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的精神痛苦，源自增长性焦虑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焦虑情绪。

焦虑不是现代人的专属情绪，哪怕是原始人，也会因食物、繁衍、安全和健康等四大基本需求而感到焦虑。

进入农耕文明后，社会上涌现了一批不事生产、衣食无忧的上层人物。他们身上没有基础焦虑，但是有增长性焦虑的。

所谓“增长性焦虑”，是指为了寻求某项指标的增长而产生的精神焦虑。

宋代以后的读书人，毕生都很焦虑，夜夜都想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考上秀才就想当举人，考上举人就想当进士，进士可以入仕当七品官，七品官想升六品，六品官想升五品，五品官想升四品，四品官想升三品，三品官想升二品，二品官想升宰相。

但这些都是士大夫群体的专属游戏，与金字塔中低层的民众无关。对于奴隶和平民来说，还在为四大基本需求而奔波一生。他们普遍相信宿命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可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增长性焦虑却蔓延到了社会各个角落，几乎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增长梦。

无处不在的增长焦虑

一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坑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高考就成了社会指挥棒，家长和学生都迷信“高考定终生”。谁家里要是能出一个大学生，那就是祖宗十八代的荣耀。

热播剧《小巷人家》的许多桥段，都是围绕高考焦虑设定的。

剧中最老实巴交的人叫庄超英，平日里对父母百依百顺，在外人面前也是唯唯诺诺，不争不抢，非常“佛系”。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他寸步不让。

当得知庄图南因色弱问题而被同济建筑系拒绝时，一向老实本分的庄超英居然玩起了小花招：从工厂里借来色盲检测卡，逼着儿子把卡片数字都背了下来。然后他带着儿子连夜赶火车去上海，向同济招生办老师展现自己的视力。被同济老师识破诡计后，他一面低头道歉，一面也据理力争。

庄超英的妹妹庄桦林，已经在贵州混到了铁饭碗，还一门心思想把自己的儿子向鹏飞送到苏州读书。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她不惜抛弃自己的尊严，向大哥大嫂下跪求助。那卑躬屈膝的样子，看着让人心痛。

庄超英的邻居宋莹，更在乎儿子林哲栋的教育。为了让孩子上学方便，她用近乎无赖的方式，取得了棉纺厂的分房资格。虽然这个房子的居住条件，还不如他丈夫在压缩机厂的分房。

当她搬进新房、得知邻居家有个中学老师和两个小学霸的时候，两眼就放光，主动出击，全面讨好邻居，帮庄超英的妻子黄玲撑腰解围，多次接济吃不饱饭的图南。

宋莹的真心也换来了庄超英一家的真心。在庄超英和他的子女的帮助下，林哲栋从全班倒数变成了全班前三，后来还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

不过，《小巷人家》反映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教育内卷化才刚刚开始。当时，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感还不算特别强，跟21世纪没法比。

2000年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学的持续扩招，连底层家庭都开始做“大学生梦”。

电影《长江七号》中，周星驰扮演的就是一个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坚持让孩子读私立学校的农民工。

笔者本人，也是从贫困山村走出来的大学生。为了供养我读书，我的父亲不得不做最脏最累的活儿，不管三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都坚持在工地上搬砖。为了省钱，他每天还吃咸菜配白粥。

而我认识的一些中产父母，为了让孩子读一流名校，不得不掏空积蓄去买所谓的“学区房”，或者耗费巨资让孩子读国际学校和海外高校。结果就是，家庭年收入虽然已经突破了五十万元，但是夫妻两人过得还像个农民工一样。

家长的无限投入，给孩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成绩稍微下滑一点，就会感觉自己对不起父母和师长。如果没考到名校，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

很多人会说这都是应试教育惹的祸，如果换成素质教育就好了。事情也没那么简单，在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学校里，孩子的压力反而更大了。

因为以前的学生只要搞好文化课就可以了，现在的要求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得有文艺和体育特长，手工作业和社会实践也不能落下。

城市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全能型人才”，然后给孩子安排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一周7X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孩子的剩余时间全都被学习占据。

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不少孩子都出现了心理疾病。

读书这么辛苦，是不是读完了就万事大吉？错，大错特错。

毕业后走进社会后，普通人就两条出路，要么打工，要么创业。但这两条路的难度都非常高。

在当前就业环境下，光是要找到并保住一份合法体面的工作，就耗光了大部分打工人的心力。

而那些处于薪资较高、当了小干部的打工人，也不会就此满足，就会想更进一步。但是对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打工人来说，职场晋升之路何其艰难。苦苦寻觅而不得，精神必然内耗。

既然打工这么累，我自己创业做老板行不行？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创业，没人拦得住。

但现实情况是，90%以上的创业者都过得很惨，每天一睁眼都得想一大堆让人头痛欲裂的难题：如何以最小代价拿到订单，开单之后如何完成甲方的要求，项目执行过程中如何管住自己的员工，交付之后如何让甲方准时付钱……

创业虽然比打工自由、相对容易实现富裕梦，但是对人的自律性要求也会更高。一般来说，在职场上表现不好的人，创业之路大概率也会失败。

除了工作外，成年人还得操心家庭生活，包括前文所说的小孩教育问题、夫妻感情问题、家庭理财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等各种各样的烦恼。

古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而如今中产夫妻乃至富豪夫妻也有数不尽的烦恼。因为当代人普遍很贪婪，大家都抱着“既要又要还要”的心态。

增长性焦虑是如何裂变的？

增长性焦虑的根源，是人们心中的欲望和眼里的光芒。

在古代，只要是和平年代，老百姓是看不到人生增长希望的。社会上讲究的是职业传承，世家大族世世代代做官，农民的子孙世世代代种田，工匠的子孙世世代代打铁，商人的子孙世世代代卖货。科举制兴起后，阶层壁垒稍微有所松动，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但毕竟也只是极少数人的“游戏”。

进入二十世纪，经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哪怕是深山里的农民，都会明白一个道理：父母的职业并不能决定子女的人生成就，底层农民也能养育栋梁之才。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代际反向淘汰”的现象：父母越有钱有势，子女越容易遭受社会歧视；父母如果是贫下中农，子女反而会得到社会优待。阶层上升的机会，向全社会打开。但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差，社会上能养活的脱产人员还非常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各行各业各领域发展都处于井喷状态。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和国企编制全面大扩容，跨国公司疯狂涌入中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爆发，个体户像细胞一样极速分裂。

总之，非农岗位的供给量急剧增长，让全社会看到了上升和进步的可能性。几乎每个中国村庄或社区，都有靠自己的奋斗在大城市混出名堂的案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些村庄的有志青年，就会以本村的某某名人为榜样，大胆进城，拼命奋斗，力求逆袭。

在个人发展激情爆发的过程中，媒体资讯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在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年代，农民的视野非常狭窄，会闹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笑话，不知道外面世界长什么样的人，是不敢走出祖辈居住的山村的。

但是好在几十年，国家不遗余力地推动“通电通路通网络”工程，让每个农村都能看到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让不少人都有了闯荡世界的梦想。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5G网络和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老百姓的思维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哪怕是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留守儿童，也能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大城市的精彩生活，自然生发出长大后向外闯荡的念头。

结语

增长性焦虑是人生奋斗的能量之源，也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精神动力。我们之所以能用四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之路，就是因为所有人都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在各自的岗位上拼命奋斗。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如果没有对城市户口、小孩教育和通货膨胀的焦虑，中国老百姓就不会六个钱包重金购置房产，那么中国房地产行业也就不可能有长达二十年的繁荣期。

但是，增长性焦虑的无限泛滥，也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导致国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

根据《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我国患抑郁症的人数为9500万，平均每14个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抑郁症。此外，18岁以下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即约2850万人。

人生如逆旅，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