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哪些名人离世?
2024-12-28 07:36

2024年哪些名人离世?

一个个熟悉的人纷纷离我们而去。而我们正在尝试学会告别:记住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或感悟。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谭山山,编辑:苏炜,原文标题:《2024年最大的意难平,是他们》,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文章摘要
2024年多位名人离世,留下永恒影响。

• 🌟 多位世纪老人如叶嘉莹、李政道等离世。

• 📚 作家琼瑶与艾丽丝·门罗的创作与争议。

• 🎬 演员郑佩佩、阿兰·德龙等的传奇人生。

2024年12月6日,是日节气为“大雪”。在作家琼瑶离世两天之后,曾出演电影《情书》的女演员中山美穗离世,再次让人们感到不可置信。


如果说琼瑶小说是60后、70后的青春记忆,那么《情书》则标志着80后的共同触动——电影里渡边博子那句“你还好吗?我很好!”,曾经直抵无数人的心灵。在大雪时节,这两位“纯爱”代表人物像雪花一样,融入天地之中。


贝肯鲍尔、鸟山明、黄永松、齐邦媛、马识途、保罗·奥斯特、艾丽丝·门罗、魏明伦、郑佩佩、乐黛云、李政道、周光召、阿兰·德龙、玛吉·史密斯、西田敏行、痖弦、聂华苓、谷川俊太郎、叶嘉莹……这一年,一个个熟悉的公众人物纷纷离我们而去;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场场别离也在不同家庭发生。


在种种情绪涌上心头、难以言表之时,我们也在尝试学会告别:记住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带给我们的感动或感悟。


一、“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


3月28日离世的齐邦媛、8月4日离世的李政道、8月17日离世的周光召、10月21日离世的聂华苓、11月24日离世的叶嘉莹,他们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堪称“世纪老人”。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年轻时都曾经历动荡岁月,日后在各自领域成为明灯般的存在,依然勤勉有加,终生耕耘不辍。


1924年7月2日生于北京的叶嘉莹,在度过100周岁生日数月后离世。她曾说自己一生有两大嗜好:一是好诗,二是好为人师。


“我从三四岁开始背诗,55岁到南开(大学),到现在已将近100岁,我一生一世都是以讲诗歌为我的工作。古书有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如果你学了诗,内心之中就对于人类、世界、万物有一种关怀,看到草木的生发就欣喜,看到草木的零落就悲哀,是诗的感发使人与人之间有了沟通和交流,也使人对于万物有了兴发感动的关怀。诗可以使人心不死。”2023年8月,叶嘉莹在一段视频中如此说。


叶嘉莹一生中曾遭遇三次重创:一是少年时丧母;二是与丈夫的不幸婚姻;三是中年时丧女。


她在辅仁大学就读时师从顾随。顾随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


叶嘉莹回顾,当她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尤其是丧女之痛后,才对这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


1999年,叶嘉莹写下这样的词句:“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在诗词中所领悟到的那么多美好内涵,她希望尽力传递出去,“让年轻人不至于茫然”。在学生眼中,叶嘉莹是一尊发光体,散发着祥和的光晕及欣欣的生命力。


纯粹、执着,似乎是那一代学人共有的宝贵品格。


李政道1926年11月出生于上海。因为战乱,他就读的浙江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相继停办,导致他并未获得毕业文凭。1946年,经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推荐,李政道赴美就学,成为“原子弹之父”恩利克·费米的博士生。


读博期间,李政道向导师费米学习,凌晨三四点即开始工作。他曾经表示:“我生命的活力就是来自物理的挑战。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工作,已变成下意识的事情,所以不以为奇、不以为苦。”直至晚年,李政道仍保持这一工作习惯,口头禅是“累则小睡,醒则干”。


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凭借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双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创下中国人首获诺奖的纪录。而对中国物理学界来说,李政道更令人铭记的是,他一手打通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


1979年,李政道发起“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日后,他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CUSPEA比自己做宇称不守恒更有意义。实验物理学家、著有《天语物道:李政道评传》的赵天池也在那一年第一次见到李政道。


当时,李政道在北京科技会堂做基本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的专题报告,赵天池记得,李政道穿着熨帖的衬衫,从上午到下午连讲7小时,还给学生传授做物理研究的方法论。“他精力充沛,下午讲累了就从裤兜里掏出一块花花绿绿的东西吃掉,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士力架。”


1929年5月出生于湖南宁乡的周光召,曾经被李政道称赞:“在我们同行中,他也是相当出色的。”周光召原本想学电机,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让他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兴趣。


20世纪50年代,周光召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做研究,以33篇论文蜚声海外。据杨振宁回忆,周光召当时被美国方面视为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最杰出的年轻科学家”。


接下来,他一度“消失”,直到几十年后他的名字再次出现,人们才知道,彼时他正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制。他谦称,如果把制造原子弹比作集体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那自己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2024年8月,95岁的周光召在李政道逝世十多天后辞世。这批上个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物理学人,生命的轨迹在跨越世纪后完满交汇。


二、“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


5月13日离世的艾丽丝·门罗、12月4日离世的琼瑶,都有过“疯了一样写作”的时期。


1963年,琼瑶第一部长篇小说《窗外》在《皇冠》杂志7月号发表。两个月后,《窗外》推出单行本,随即一再加印,成为畅销书。琼瑶将之视为一种命定——“我以后的生命,就全部改写了。”


一方面,《皇冠》创办人平鑫涛的肯定,让琼瑶有知遇之感(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日后将与这个人深度绑定);另一方面,她的父母指责她不但写师生恋故事,还“出卖父母”,第一任丈夫也因此跟她反目。


那一年,琼瑶25岁,“发疯一样地写作”:她一边写中篇小说集《六个梦》,一边写长篇小说《烟雨蒙蒙》。因为,她需要证明自己除了能写出《窗外》这种自传式作品,也有能力写别的题材。


同一年,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时年32岁的艾丽丝·门罗跟丈夫搬到维多利亚市,夫妇二人在一条小巷内创办了门罗书店。


开了书店,除了做家务、照顾孩子,门罗还得再分出一块时间给书店,写作时间被压缩到少之又少。39岁那年,有一段时间,她每天写到凌晨1点,然后早上6点起床。她当时觉得自己就快死了,心脏病都快发作了,然后想到:“好吧,死就死吧,反正我现在已经写了很多了。然后他们就会明白,我这么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种更好的小说能否拯救世界?总是有那么一点儿小小的希望(奇怪的事情确实会发生),但回答几乎肯定是不,它不能。尽管如此,它却很有希望拯救你的灵魂。”在为门罗代表作《逃离》所作的序言中,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这样写道。


门罗去世后,她的小女儿安德里亚·罗宾·斯金纳公开表示,自己童年时曾遭门罗的第二任丈夫性侵,而母亲明知此事,却选择了原谅,并与那个人度过余生。


对此,不免有人感到失望。有网友写道:“也许是我真心尊重过她,才会有这样的失望。当一个人可以让你觉得她有勇气剖析、面对和修复多个伤口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错觉,仿佛在现实生活中,她对自己也会有如此的勇气和坦然。”也有人认为,作家能看到人性的悲剧,然而这并不代表她或他就能避免置身其中。


琼瑶其人、其作也曾饱受争议。前者是因为她跟平鑫涛长达十几年的婚外恋,后者是因为她的小说及其改编影视剧被归入“言情”类,还有用力过猛之嫌——20世纪90年代,王朔甚至将琼瑶小说列为“四大俗”之一。


但回到“琼瑶热”的年代,琼瑶的女主角敢爱敢恨,真爱至上,令女性读者备受感染。这种不顾一切的爱,也成为她们“寻找自我”的途径之一。


80后作家李静睿看过琼瑶的全部作品,她在琼瑶去世后重读《燃烧吧!火鸟》,再次从中感受到“那种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才是我从琼瑶那里感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相信爱,相信自由,相信人可以通过爱获得自由。”


琼瑶在遗书中写道:“我是‘火花’,我已尽力燃烧过。”她这一生,直到终点,都很“琼瑶”。


三、“我也红过,很红过”


有着传奇经历的聂华苓,形容自己“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她自比为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中国)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即美国艾奥瓦州)”。


她最终落脚艾奥瓦,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共同创立“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各国作家进行创作与交流。王蒙、汪曾祺、莫言、王安忆、阿城、毕飞宇、张悦然等中国作家都曾受邀参加。


如果说作家们在不同文本里体验人生,那么演员们则是通过不同角色演绎人生。7月17日辞世的郑佩佩,她生前在一次受访时说:“人生如戏,但演戏一定会有个ending,人生其实不那么容易有ending……这部戏比较长,要你自己导、自己演、自己编,然后自己去承受所有的代价。”


说到郑佩佩,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卧虎藏龙》里的反派“碧眼狐狸”,或者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夫人。在《花儿与少年》第一季中,歌手华晨宇第一次见到郑佩佩,不知道怎么称呼她,支吾半天蹦出“华府”两个字。郑佩佩善解人意地接上一句:“华夫人。”


在这档综艺节目中,郑佩佩表示:“五十几年了,在香港每一个人都认识我……我也红过,很红过。红的时候,我也是每天坐公共汽车。”确实,1966年,20岁的郑佩佩就以《大醉侠》中的侠女角色,成为当红武打明星。1970年,她结婚、息影;1987年离婚后复出,华夫人、碧眼狐狸就是她复出后出演的。


娱评人萝贝贝评论道:“只有真正的巨星才能这样平平淡淡地说出这些话。红过,是真的,但是红的时候也不在云端,老了,年轻人见到自己就喊‘华夫人’,也很好。”


8月18日去世的阿兰·德龙,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淡出影坛,但中国观众一直没有忘记他,称他为“永恒的佐罗”——1978年,《佐罗》在中国大陆地区公映,由阿兰·德龙演绎的黑衣蒙面侠客佐罗,迅速俘获了观众的心。


据统计,有超7000万名中国观众观看过《佐罗》。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阿兰·德龙和《追捕》中的高仓健一样,都是男子气概的具象化。


佐罗形象风靡一时,以至于为其配音的童自荣也被赋魅,成为最受欢迎的配音演员之一。阿兰·德龙曾应邀到中国访问。他表示,正是因为中国观众的热烈追捧,法国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偶像。


9月27日,就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在中国重映之前,扮演麦格教授的英国资深演员玛吉·史密斯在医院安详离世。


很多哈迷将玛吉·史密斯视为演绎麦格教授的不二人选。“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角色德拉科·马尔福的扮演者汤姆·费尔顿在自传《魔杖之外》中如此评价玛吉·史密斯:“正如麦格教授本人,玛吉给人一种镇定自若、不怒自威的感觉,还总是隐隐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他还写道:“即使身为一名斯莱特林,我也由衷地尊敬她。”


四、“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回忆”


“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童年里一个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有网友这样评论玛吉·史密斯的离去。其实,我们大可这样理解:在魔法世界里,已经离世的人,比如邓布利多教授,仍然在他的照片上活着,随时陪伴着我们。


同理,在现实世界里,一个人离去了,我们也可以在其留下的作品里,与之一次又一次相遇。


比如4月30日离世的保罗·奥斯特,他的作品《幻影书》里第一句话就是:“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在译者孔亚雷看来,这句话就像是为所有离开这个世界的好作家写的一句奇妙悼词。“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当然,任何洞悉文学与生命秘密的人都知道,他没有。”


比如11月13日离世的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这首《二十亿光年的孤独》:“火星人在小小的球体上/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或许啰哩哩、起噜噜、哈啦啦着吗)/但有时也很想拥有地球上的朋友/那可是千真万确的事”。


又或者,我们可以重温中山美穗的经典作品——当然不仅仅是《情书》。《情书》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别人的回忆,尽力让它美好吧。”中山美穗和木村拓哉主演的电视剧《沉睡的森林》里,有句台词:“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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