念是让大自然适应我们“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太原始了。我们以为自己能从大自然的效率中学到很多东西，实际上却陷入了深重的麻烦之中。

问：从美国回来后，你在欧洲议会推动了哪些政策改变？

BH：我推动欧洲议会通过了第90/220/EEC号指令，即《关于转基因作物环境释放的议会指令》（后称《指令》），这是全球首个关于转基因的法律框架。后来，这份文件成了欧盟和各成员国转基因立法的重要依据，我也成了基因工程议题的专家。这很容易，因为当时没什么人听说过基因工程。（笑）

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我离开议会，在柏林创办了一份报纸。两年后我加入了绿色和平组织，开始在中国开展工作。一开始，我们在中国推动冰箱无氟化（Greenfreeze），建议行业用丙烷、丁烷等制冷剂取代氟利昂，降低对臭氧层的危害。

1996年，我在绿色和平发起了全球基因工程倡导运动，做了六年国际协调，工作范围当然也包括中国。中国政府从未干预我们在这个议题上开展活动，他们对这方面的批评意见很感兴趣，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当时孟山都牢牢掌握着核心技术。现在情况不同了，2016年中化收购先正达后，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基因工程国家。

我认为我们第一轮倡导运动（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相当成功。因为我们在1980年代开了个好头。在欧洲，《指令》规定基因工程受到特殊立法监管，且商家必须给转基因产品贴上标签。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至少在欧洲，人们不会购买转基因产品。中国也是这样，法律规定必须给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贴标签。

●2023年10月，农业农村部就修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由“定性标识”转向“定量标识”。

问：你们当时是否制定了全球性策略？

BH：我们的整体策略是：第一，不要释放无法召回的转基因作物。第二，让该国和地区的人民自己决定。可以说，消费者是我们最强有力的盟友，这也是这场倡导运动最大的特色。我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在美国的倡导工作几乎毫无起色。

很有意思，当时绿色和平美国办公室决定，不争取转基因作物强制标签（mandatory labelling），因为他们想一劳永逸地禁止转基因商品上架。他们认为争取强制标签就等于做出妥协。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策略上的提醒，立场太激进有可能全盘皆输。反观我们在欧洲的倡导就很成功，要求转基因作物强制标签的思路也延续到了欧盟新近对CRISPR/Cas9基因编辑作物的规管。我希望这次我们也能成功。

注：CRISPR/Cas9是指通过人工核酸酶实现对特定基因序列的敲除、插入或精确修饰，与转基因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引入外源基因。

BH：支持放开管制一方的话术是，基因编辑作物与常规育种作物没有根本性区别。但从科学角度看这完全是胡扯。2019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通过检测发现，2016年已投入生产的基因编辑无角牛，意外含有两个使牛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新基因。所以我们依然要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去看，基因编辑到底会带来哪些风险，以及哪些风险评估流程是绝不能省略的。

对基因编辑作物进行强制标签，不光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是一个溯源机制和退路。万一出了问题，我们还有召回产品的可能。再次澄清，我不是反对这项技术本身。但是迄今为止，我听说过的基因工程尝试都极度短视，缺乏更整全、长期的视角。

此外，基因工程通过对基因和作物性状申请专利将这项技术私有化，完全颠覆了常规育种的商业模式。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改良种子的需求日益迫切，越多相关方参与到其中越好。如果改良技术只掌握在少数几家企业手里，我们岂不是在画地为牢？

●截至2022年，全球种子市场由四巨头拜耳、科迪华、中化-拜耳及巴斯夫把持，控制着全世界约51%的种子销售业务。图源：Phil Howard

问：这是你2002年发起“拯救我们的种子”（Save Our Seeds，后简称SOS）倡议的原因之一吗？

BH：SOS最开始是为了防止转基因作物的异型杂交（outcrossing，两个不同基因型个体间的杂交，此处指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杂交）。

欧盟法律框架只规定了对转基因商品的强制标签。在转基因成分来源获欧盟批准的前提下，如果商品被检出含有0.9%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记为转基因。要求零污染会让检测成本增加很多。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确实需要保证法律的可操作性。

但种子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种子是扩繁材料。繁育几代之后，极小的污染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出现了转基因玉米种子混进常规种子的情况。欧盟委员会本想坚持0.9%的阈值，但我们通过倡议成功坚守住了“种子零污染”的底线：一旦在非转基因种子中检测到转基因成分，就必须从市场上撤下。

●“拯救我们的种子”倡导对种子转基因污染零容忍，支持有机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粮食主权。图为2022年SOS倡议欧盟推动基因编辑国际立法规管，右一为Benny。图源：Save Our Seeds

问：你如何看待政策倡导和发动公众参与在运动中的不同角色？

BH：它们同等重要。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如果大多数人不希望某事发生，就会有力量推动法律框架改变。而将某事写入法律，通常是公众讨论和争议的终点。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发现了企业的力量。作为公民，我们需要法律保障。同时我们所有人都是消费者，需要安全的产品。所以我们也试图说服超市和大食品品牌，要求他们保证不上架转基因产品，无论法律是否允许。

超市的本职就是了解顾客需求。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政治，更是一门生意。当时，许多商超询问“焦点小组”（focus group）和目标客户对转基因的看法。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上架转基因产品，大量客户会选择他们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只要一家公司有5%的客户转投别处，就是灾难性的。所以他们也支持强制标签这一点，这样才是公平竞争。

而政客是跟着企业走的。尽管在倡议初期，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这两个群体对基因工程的支持率最高。

问：如果超市可以转化为盟友的话，谁是最反对这场运动的力量？研发转基因的种子公司吗？

BH：是的。通常来说，倡议运动需要提出替代性方案或退出机制。但我们没法问孟山都公司，你们不能只做有机和常规育种吗？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没法选。他们喜欢杀虫剂，喜欢转基因，喜欢给植物申请专利。

如果不存在真正的退出机制，我们只能说“滚吧”。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确出局了。2018年，拜耳以630亿美元收购了孟山都的股权，继承了孟山都一揽子官司和法律纠纷，他们也因此声誉受损。

●2024年，国内译介了两本复盘孟山都发展史的新书：《种子帝国》和《孟山都的转基因之战》。

问：在长达十年的倡议运动中，有非常鼓舞人心的时刻吗？

BH：一直都有。比如在运动早期，当我意识到这个事情有得做，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把倡议推进下去的时候，我很受鼓舞。

还有2003年10月，我们赢得了“标签之战”，那也是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时刻。欧盟议会颁布了《1803/2003条规章》，规定转基因产品上架必须标注。且大多数欧盟委员会和议会都认为，产品只要含有转基因来源的成分，就必须标注，哪怕成分本身无法被检测和溯源。比如油可以被净化，以转基因作物为原料的精炼油可能检测不出DNA（因其不含蛋白质和水）。

这个规定其实有悖直觉。通常来说，如果你要给一个东西贴标签，要在产品中能检测出来。但是欧盟要求商家必须证明，生产过程中没有使用转基因作物。

●今年10月，肯德基被曝使用转基因大豆油而未向消费者明示引发争议。如果生产经营需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餐饮行业使用转基因大豆油是否也应公示？拍摄：食通社

BH：对了，1997年我们在荷兰联合利华公司门口挂了个大横幅抗议，因为它的“拉玛”（Rama）牌人造黄油里含有转基因大豆油。然后联合利华请我去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把“拉玛”黄油放在桌子上，邀请我就着黄油吃点面包。被我拒绝了，我当然不能在那吃饭！（笑）他们告诉我，里面已经没有转基因大豆油了，他们用油菜籽油替代了配方里的大豆油。从我们抗议到联合利华更换配方只过了短短两周，非常鼓舞人心。

普通欧洲人对转基因技术朴素的伦理反应也让人惊喜。在这场关于基因工程的辩论中，我总是试图解释这项技术的风险。可是我意识到，人们对这个故事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单纯地认为我们不应该干扰DNA。

问：我想回到转基因黄金大米（Golden Rice）的案例。你是如何参与其中的？

BH：这个案例非常特殊，因为黄金大米宣称它的首要目的是消除营养不良。1999年，我去瑞士苏黎世和黄金大米的研发者波特里克斯先生（Ingo Potrykus）见面。是他邀请的我，我们聊了两天，他自认在做正确的事，应该得到绿色和平的支持。但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黄金大米不是对抗维A缺乏症最有希望的策略，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它对环境和公共健康的影响。

我们还在一个大型转基因生物技术会议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要想用来治疗维生素A缺乏，人们必须每天摄入9公斤黄金大米，我们就买了9公斤普通大米怼在桌子上，显然没人能在一天内吃完这些。波特里克斯也在场，他承认我们是对的。他肯定到今天还在恨我。

●2024年4月18日，菲律宾上诉法庭裁定商业推广黄金大米（Golden rice）违宪。

BH：然而2000年，他成了《时代杂志》的年度封面人物。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多溢美之词。这项声称造福贫困人群的技术，根本没有帮助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孩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输了这场“叙事之战”（battle of narrative）。读到这些话术的大多数人可能会相信，反转基因者宁愿牺牲孩子的生命，也要坚持他们的教条主义。

如果真为孩子们着想，我们应该确保他们的饮食中有足够的维生素A摄入，比如多吃胡萝卜和红薯。我们还可以直接提供维生素A药片，而不是用基因工程发明出富含β-胡萝卜素的稻米。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A需要配合足量油脂，而且储存和烹饪都会加快黄金大米里的β-胡萝卜素流失。

为什么不去推广红薯、胡萝卜这些根茎作物呢？根本没人这么做，对吧？因为他们根本不想为穷人谋福祉，他们只是想讲好这个故事。

问：在绿色和平倡议运动的基础上，农民和科学家组织MASIPAG成了菲律宾反转的先锋，欧美地区还有哪些民间社会组织依然在跟进这个议题？

BH：有不少。比如国际非盈利机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还有所有有机组织——因为有机标准规定不能使用转基因种子。可以说，它们是今天运动的两大支柱。

●德国柏林有机农场的“无转基因”标牌。拍摄：食通社

BH：还有一些小型消费者组织，他们可能并不反对转基因，但支持强制标签和信息透明。以及有批判精神的科学家团体，他们一直强调转基因的话术不符合科学。

转基因作物对农民来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许多小农组织，甚至大农场组织和主流工业化农民组织也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其中既有利益的考虑，也有反对将种子产权私有化的呼声。在印度，反转运动一直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而不是消费者。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很类似。

欧洲已经没有多少小农场主了。在农业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反转基因运动主要由消费者推动，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并不紧密。但只要消费者有诉求，农民也会说，我必须跟着市场走。另外，无论在哪里，有机农民都是反对转基因的一股强大力量。而中国的小农和消费者群体都很庞大，我很期待看到他们将来会扮演哪些角色。

●区别于发动消费者来撬动企业的欧洲策略，绿色和平几个亚洲办公室认为倡议运动不能只靠市场端，更需要上游农民和生产者的介入。2004年绿色和平制作的纪录片《稻米之路》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图源：Greenpeace/Ma Meiyan

问：你曾多次表示对新型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担忧。2023年12月，中国政府不光审定了51个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品种，还批准了4个玉米和大豆品种的农业基因编辑生物安全证书。欧盟也有可能放松对基因编辑作物的规管。你怎么看待这个趋势？

BH：科学家们又开始声称，CRISPR/Cas9与会引入外源基因的转基因完全不同。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这根本不符合科学。

我最近比较担心的是CRISPR/Cas9技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我们已经体会到了ChatGPT的学习和表达能力有多强，人工智能模型现在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蛋白质折叠结构。这并不意味着GPT真的懂DNA，它只是从统计学角度做出了预测。

最大的问题在于，哪怕ChatGPT的学习方式最初是由人类编程的，但我们依然不了解它是如何得出某个结论的。最终可能演变成：科学家提出需求，然后人工智能说，这就是你应该合成的DNA。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在一知半解的前提下，干预和影响生命系统，我觉得这很危险。如果我们不再要求基因编辑作物强制标签，等到真的发现问题时，召回产品的可能性为零。

问：我很喜欢你提出的“异化”的概念。那消费者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异化，增加我们对食物和农业的知识呢？你有哪些建议？

BH：与其说是增加“知识”，不如说是“经验”。很多研究都指出，知识体系是易变的，也并不是影响人类决策的决定性部分。

如今，由于过度消毒和整体营养水平降低，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害怕大自然的孩子越来越多。人们应该去体验大自然，直接感受生命的奇迹。我们在柏林发起的“2000平米”计划（2000m²，Weltacker）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2000平米（约三亩多），是我们用全球耕地面积除以总人口得到的数字。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使用2000平米土地的产出。在柏林的示范农场上，我们按比例种植当今世界的主要作物。

●2000平米计划概念图和位于柏林的示范农场，这里经常举办体验教育课程，用直观的方式向公众科普食农体系、生物多样性、土地攫取等议题。图源：2000平米官网

BH：了解食物和农业当然涉及到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审美体验。人们不光要感受到美，更应该认识到大地母亲的奥秘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我们应该有所敬畏。无论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多么精确，都无法与自然的力量相提并论。

参考资料

https://grain.org/fr/article/349-benny-haerlin-sos-save-our-seeds

https://ecommons.cornell.edu/server/api/core/bitstreams/99e75d4f-9c51-42a0-a255-fb184f571ac1/content

https://food.ec.europa.eu/plant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gmo-legislation_en

https://history.greenpeace.org/aotearoa/genetic-engineering/

https://theecologist.org/2019/aug/21/antibiotic-resistance-gene-edited-cattle

https://www.arc2020.eu/new-genetic-engineering-small-cause-big-effect/

https://media.greenpeace.org/C.aspx?VP3=SearchResult_VPage&STID=27MZIFLT4QH0

https://grain.org/en/article/267-sprouting-up-grains-of-delusion-golden-rice

https://www.sydney.edu.au/news-opinion/news/2020/03/19/glyphosate-contamination-global-hotspots-in-world-first-map.html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1254345/

https://philhoward.net/2023/01/04/seed-digital/

访谈于2024年6月在德国Eberswalde进行，感谢中德农业中心、农民种子网络、林安对文章的支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 （ID：foodthinkchina），作者：泽恩，受访者：Benedikt Haerlin（未来农业基金会柏林办事处负责人、中德农业中心农业生物多样性网络专家），编辑：王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