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作者:库索(旅日作者,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头图来自:《0.5毫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作者:库索(旅日作者,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头图来自:《0.5毫米》
马渡先生突然从茶道教室里消失了身影。按惯例他应该每个月来上三次课,我常常能遇到他。一开始我以为是工作繁忙,他是城中一间大学的事务性职员。直到月底终于见上一面,才知道情况并非猜测中那样。一个月前,妻子因为突发心脏病倒下了,做完手术,他在医院护理了一阵,逐渐好转,也出了院。但妻子的身体已经不能再负担太多,转而由他承担起了家务。他还要每个月开车回两次静冈县的老家,往返八个小时——年过八十的高龄父母单独住在老家,他同样担任着远距离护理工作。马渡先生眼下的情况是:一个人护理三个人,同时要工作。他才刚过六十岁,距离退休还有几年,而日本的退休时间还在一再延长。日日疲惫不堪,忙到失去记忆,甚至搞不清楚本月有没有来上过茶道课。
过了些日子,茶道课又临时停了一天,高桥老师去了东京。因为新干线价格太贵,她选择自己开车去,晚上12点出发,早上6点到达。夜间的高速费用比较便宜。每个月至少要往返一次东京,在金钱方面难免精打细算。
高桥老师频频前去东京的原因,是为了照看她的姑姑,一个独自居住的88岁的女人。这个终生没有生育的女人,年轻时候因为遭遇阪神大地震搬去了东京,自从几年前丈夫去世后就独自一人生活,高桥老师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高桥老师似乎为此感到有些无奈,日本人本来就血缘观念比较弱,她与姑姑从前一直是“很疏远的关系”,如今只为了尽一种义务,可眼下对方情况越来越糟糕:家庭主妇的养老金很少,尽管丈夫在去世前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为她攒下了一笔钱,到如今也所剩无几。
高桥老师曾数度提议要将她送去养老院,也被拒绝了——不知是谁提醒过她,要提防这个“远亲”打她的财产的主义。更棘手的是,她的认知症越来越严重,总是半夜跑去24小时营业的超市买半价面包,买回家也从来不吃,塞满了储物柜。事实上,那个家已经是一间垃圾屋了。本人也成天穿得破破烂烂,经久未洗的衣服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我记忆里的年轻时候的她,是非常时尚潇洒、自尊心很高的人”,高桥老师感叹,“原来老了也会变这样啊。”又让我警醒,“独居的老年生活,是很困难的啊。”
新年即将到来之前,我在电视上的早间新闻里看到专题报道,提及一种社会情况:“日本的2025年问题”。在欣欣向荣的迎新氛围之中,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低落与忧虑。我也因此才意识到,马渡先生和高桥老师的遭遇,不是两个偶然的个例,而是缩影在茶室一角的、日本这个高龄者社会普遍现实。
日本,在一间寺院里聚会的老年人们
什么是日本的“2025年问题”呢?
其实在过去许多年里,人们一直在预测这一天的到来:到2025年,日本约1亿2495万的总人口中,7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155万人。这意味着:每5个日本人之中,就有1个人是后期高龄者。此外,每3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是65岁以上的前期高龄者。日本将正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被统称为“2025年问题”。
新闻节目分析,“2025年问题”对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的增加。为了维持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和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支出的社会保障费用将大幅增加。特别是75岁以上的后期高龄者,相较其他年龄段,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和护理费用。到了2025年,这一年龄段的医疗费用将达到47.8万亿日元,护理费用将达到15.3万亿日元。如果再加上养老金等支出,所需的社会保障费用预计总计超过140万亿日元。
日本社会的各种高龄者应对措施
其次是愈演愈烈的劳动力不足问题。1950年的人口黄金时代,日本社会支撑一个退休世代(6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现役世代(20岁到60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平均为12.1人,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暴跌至2人。越来越多的机构将雇不到人,又或者后继无人:2025年,日本70岁以上的中小企业和小规模经营者的经营者人数将达到约245万人,其中约一半(127万人)没有继承人。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医疗和护理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相关领域的人员配备难以跟上需求,导致医疗和护理体系面临维持困难的局面。据推算,到2025年,日本所需的护理人员数量将达到243万人,其中存在25万人手不足。这一情况还将继续加剧,到了2040年,预计会扩大为40万人的缺口。
专业护理人员不足的背景,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状况:职场护理者(ビジネスケアラー)。指的正是那些像马渡先生一样,一边工作一边从事家庭护理的人。据统计,这样的人在日本已经达到365万。还有一些人因为沉重的护理工作,不得不选择辞职——在2024年,人数已经超过10万。护理离职导致的劳动力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引发了日本人担忧,认为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日本被公认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常把“人生百年的时代”作为宣传语,引以为豪。按照最新统计的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男性为81.09岁,女性为87.14岁,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非常高的水平。然而,随着寿命的不断延长,“长寿病”这个概念也出现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知症”:2025年,日本患有认知症的高龄者数量达到675万人。
以上情况听起来已经非常不乐观了。事实上,比“2025年问题”还糟糕的,是经常和它一起出现的另一个词:“2040年问题”。日本人普遍认为:2025年只是高龄者人口增长的过渡期,2040年才将真正达到高龄者人口增幅的顶峰,届时高龄人口将达到最大值。据预测,到了2040年,认知症高龄者数量将达到802万人,而单身的高龄者也将增加至896万人。而到了2050年,预计需要护理的人口将膨胀至941万人,护理人员将短缺40%,到那时,日本将全面进入“老老家庭护理”的时代,即高龄者之间相互护理的现象将成为常态。
某个春天,坐在轮椅上独自赏花的老人
2024年年底,我在《京都新闻》的地下印刷厂旧址,看了一场“世界报道写真展”。这个由本部位于荷兰的“世界报道写真财团”举办的活动,展出了过去一年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摄影师的32个获奖作品。日本摄影师的获奖作品,拍摄的正是认知症患者和他们家庭的故事。
我在现场拿到了一份报纸,上面有关于这个系列的完整内容。我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一位名叫谷口君子的女人,从1989年确诊认知症到2013年寿终正寝,丈夫和护理人员共同照顾了她长达24年,她活到了88岁。由于记者去采访时君子已经过世,这个故事基本是由丈夫政春的口述完成的,节选几段如下:
1989年:冰箱里不只有鲷鱼刺身,连壁橱里也放着。她可能因为忘记已经买过,而反复外出购买。这是为了准备我晚酌时的下酒菜。是她的贴心之举,我怎么可能生气呢?
1993年:有一天,她来到我工作的医院寻找我。于是我们请了一位家庭护理员进行“陪伴式看护”。接下来的几年,妻子像变了一个人般快乐、开朗,充满生机。护理员如同天使一般,她陪着妻子一起做事,从中找到乐趣,感动了我。我也开始学习护理。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从悲观转为乐观。
1994年:妻子不再下厨后,我开始学习做饭。然而我的手艺糟糕,她根本不吃,身体逐渐消瘦。原本50公斤的体重减到了30公斤。我请来了营养师和其他三位志愿者教我做饭。经过努力,妻子的体重逐渐恢复了。
1996年:我因为家务四苦八苦。一方面,妻子用各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有一次,我正在切菜,她竟然把沾满泥土的凉鞋放在了砧板上。愤怒之下,我把无法食用的菜扔在地上,但最终只是徒劳,什么也解决不了。她开始变得不愿待在家里,更多时候出门徘徊。“寂寞,寂寞。回家,回家。”孤独感和被强迫做无法完成的事情,常常让她感到崩溃。
2000年:妻逐渐失去了排泄功能,便秘和失禁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当肌肤和衣物被严重污染时,洗澡是清洁的最佳方式。为此,我将浴室改建为无障碍设施。
2005年:清晨,妻子无法醒来,连续几天都没办法吃早餐。护理员告诉我:“她的生物钟每天都偏移两小时。”记录她的睡眠和清醒时间后,我才意识到她的睡眠时间在一点点推迟。于是,我开始尝试在她清醒的时间段提供必要的支持。
然而,早晨和夜间并没有护理服务,原因在于护理员不足和薪资过低。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夜间护理的重要性应当被更多人重视。一位理解我心情的护理员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开始提供早晨护理服务。我也遇到了一位因对现有护理服务的不满而创办护理机构的人。
2013年:君子以8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在她的一生中,得到了许多人的深厚爱意与支持。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感恩,感恩。
“心之线”,独自坐在家中的丈夫政春
这个写真系列的名字叫做“心之线”(心の糸/Heartstrings)。在全世界充斥着战争、人权侵害、气候危机的宏大影像中,它的主题显得很“小”。但是,世界的“小”,却是日本的“大”。
这位名叫松村和彦的日本摄影师,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正迎来一个每个人及其身边的人都有可能罹患认知症的时代。在日本,预计到2025年,患有认知症的老年人将达到约700万人。然而,我并不只是想传递关于认知症的知识。我更想传递从认知症中学到的东西。那是——连接心灵的丝线。对社会的警钟,无需言语的对话。在生与死的边界、短暂的瞬间里,也有光辉存在。我们感到幸福的是什么?感到不幸的又是什么?我们的社会认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我们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让人们感到幸福?”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在“四国遍路”期间,遇见的一对退休夫妇。他们来自和歌山县,平时要在家照顾丈夫高龄的母亲,所以不能出门太长时间,短暂的一周,是把老人送进短期护理机构才出来的。那天晚上我和那位妻子在寺院的澡堂里泡澡,她对我说,过去几十年里,她作为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在照顾丈夫和孩子,如今丈夫终于退休了,又要全身心地照顾丈夫的母亲。对方现在是终日卧床不起,连水也不能自己喝的状态,她每天要喂五次水——人到了这个年纪是感觉不到口渴的,不会自己主动要求,所以要时时刻刻盯着,留心她的状态,简直一秒都不能离开。因此像这样出来徒步,是为了消解琐碎沉重的日常的压力。
“护理的工作很辛苦吧?”我问她。
“是的,每天疲惫不堪”,她平静而坦然地说,“但是,想到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也是这么被人照顾的,就觉得也应该同样地对待他人。人活在世界上,光想着自己是不行的。”
我深受感动,却也很清楚:无论是写真展上呈现的在精心的家庭护理下寿终正寝的故事,还是这位偶遇的豁达开朗毫无怨言的女性,都不是日本护理现状的全貌。事实上,新闻里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长期繁重的护理工作之下,身体与心理不堪重负(一种病叫做“护理抑郁”),导致虐待甚至是杀人的可怕结果,称为“护理杀人”。而在日本各种各样比喻性的“难民”之中,也有一种叫“护理难民”,指的是那些无法进入护理设施,也无法获得必要护理服务的人们。一个预测说:到2025年,全日本将有约43万人成为护理难民。
前两天,在我的花道教室里,人们谈论起一位缺席的同学。
“听说XX的父亲去世了。”
教室里的人们都知道,这位女性长时间以来处于忙碌的家庭护理琐事之中。
“啊呀,真是让人伤心的消息!”接话的那位顿了顿,又道,“可是,会感觉到‘终于轻松了'。这么说好像不太妥,可事实就是这样。我父亲去世那天,我就是这么想的。”
一位独自在鸭川边读书的老年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览扶桑,作者:库索(旅日作者,现居京都,不定期流窜于岛国各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