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反诈骗，是一个长期任务

一

自12月1日起，公安部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施行。被惩戒对象会在金融、电信网络和信用三方面面临惩戒措施。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数量上升最快的刑事案件类型。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2023年一季度办案数据，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诈骗犯罪10923人，在所有罪名中位列第2位；提起公诉18146人，在所有罪名中位列第5位。

从办案情况看，该类犯罪主要呈现三方面特点：

一是涉及面广，多与市场需求紧密相连；

二是组织化、规模化特征明显；

三是犯罪手段趋于智能化，隐蔽性强。

当下的诈骗有10种常见模式，包括：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冒充公检法；虚假征信；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冒充领导、熟人类诈骗；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婚恋、交友类诈骗等。

这10种常见诈骗类型发案占比近80%，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发案率最高，占发案的三分之一左右，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造成损失的金额最大，占造成损失金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诈骗成为侵害人民群众财产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网络化。

二

电子支付时代，财产普遍呈现出密码化的特征。过去家庭的财产除了银行存折外，有大量的金银细软以及现金。人们也携带现金用于日常生活。所以，侵犯财产的案件，以入室盗窃、扒窃、抢劫为主。

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人们不再携带现金，家里也不存放现金，无钱可盗。

社区布满摄像头，也使得盗窃变难。现在盗贼进入房屋之后，可偷盗的东西很少。一般电器体积都很大，在密布摄像头的情况下，难以转运。所以，针对财产的犯罪行为，很多都转向了诈骗。

随着网络越来越深入生活，它承载了更多的金钱活动。对犯罪分子来说，网络诈骗的成本很低，只需要电脑、手机便可。更重要的是，可以跨国诈骗，在东南亚或者迪拜等国家远程操作，被抓住的风险低。

现在的诈骗集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呈现出多行业支撑、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不过，在国家的打击下，这类有组织的犯罪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抑制。

导致诈骗猖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的泄露。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了，而所有的方便都是建立在交出个人数据的基础上的。有收集就必有泄露。数据易复制流转、容易被黑客攻破，所以，数据不泄露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个人信息泄露数达55.3亿条。平均算下来，每个人就有4条相关的个人信息泄露，车辆、房产、地址、职业、年龄、电话号码、身份证信息等在黑市上频繁流动。

目前中国网络黑产从业者已经超过40万人，依托其进行网络诈骗行业人数至少有160万人，“年产值”在1000亿元以上。

三

APP、上网都要求实名。既然有了电话卡实名制，那么一个大家都想得到的办法，就是用电话卡作为注册ID，发短信验证，这样就把APP的实名制，低成本地嫁接在了电话卡实名制之上。

但这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所有的信息都被打通了。

在中国所有的ID，都可以指向同一个电话号码。骗子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就更容易整合，然后勾勒出一个人完整的画像，比如，性别、年龄、收入、爱好、工作、消费、娱乐、住址、健康状况、子女等等。

有了这些信息，要骗一个人就更容易了。如果没有实名制，一个人很容易用不同的电子邮件来分隔APP，每一个ID对应的都是不同的电子邮件地址，骗子、数据黑客，就没有办法将ID之间的联系串起来。

以前骗子打电话过来，连你的姓名都说错了，你就知道这是个骗子。如今有了完整的个人信息，骗子就能将你的姓名、工作单位等各种信息统统报上，或模仿家人语气，描述亲属关系，让你真假难辨。

实名制的出台，一个目的是区隔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电信、网络用户安全。很多人认为，有了实名制之后，一旦出现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各类问题，就方便追责。有了这个威慑，网络就更加安全。

但现实却是，有了实名之后，信息泄露所导致的风险会更大。所以，网友感慨，实名制运行多年，感觉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似乎越来越多了。这在意料之外，却在逻辑之中。

｜诈骗电话截图

四

在电信诈骗之外，传统诈骗依然存在，通常传统诈骗多骗老年人。老年人一般都注重养生，一些受疾病困扰的老年人防范意识弱，诈骗分子便借此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各种毫无用处的“神药”和保健品。

一种方式是租用一些看起来很正规的场地，向老人宣传，用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吸引老人。

另一种则走情感路线，嘘寒问暖，甚至还为老人洗脚，充当孝顺子女的角色。这种情感攻势，子女没在身边的老人很难抵抗。

诈骗还衍生出大量的次生犯罪，以及更多的社会问题。

首先就是帮信罪。帮信罪全称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

2018年前，全国适用该罪名判决的案件不足百件；2019年后，“帮信罪”逐渐增多。2021年，因帮信罪被起诉的人数高达12.93万人，2023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上升到14.7万人。

帮信罪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学生比例不断增高。诈骗分子通过利益引诱涉世未深的学生，将电话卡和银行卡出售、租赁给诈骗分子，或参与吸粉引流、架设“手机口”等，甚至帮诈骗分子发送短信，自己从中得到很少的“抽成”，但却触犯刑律。此次出台《联合惩戒办法》，目的之一就是挽救这部分青少年。

诈骗还衍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诈骗洗钱导致的社会问题。

你被骗了10万，骗子将钱转入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又分四次，转给甲乙丙丁四个账号。甲用钱买了手机充值卡，8折卖给其他人；乙买了三个苹果手机，全新9折卖给二手商；丙买了一堆超市储值卡，雇了几个大妈，在收银台兜售；丁用钱给网游充道具，然后转让。

整个链条涉及非常多的人，有知情的，有不知情的，很难调查清楚。一些地方的警方就采取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在国内银行系统中，追一笔钱是容易的，于是，不管是否知情，只要资金涉案一律当作赃款。

今年二月的一个案子就很典型。浙江一女子在网上卖了一款劳力士手表，诈骗分子以14万元购买了这块表，转赃款给了这女子。随后，女子被警方网上追逃，为了排除嫌疑，也被迫向诈骗案受害人家属转账14万元。这相当于，警方无法帮受害人从诈骗犯手中追回赃款，却从另一个无辜者手中追回。

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明知是电诈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仍然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这样规定是因为，普通公民与企业，并不具备能力去验证是否赃款，如果没有善意取得的保护，市场交易无法进行。

诈骗导致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了防范诈骗导致的过度保护、越权保护，影响了群众生活。

南方周末曾报道，很多电诈受害人在报案之后，名下的所有银行卡都被警方采取了“保护性止付措施”，只能转入款项，不能转出不能取现，反而影响受害人的生活。

很多地方，银行对取钱、转账，都实施了额外的手续，甚至还要派出所同意。还有很多人到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一圈，手机号、社交账号就被封了，要想解封困难重重。

五

针对诈骗现象，各方也在协同努力，共同打击诈骗。

首先是国家加强了对电信、金融等行业的监管，严格落实电话卡、银行卡等实名登记制度，以防止诈骗分子利用这些渠道进行诈骗活动。

同时，公安机关也加大了对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通过技术手段追踪、侦查和打击诈骗团伙，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立法也在跟进。从2022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近期发布的《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从不同层面威慑诈骗。

此外，针对跨国网络诈骗的威胁，国家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诈骗犯罪。

支付平台当然也站在反诈骗的第一线。支付宝平台通过技术识别65岁以上老人来电，推出支付宝“长辈版”，用AI技术防范诈骗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支付宝的措施还深入社区。蚂蚁集团、蚂蚁公益基金会在国家反诈中心、中国老龄协会、工信部反诈中心指导下发起的“蓝马甲行动”，通过“技术+服务”的模式，不仅在技术上，更在线下通过4.5万名志愿者，走进社区，面对面的服务老人超156万人次。四年间联合了全国60多家地方政府部门、80多家社会组织和70多家企业，举办超过5.5万场活动，共覆盖149个城市，帮助老年人解决智能手机“不敢用、不会用”的难题，普及反诈知识。

微信支付也有相应的措施，微信支付上线了防骗客服提醒功能，当收款账户有异常特征时，微信支付界面就会弹出“接听提醒”按钮，主动对用户进行交易风险提醒。如果收款方恶意程度较大，微信就会对交易进行拦截保护，帮助用户防范诈骗。腾讯还推出了“腾讯科技反诈”官方小程序，该小程序提供了多种不同场景下的反诈指导。

家庭在防诈骗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防骗保护。帮助老人防范传统诈骗及新型诈骗手段，家庭成员应该多和老人交流沟通，告诉他们常见的诈骗手段，如保健品诈骗、中奖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社保骗局等，帮老人关注一些反诈骗的视频账号。

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心理需求。家人要协助老人进行财务管理，老人进行大额消费或投资时，也要主动和子女商量。老人的手机可以装一些防诈骗软件。学校也应承担起相应的教育责任，将防诈骗教育纳入安全教育课程体系。

从技术的发展来看，随着AI的出现，在声音、相貌上都可以模拟人，诈骗分子的手段，又有了新的可能。这一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争，还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