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家“遇见”企业史：读史、借史与入史

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家对属于“自己的历史”不甚关心，大有超然物外之感。相反，他们大都热衷于“自己历史以外的历史”，寻求从中汲取智慧，追求“无用之用”。对于企业家而言，“自己历史以外的历史”有启迪作用，“自己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有实际的借鉴作用。处于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求用”之心无可厚非，因此，不应刻意疏远“自己的历史”。

目前， 属于企业家“自己的历史”题材的作品甚多，但由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带有长期主义视角的成果却被忽视了。1927年诞生于哈佛商学院的企业史（Business History）就是这类成果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当今世界企业史研究重镇哈佛商学院对美国企业史的研究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企业家“遇见”企业史之后所产生的“涉史”三层次问题。

一、企业家“涉史”三层次

在西方经济史学史上，企业史的两次“华丽转身”造就了与企业家“相遇”的机会。其一，企业史进入商学院。长期以来，企业（家）的话题没有得到历史女神克里奥的青睐，因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对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传统史学领域感兴趣。

20世纪20年代，哈佛商学院发现了历史学家在协助案例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潜能，便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之后，欧洲一些国家与日本等国纷纷效仿。到了21世纪初，西方绝大多数的企业史学家都在商学院工作，而不是在历史学系或经济学系。其二，企业史倡导直面管理实践。企业史与新兴的环境史、灾荒史、医疗史、城市史等都体现了史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属于应用史学之列。企业史进入商学院后，与企业家之间的距离更近了，也越发贴近管理实践，企业史的生命力真正焕发出来。

深入剖析企业家与企业史之间的关系，是认识企业史实用性的重要手段。据此，笔者提出“企业家涉史三层次模型”（见图1），试图探究企业家与企业史“相遇”后，企业家如何以史为用，企业史如何赋能企业家。

企业家涉史三层次模型本质上是描述企业史“用”的问题，但三个层次的“用”各有不同。第一个层次，企业家 “读史”汲取智慧，培养历史思维能力，这是企业史最基本的功用。第二个层次，企业家“借史”让企业史赋能公司管理。第三个层次，企业家 “入史”成为企业史书中的主人公。以上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次属于企业史的间接效用阶段，第二、三层次属于企业史的直接效用阶段。

此外，三个层次的角色也各有不同。在“读史”阶段，企业史的角色是“读物”，企业家的角色是读者；在“借史”阶段，企业史的角色是企业的管理手段，企业家的角色是管理者；在“入史”阶段，企业史的角色是“传记”，企业家是传记的主角。一般情况下，三个层次之间是线性递进、环环相扣的关系，但在实际应用中经常出现互相交叉、重叠并联的情况。

二、“读史”：以史明智

企业家读史的又一选择：新企业史

以哈佛商学院企业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1962年《战略与结构》的发表为标志，美国企业史学界一般把1962年之前称为“旧企业史”阶段，而将1962年之后以钱德勒、麦克劳（Thomas K. McCraw）、琼斯（Geoffrey G. Jones）、泰德罗（Richard S. Tedlow）等为代表的哈佛学派称为“新企业史学派”。

哈佛新企业史学派延续了旧企业史学家的企业与企业家个案研究。如琼斯的《再造联合利华》揭示了联合利华1965年至1990年间应对各种危机与挑战时所采取的战略，泰德罗的系列作品《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沃森父子与IBM王朝》《安迪·格鲁夫传》亦是典型的企业家史。另一个是哈佛案例集的整理与编撰，如钱德勒、麦克劳、泰德罗合编的《管理的历史与现状》和麦克劳以“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为导向编撰的《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此外，哈佛新企业史学派还对企业史的传统题材进行了创新，拓宽了企业史研究的领域。

其一为通史类，如麦克劳的《美国企业史：商业的周期与演化》（American Business Since 1920: How It Worked）是自1920年以来美国企业家、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史，重点描述了典型企业是如何运作的。

其二为行业史，研究视角从企业个案史上升到行业史研究，如琼斯的《美丽战争》即是一部研究全球美容化妆品行业的著作。

其三为围绕特定企业家群体的专题研究，如琼斯的《盈利与可持续发展》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详细描述绿色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演化过程；泰德罗的《自欺：领导者的决策陷阱》《英雄主义：魅力型企业领导发展史》亦属此类。

除了上述具有管理思维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以下两类兼具历史与经管元素的研究也属于新企业史体系。一类是“历史+经管”模式，包括将历史学范式引入管理学的研究，如以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戴尔（Ernest Dale）等人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经济史学家所作的商业研究，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金融史的研究，贝克特（Sven Beckert）对资本主义史的研究，路易斯·高拉姆博什（Louis Galambos）对默克公司的研究等。

另一类是“经管+历史”模式，包括具有历史思维的管理学者所作的研究，如佩蒂格鲁（Andrew Pettigrew）对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的研究，罗伯特·伯格曼（Robert Burgelman）对英特尔、惠普公司的研究；其他类别的研究，如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对乔布斯（Steve Jobs）、马斯克（Elon Musk）的研究，斯泰尔斯（T. J. Stiles）对美国商业巨擘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研究，管理咨询专家拉姆·查兰（Ram Charan）对宝洁CEO雷富礼（A.G. Lafley）的研究，等等。

新企业史兼具“庙堂之学”（严谨性、学术性）与“江湖之术”（通俗性、大众化）的特点，包括了对“人”的研究与对“事”的研究。人指的是管理实践者，在企业史中体现为对企业家的研究；事就是企业实践中的实事，可延伸为企业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企业史中体现为对企业个案和企业相关专题（问题）的研究。

早期的企业史研究多以“事实”为导向，以时间为序完整梳理一个企业的发展史，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是以如何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正如琼斯所言：“企业史在增进我们对当代管理和企业管理关键问题的理解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以人系事

所谓以人系事，指的是在总结企业家管理智慧、反思企业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连带反映人物参与过的重大事件或事实，揭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提高企业家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是一种鉴过往、知未来，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具有回溯性、发展性、规律性与客观性的特点。据此，读史可以纠正四种企业家常见的认知误区。

认知误区1：只想“当下”，不想“过往”。这是缺乏历史回溯性思维能力的表现。许多企业管理人员的日常就是忙于处理事务性工作，在所谓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中只对“现在”感兴趣。企业的过往与当下是一个整体，企业高管重视对企业过去的总结，对制定长期性战略意义重大。

认知误区2：只想“短期”，不想“长期”。这是缺乏历史发展性思维能力的表现。从发展的眼光看，企业若只看重眼前的效率与回报是极其有害的，是一种典型的短视行为。倡导长期主义的企业不仅在利润增长方面表现远高于追求短期主义的企业，在遭遇危机时也具有更为强劲的应对能力与经营韧性。

认知误区3：只想“稳定”，不想“变化”。这是缺乏历史规律性思维能力的表现。亚马逊的贝佐斯（Jeff Bezos）曾经说过：“企业最重要的事，是在变化中找到不变。”拒绝变化是企业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准确把握企业发展的规律，才能认清变化的趋势，探究历史上企业发展变革的深层原因，顺势而为。

认知误区4：只想“成功”，不想“失败”。这是缺乏历史客观性思维能力的表现。当下，反思失败、总结教训要比总结成功经验更重要。企业史最大的特点是依据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死去的多过活着的，讨论得更多的是“失败”乃至“死亡”的问题，这对一些陶醉在“成功”的路径依赖之中的企业家可以起到警醒作用。

以事观人

所谓以事观人，是指通过具体的事件来展现人物的品质和性格特点。“读史”既要看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也要看企业实践者（特别是决策者）处理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管理智慧。“乌卡”（VUCA）时代企业家最关注的企业生死方面的六大问题，均属于企业史学家擅长研究的“长时段”内容。

问题1：企业的成长与演变。什么是企业成长的转折点、在关键节点企业应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等是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随时间演变”是企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点，企业史学家一直将彭罗斯（Edith Penrose）与钱德勒的企业成长理论奉为圭臬，故几乎所有的企业史研究都涉及企业的成长与演变这一主题。

问题2：一流企业。“国富国穷”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延伸至企业史研究领域，则可转换为“好企业坏企业”的问题。一个好的企业史研究能够给出“什么是好企业，什么是坏企业”的答案。例如，已有的企业史研究揭示出一流企业应该是那些经历各种危机仍屹立不倒的好企业。宝洁、杜邦、惠普和宝丽来等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发展经历就表明，真正的一流企业是可以在最恶劣的时代逆势成长的。

问题3：创新与企业成长。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近年来企业家关注的热点。苹果、特斯拉、亚马逊、微软、Alphabet等美国公司长期占据各种世界最具创新性企业排行榜前列，阅读它们的创新史可以了解典型的创新活动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什么样的战略有助于企业实现创新，如何在新领域拓展创新性活动，哪些政策能鼓励创新等。

问题4：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史提供了处理政企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例如，IBM在20世纪30年代与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签订合同获得发展契机，但并没有将“赌注”全部押在政府方。50年代，它利用市场手段在企业电子计算机领域取得霸主地位。反之，近两年迪士尼公司与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恩怨不断，直到2024年公司承诺在该州进行巨额投资后双方才达成和解。

问题5：危机管理。企业起死回生的故事特别能吸引企业家眼球，如郭士纳（Louis Gerstner）受命于IBM危难之际，采取各种措施力挽狂澜的故事，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如果一个企业面临着与IBM当时类似的问题，从郭士纳的自传《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也许能获得启发。

问题6：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当代企业史采用了新历史视角研究法（用历史作为原材料来理解当今），既关心企业的过去，也关心企业的未来。以清洁能源企业为例，绿色企业史的研究已从企业家在人类历史上若干次能源转型中的作用，延伸到清洁能源企业未来如何发展的相关问题，如苹果公司的苹果供应商清洁能源计划、马斯克倡导的全球清洁能源的“史诗级计划”，都可纳入当代企业史研究的范围。

如何从以上诸事中观人，即怎样从企业家处理危机的事中汲取管理智慧？其实在上述六个问题中，“人”的因素（企业家精神）贯穿始终。以《盈利与可持续发展》为例，该书的叙事主线属于企业与环境关系范畴，但重点还是通过“事”的梳理展现给读者这样一幅“人”的画面：那些被同时代的人们视为怪异甚至疯狂的企业家个体，是如何战胜巨大的困难进而改变世界的。至此，“事”与“人”的结合得到了完美体现。

三、“借史”：以史资政

企业史成为公司的战略资源

“资政”原意为帮助治理国家政务，本文借用来指代帮助治理公司内部事务。读史过程中的“以人系事，以事观人”在 “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了以史明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企业家更要关注企业史的直接效用。

长期以来，人们并未认识到企业史作为一项重要企业资源的价值，更谈不上利用。最近十余年，情况有所改观。2010年，苏达比（Roy Suddaby）等人依托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了“企业史可以作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的观点；2018年，凯吕埃（Ludovic Cailluet）等人把企业史的地位上升到“历史战略资源”的高度。

以上观点为企业史赋能管理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推动美国企业史学界达成了以下共识：第一，一个企业的历史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很难被竞争对手模仿或替代的；第二，必须将企业史进行“管理”，并将这种管理视为战略管理的一部分；第三，历史是企业独有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第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根据公司管理者的意图，在不违反道德规范基础上，对企业的历史进行适当的“修饰”。据此，笔者提出了借史助力企业管理的几条关键路径。

企业史赋能企业管理的主要路径

保存与管理企业历史。企业档案是企业发展的见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代、福特、西尔斯·罗巴克、纽约人寿保险、礼来、宝洁、美国银行、可口可乐等公司就开始建立档案系统。如今几乎所有的美国著名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档案馆。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遗产档案馆不但有大量文献资料，还收藏了“八百多万张照片、22万部视频母带、2.5万部电影胶片和150万个数字媒体文件”。企业档案馆不仅是企业档案管理中心，同时也兼具企业史研究中心、工业文化遗产中心等诸多角色。

增加品牌知名度。美国很多大公司官网都设有“历史”或“遗产”栏目，将全面呈现企业发展史作为重要的品牌宣传方式。波音公司还专设历史服务团队，负责“保护波音公司及其所有传统公司的历史，向媒体展示波音公司的风采，并保存员工和团队成就的永久记录”；富国银行专设“公司历史学家”与“公司档案员”岗位负责公司的口述历史项目，而且还在官网的历史栏目中将众多珍贵历史资料以电子版方式悉数公开。

培训高管。学习企业的历史对培养未来的商业领袖十分重要。著名投资人芒格（Charlie Thomas Munger）一直对哈佛商学院早期的企业史课程念念不忘，他在2021年2月Daily Journal股东会上指出：“在企业史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行业的起起伏伏，体会到经济变化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这种背景知识非常有益。”

建造企业博物馆与工业遗产园区。企业博物馆与工业遗产园区是企业史的物质形式，包含着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等历史活动信息。企业博物馆可以在塑造企业身份和形象方面发挥作用，如亨利·福特汽车博物馆、波音飞行博物馆、克莱斯勒汽车博物馆、通用汽车博物馆、荷美尔SPAM博物馆等。将工业遗产园区与文旅业结合可以为到访者提供“品牌体验”之旅，如可口可乐世界、乐高主题公园、好时巧克力世界等。

四、“入史”：以史留名

企业（家）入史与企业史学家

编撰企业（家）传记是企业（家）入史最常见的方式。著名大企业大都有自己的企业传记，著名企业家也是出版商青睐的对象。目前各种企业（家）题材的传记作品层出不穷，从内容看，既有虚构类的也有非虚构类的；从创作者看，更是百花齐放，文学家的作品称作传记文学，小说家的作品称作商人小说，财经作家的作品称企业（家）传记，经济、管理学者的作品称作经管类畅销书，媒体人的作品称作专题访谈或报道，等等。

然而，笔者始终相信，既有学术严谨性（如材料的使用符合历史学规范），又有可读性的企业史志才是最好的企业传记。哈佛商学院麾下企业史学家的新企业史著作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些著作既具有可读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又具有实践性——将学术功能向社会功能转变；研究方法多样化，在文字记录的基础上，增加了口述资料作为资料来源；创作形式灵活，从以往历史学家习惯的独立研究，转向与企业家、财经作家等合作。此外，企业史学家对资料搜集、整理与甄别遵循严格的史学规范，这是企业史学家作品与其他企业题材著作最显著的区别。

企业（家）入史的组织方式

以往企业编撰企业史的一般做法是将企业史编撰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任务，并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大多数由总经办或行政人事部门承担）。笔者认为，企业史志的编撰是管理活动而非一项简单任务。

因此，作为由企业发起的以提高企业实践者历史思维能力的专项企业文化活动，企业史志编撰的启动机制可以仿效企业引入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精益管理等的做法与程序。企业史志编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企业文化各个部分进行重新梳理与整合。通过企业史编撰这一管理手段，可以将品牌建设、企业档案管理、员工培训等一项项单独的任务串联起来，助力企业战略管理长远目标的实现。

由企业史学家与公司内部人员等组成写作小组，是目前美国编撰企业传记较为成功的组织方式。以《花旗银行（1812—1970）》（1985年被收入《哈佛企业史丛书》）一书为例。钱德勒指出这本书之所以能成为“划时代的著作”，是因为它是“由经济学界的大学者们潜心研究、写作并与花旗银行本身共同通力合作的成果”。

首先，总裁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亲自发起并主导，内部各级管理人员大力支持；其次，花旗银行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学术界专家组成的顾问团来审核和评估这项工作，顾问团主席为钱德勒；最后，该书出版的匿名审稿人为企业史学家威尔金斯（Mira Wilkins），她对书稿提出了“大量的、全面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企业家入史的组织方式与企业入史相似，企业史学家的介入在西方也很常见。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钱德勒早就曾担任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斯隆（Alfred Sloan）《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的企业史顾问，负责对通用汽车公司过去四十多年的商业档案进行系统梳理并参与创作，其贡献得到斯隆的高度肯定。该书能经久不衰，被德鲁克、比尔·盖茨等誉为“伟大的著作”和“最好的商业著作”，与企业史学家的参与有很大关系。

五、慎用企业史：良药还是毒药

企业史既然是史，就必然具有史书的优缺点。如果不论何种情境均“执陈方以医新病”，则企业史难逃毒药之嫌，因此，我们在讨论企业史“用途”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出现的“滥用”“误用”“错用”现象保持高度的警觉。

读史的误区

误区1：选择宣传性与新闻性太强的读物。哈佛商学院首任企业史教席教授格拉斯（Norman Scott Brien Gras）认为这两类企业史是应该坚决“抛弃”的。宣传性太强的读物带有强烈的公共色彩，新闻性太强的读物因为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写就，常常缺乏深入的调查。

误区2：不顾“人”与“事”所处的特殊情境而以单一视角看待问题。史书由人写就，避免不了会带有主观性，描述的事情也会有偏差。因此，需要从多视角看待问题，如郭士纳、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当年拯救公司的举措是否也为后来这两家公司的衰败埋下隐患，这些均需要用长时段的历史思维来具体分析。

误区3：断章取义。一斑窥豹乃读史之大忌。例如，福特的名言“历史是垃圾”（History is bunk）一直以来被某些人用来佐证企业家读史无用论，但已有学者对这句话提出了质疑：其一，此话是“历史或多或少是垃圾”（History is more or less bunk）的阉割版；其二，福特是在回答对裁军有何看法时说这句话的， “历史”一词是特指而不代表历史学所有领域；其三，福特此后热衷于历史的做法与此言相悖，如其建造的格林菲尔德村是美国第一个“活历史”遗址。

误区4：只读“专”史，不读“通”史。史学中“通”是“专”的先导，因此，在读企业（家）个案前，应该阅读本地区、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史。企业家如果能先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读起，然后再读企业史，即我们这里所说的“专”史，就可以将整体与局部很好地联系起来。

借史、入史的误区

误区1：对企业发展史的轻视。一些高科技公司不重视企业的成长史，官网甚至没有设置历史相关栏目。实际上，即便企业成立时间较短，其创始人在创办企业之前的经历也是企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略这一部分会让企业缺少一种历史底蕴之感。

误区2：对外部委托人员撰写企业史时限制过多。企业往往要求委托人只能揭示公司好的一面，此举常让作品沦为歌功颂德的平庸之作。联合利华的做法值得称道，琼斯回忆道：“在写作期间，所有的公司档案都向本人开放，所有的公司管理人都乐于接受采访，这一切最终成就了这本具有独立见解和判断力的历史性著作。”

误区3：责成公司内部公关部门书写。这类没有企业史学家、财经作家等外部人员介入的著作被业界称作Company History（公司史），它主观性强，有夸大公司业绩之嫌，故属于公司史的著作常被轻蔑地称作Coffee-table Book（在公司供浏览的大开本精装画册）。

误区4：聘用没有管理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和没有史学思维的财经作家。历史学家如果没有管理学思维，容易使作品成为公司资料的纯叙事式的堆砌，无法揭示公司的本质。财经作家如果不具备史学思维，在材料使用上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凡事必考据出处，则会导致作品虽具可读性强但公信度较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管理评论，作者：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史方向），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企业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编辑：刘永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