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ID：CLS_PRAG），作者：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原文标题：《崔之元：“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 ( Thomas Piketty ) 继2013年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之后，又于2020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法文版于2019年出版）。此书长达1093页，纵横古今，不免使读者望而生畏。全书分四部分，各占200多页篇幅。

第一部分讨论“前现代”世界各国不同形式的“三元功能社会”（Trifunctional Society）,  即“教士，贵族和劳工”，以及“三元功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向“所有权社会”（ownership society）的转变。

第二部分讨论西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遗产，包括英国解放加勒比海奴隶时为了赎买奴隶主的“奴隶财产权”而发行公债的宏观经济影响。

第三部分讨论“所有权社会”在20世纪前70年所遇到的战争与革命的挑战和对不平等的局部改进，以及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 

第四部分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即“21世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本文无力全面评论这一宏大的著作，而仅就书中和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概念——

做些介绍，希望引起读者阅读全书的兴趣。

正文

 “大象曲线”这个概念最初由C.Lakner和B.Milanovic两位学者于2015年提出，皮克迪根据他和全球100多位学者合作搜集的80多个国家的数据，对“大象曲线”做出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该曲线如下图所示：

此图表明，在1980到2018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购买力有60%~120%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购买力有80%~240%的增加，而在全球收入中端的人群的购买力增加值则小于最低端和最高端的人群的增加值。

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线”，是因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收入增长。这一“大象曲线”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获利，但后者获利更多得多（1%顶层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50%底层人群的收入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则收入增加较小甚至下降。皮克迪进一步给出了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图示：

此图表明，在2018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在中国是41%，在俄国是46%，在美国是48%，在撒哈拉非洲是54%，在印度是55%，在巴西是56%，在中东是64%。

值得注意的是，“大象曲线”是对全球收入分配状况的描述，而全球财产分配则连“大象曲线”所表示的最低50%人群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克迪提供的被广泛认为比较平等的瑞典的财产分配在1780~2015年间的演变数据：

此图表明，在1780~1910年间，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80年代，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总财产下降到50%，但受益者是处于财产分布50%到90%间的人群，而财产分布最底层的50%的人拥有财产的比例则几乎一直没有变化。

其它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财产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直观地理解：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从手到嘴”，储蓄增长速度不快，离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综合全球收入分布在1980~2020年间的“大象曲线”以及全球财产分布不存在这一曲线的情况，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产的最低50%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面呢？这就涉及皮克迪书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

“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克迪用“婆罗门左派”来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欧洲和美国1980年代以来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1950~1980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皮克迪提供了如下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变化的轨迹：

此图表明，在1950~1970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例如，在1974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左翼的密特朗在第二轮选举中以49%的得票率败给德斯坦（得票率51%）。密特朗在财产分布于底层9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为52%，但他在财产分布于顶层的1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仅为27%。

当时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与财产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也拥有较少的收入与财产。但从1990年以来，这个模式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变成了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的投票对象，即所谓“婆罗门左派”， 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

皮克迪发现，“婆罗门左派”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地出现了“婆罗门左派”。例如，美国民主党1948~2016年的得票情况如下：

此图表明，在1948年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21%；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23%。

换言之，在1950~1980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产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变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些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的人群。皮克迪认为，“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1980~2020年间的西方主要国家交替执政，使得收入，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低的50%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2016年英国公投退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美国总统的深层原因，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呢？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的本性造成的。

在皮克迪看来，这种解释过于依赖美国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权运动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68年的竞选采用了“南方战略”，把大量美国南方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阶级从民主党争取过来。但皮克迪指出，这种解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而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更关键的是，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在欧洲很多相对没有美国那样大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如北欧）也出现了，可见“婆罗门化”有更深层的长期社会结构演变的原因，很可能和公共教育投资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人均投资严重不平等有关。

皮克迪认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日益代表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皮克迪特别强调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的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

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激发起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克迪提出了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 participatory socialism) 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一、建立“混合经济”

对中国读者而言，皮克迪改革方案最有趣的一点是他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是“混合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因为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混合经济”。如下图所示：

此图表明，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还可以称为“混合经济”，因为净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还在15%~30%左右，但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已经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皮克迪指出，在他2013年发表“21世纪资本论”时，西方国家中还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他2019年发表“资本与意识形态”时，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了，上图显示为在-5%和-10%之间。上图还表明，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1978年的70%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目前的30%左右。

二、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 “公民基本收入”

当前，“公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在世界不少国家已经进入政策议程和实验阶段。皮克迪“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的一个新颖之处是他提出还需要“公民资本禀赋”（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

本文前面已经引用了瑞典的财产分布没有“大象曲线“，皮克迪进一步提供了全欧洲财产分布的演变：1900~1910年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0%~90%，而2010~2020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50%~60%，尽管这个数值其实还是很高的。

但关键在于，这一 “小改善”主要为财产分布位于50%~90%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产占比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皮克迪认为，这非常不利于占人口总量的50%的人民的自主创业，也完全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推崇的“机会平等”精神背道而驰。

因此，他建议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化的遗产继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克迪认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

具体来说，“公民资本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产的60%，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产是20万欧元，所以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本禀赋”12万欧元。这是使资本社会化和临时化，加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重要步骤。

皮克迪建议，“公民资本禀赋”的资金来源是累进年度财产税（占GDP的4%）和累进遗产税（占GDP的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来源则是累进所得税（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和碳税）。所得税占GDP的45%，其中5%用于支付连续性月度发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用于 “福利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养老等开支。

具体来说，“公民基本收入”的额度可定为平均税后收入的60%，随着公民其它收入的增加，“基本收入”的发放额会相应的，但按较低比例减少（例如，其它收入增加10欧元，基本收入减少发放2欧元）。经过计算，皮克迪认为实际上获得“基本收入”的人将是总人口的30%，用当年GDP的5%即可以发放。

至于税率，皮克迪的方案是，对于高于平均值1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60%~70%；对于高于平均值10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80%~90%。详情如下图所示：

皮克迪强调，净公有资产为零或为负，加上“新自由主义”的给富人减税 （ 例如，里根1986年把1932-1985年间的对富人的联邦所得税率从86%降到28%），使得西方国家主要靠发行公债来维持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而对欧盟而言，发行公债又进一步受到1992年欧盟成立时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的限制。

2012年，欧盟又达成“预算条约”，规定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这里的3%和0.5%，都是指“二级赤字”（secondary deficit）, 即给公债付息后的赤字，而给公债付息之前的赤字，称为“初级赤字”（primary deficit）。

皮克迪指出, “ 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债等于该国GDP的100%，利率是4%，那么它需要相当于GDP的3.5%的初级预算盈余（primary surplus）才能满足2012年预算条约的0.5%规则”。这将严重限制国家履行公共投资，社会保障，教育和宏观经济管理职责的能力。

例如，2018年意大利无法承受0.5%规则，最终欧盟委员会和意大利达成妥协，同意意大利的赤字定在GDP的2%，但这仍然需要意大利维持0.5%~1%的初级预算盈余，而这一盈余本可用于使意大利的教育投资增加两到三倍。这是在国资，国债和税收三者互动的情况下，国资为负值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削弱的一个例证。

三、发展“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

皮克迪十分赞赏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中的“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德国公司法中的“共同决定”制度（德文Mitbestimmung，英译为co-determination）出现于1945~1951年间。该制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中明确写入了“经济民主化”条款。受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1918年11月，德国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一词在俄语里的意思是委员会，后来专指工人士兵委员会。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重返家园的士兵中很多人生计无着，很多企业主也逃跑了。所以，工人士兵委员会接管了不少企业。德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仅存在了6个月，但“经济民主化”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

1951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推出劳资共决制。按照《煤钢共决法》的规定，当企业工人达到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或称为监督理事会）做出决策时，要实行对等共决制 （full-parity co-determination）， 即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席位。

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工人人数超过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quasi-parity co-determination）”。这是指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如果出现表决结果各占50%的平局，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最终决定。

皮克迪认为，“准对等共决制”还是有着偏向资方的局限。他建议从两方面来改进。第一是“公民资本禀赋”将使得职工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兴趣和能力，从而可能使职工作为股东在资方代表一方也有发言权。第二是改革“一股一票”体制，对投资超过企业总资本10%以上的股东，其投票权将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职工参与企业发展大方向讨论的民主权利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也在2013年立法引入了较德国为弱的“劳资共决制”: 在职工超过5000人的大企业里，12名董事会成员中必须有一名职工董事。

英国工党首相Harold Wilson在1978年建立了研究“劳资共决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2X+Y”的共决模式，即劳资双方各提出X名董事会成员，政府再提出Y名董事。“2X+Y”的共决模式在提交给“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作为“欧洲公司治理导引”时，没有足够多的欧洲国家参加投票，故不了了之。但2016年，英国工党纲领中正式写入了一些学者起草的“12点劳动法宣言”,其中包括大企业董事会中职工董事占20%和全部董事由股东和职工的“混合代表大会”产生。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何法国和英国的“劳资共决制”比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相对滞后？皮克迪认为，原因是从二战后直到199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一直把“国有化”作为主要纲领，而忽视了大企业内的经济民主问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放弃了“国有化”纲领，而重点发展“劳资共决制”。

从皮克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既注重“公私混合经济”，又注重“劳资共决制”来看，他实际上创造性地综合了德国，北欧，法国和英国（甚至包括中国的“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尽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和“婆罗门化”，皮克迪在“经济民主”纲领上显然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

四、发展公共教育投资和升学机会的公平化

皮克迪认为，西方左翼政党在1980年代以来的“婆罗门化”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有着密切关系。他提供了法国2018年时公共教育投资不平等的如下图示：

此图说明，对所有2018年20岁的法国青年，他或她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资大约是12万欧元，即平均15年求学期每年8000欧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岁就结束了学校学习，他们实际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欧元的公共教育投资，平均每年6000~7000欧元。而对于25岁才完成高级学位学习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实际上享受了20万到30万的公共教育投资。

皮克迪承认，“教育公平”的概念十分具有争议性。但针对上图所显示的法国公共教育投资的不平等现象，他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16岁就结束学校的人可以在工作生涯中的任何时点自主选择继续间断性学习，直到他或她实际上享有和25岁才离开学校的人同样的公共教育投资。同时，皮克迪强调，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标准应该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

这一考量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把父母的收入作为录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学生的居住地作为打分的因素。皮克迪认为自己不能提出一劳永逸地解决教育公平的方案，而是希望他提出的初步的教育改革设想能够激发更广泛的公共讨论。无论如何，他认为目前法国高中的录取公式算法（Affelnet）和大学录取公式算法（Parcoursup）仍然是“国家机密”，是很不应该的。

五、用公民“民主劵”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皮克迪深知，如果不改变目前西方国家选举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实际上已经破坏“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的状况，他的上述改革设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因此，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劵”（democratic vouchers）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给每个公民发放“民主劵”的设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莱西格（Lawrence Lessig）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采用。

西雅图市的每个公民在选举注册时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劵”，他们用来自由支付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必须严格遵守竞选支出限额（spending limit）和不得在“民主劵”之外获得个人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对于选择不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也不得获得个人超过500美元的捐款。西雅图“民主劵”实践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国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总统选举公共基金”的若干规定。

“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本意是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每个美国公民在报税时可以在税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纳税额中划给总统基金3美元”一栏中打钩。这3美元不是额外支出，而是在纳税人本应缴税的额度内。但公民不能指定这3美元划给具体哪个党的总统获选人。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被划拨给同样的218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

这是用公共资金替代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重要进展。然而，“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具体设计上存在严重漏洞。

第一，由于纳税人在报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党，导致很多人对在报表中打钩不感兴趣，从来没有超过35%的纳税人这样做，虽然3美元并不是个人的额外支出；第二，尽管竞选支出限额是必要的，但美国没有与时俱进，支出限额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竞选中电视广告等费用不断上升；第三，总统候选人有不使用公共资金的选择权，从而也不必受竞选支出限额的限制。

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一直力主用公共竞选资金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却在2008年成为了1976年以来第一个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而当年他的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仍然使用公共竞选资金。

奥巴马的初心是他可以利用众多支持者的小额捐款，从而不必受使用公共竞选资金的支出限额的掣肘。不料,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 “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一案判决中，肯定大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工会的政治捐款都是“言论自由”，其额度不能受到限制。因此，从2012年以来至今，所有美国总统候选人都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使得“总统选举公共资金”名存实亡。

总结世界各国的建立“选举公共资金”的经验和教训，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茱莉亚.卡热 （Julia Cage）教授在 “民主的价格“ 一书中提出了在法国实行 “民主平等化劵”（democratic equality vouchers）的设想：类似于197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公共资金”，法国公民在年度报税单上有打钩的选项，但与之不同而类似于2017年西雅图市政选举“民主劵”的则是，法国公民在打钩时明确将7欧元的“民主平等化劵”配置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同时，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私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废除法国目前高达7500欧元的个人政治捐款额度。

皮克迪完全同意茱莉亚.卡热的“民主平等化劵”设想，认为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平等化劵”实际上是一种“软召回公投”（soft recall referendum），即公民不是非要等4到5年才能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的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进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展开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对话，而不是仅仅倾听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的意见。

六、新型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

皮克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上文提到，他主张利用累进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利用累进所得税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这将会导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财产转移到别国的避税天堂。皮克迪指出，欧盟内的避税天堂主要是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

2014年，一群国际记者发布了“卢森堡解密”（LuxLeaks）,揭露卢森堡政府建立避税天堂的种种隐蔽做法，但其影响不如这同一批记者两年后发布的“巴拿马文件”大。在1995~2013年间任卢森堡财政部长和首相的容克（Jean-Claude Juncker）甚至在2014~2019年间担任欧盟最高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

目前欧盟的制度基础是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明确规定欧盟的共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而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和市场规制的政策则可由“有条件的多数原则”决定。所谓“有条件的多数原则”（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是指需要55%的成员国同意，且其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

由于“一致同意”原则，欧盟各国共同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极难出台，这从2008年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中欧盟都未能发行共同债劵（common bond）可以明显看出。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欧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

因此，很多欧盟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只是“市场联邦主义”，而不是“社会联邦主义”。2016年英国的退欧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说明如果不建立“社会联邦”，欧盟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发展新型的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皮克迪等人发表了“欧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欧洲民主化公约”（http://tdem.eu/en/manifesto/），并发起了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对公约的签名运动。“欧洲民主化公约”提出建立“欧洲公民代表大会”（European Assembly），其中80%代表来自各成员国的议会议员，20%的代表来自1979年以来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议员。

“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将有权批准四项最重要的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税收”——公司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大额财产税和碳税，从而克服避税天堂对“参与式社会主义”措施的阻碍。“欧洲公民代表大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许可欧盟成员国的子集（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组成“三国公民代表大会”，征收三国范围内的四项“共同税收”，这样来逐步过渡到所有成员国的共同税收。

“共同税收”的用途可有两种：一是将50%的“共同税收”返还给各成员国用于削减国内的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二是将另50%用于欧盟范围内的科研，教育，环保。同时，“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社会联邦主义”逻辑不限于欧洲，皮克迪认为完全可以建立“欧盟-非盟公民代表大会”及其子集。他尤其关注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2018年峰会已经提出的“非盟共同税收”设想。这样，新型的21世纪“国际主义”初现轮廓。下图皮克迪给出的一般性的“社会联邦主义”图示：

以上是对皮克迪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简单介绍。也许有的读者觉得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全球改革方案是“乌托邦”，或者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效率的降低。

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不仅许多传统左翼人士这样想，而且许多传统右翼人士也这样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更强化了人们这种认识。

皮克迪说，他的改革设想的出发点类似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资源和机会应该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平等。这个“差异原则”的直觉非常简单：不平等对强势群体总是有利的，只有当它对弱势群体也是有利之时，才对社会整体有利，使得社会得以超越“在贫困中的平等”。

正因为如此，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哈耶克也自称同意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然而，由于罗尔斯没有对不平等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影响做定量分析，导致哈耶克可以声称非常巨大的不平等也是对弱势群体有利的。

上面提到皮克迪的定量研究则证明，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这就说明当前的财产分配状况是不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的。

处于财产分布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担的牺牲（皮克迪提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其实和1930到1980年前英国和美国实行的税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会，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发挥，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2020年6月22日，法国开始上映基于皮克迪上一本著作的“21世纪资本论”的电影。希望本文能激起读者去阅读皮克迪原著的兴趣。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ID：CLS_PRAG），作者：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