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欧阳诗蕾，原文标题：《公路旅行：和旅行作家刘子超一起穿过大兴安岭》，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旅行是一种逃避吗？为什么在旅游网站和游记盛行的21世纪，严肃的旅行文学作家还值得作为一种职业？刘子超在九年里几乎去了中亚能去到的所有地方，帕米尔无人区、前苏联的核爆试验场……写了一本22万字的《失落的卫星》。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一波又一波时代浪潮里，他执着于那些失落之国、部落和远古族群。
这一次，五天的公路旅行。两个不熟的人，将穿过大兴安岭，沿着中俄国界河额尔古纳前行。路上偶尔尝试交谈，但一定不是我们熟悉的城市咖啡馆里的聊天：在担心冷场中枪林弹雨一般的妙语连珠。现在，我们出发。
一、陌生的邻居
沿着风与路，车从海拉尔游荡到了草原里，我几乎把头探出窗外，九月中旬，北京连着工作已被车远远抛到脑后，山野无尽。
一旁开车的刘子超平视着前方，作为专职旅行作家，这几年他只身出入中亚各国，对将至之地的历史人文很熟悉，并有着作为旅伴最珍贵的品质——安静，车上宜人的长时间安静。
他偶尔活动脖子，更偶尔视线偏航望一眼风景。
过去五年，刘子超去了中欧南亚东南亚中亚，写了三本旅行文学，第三本《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刚出不久。他几乎去了中亚能去到的所有地方，帕米尔无人区、前苏联的核爆试验场、曾在历史惊骇一时如今几近消失的城市——苏联解体后，那些地球村里几乎最被遗忘的、我们陌生的邻居。
为什么在旅游网站和游记盛行的21世纪，严肃的旅行文学作家还值得作为一种职业？想起这些我又望着窗外草原出神，开车的人忽然愉快指着远处一座白塔，“看，还是来北海公园了。”
“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的北京北海公园，是我们原本要去的地方。一场拖了三个月的采访，我正要把预约门票的叮嘱发出时，他的信息发来：
“我正打算去大兴安岭，你要不要去？”
二、驯鹿上山了吗？
三天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碰头。中午在海拉尔市一家火锅店，这儿饭量显然比北京大，我们望着盛上的一碗硕大米饭瞪圆了眼睛。
“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驯鹿。”刘子超有点儿高兴地说。
他托朋友找到一位在根河的鄂温克族驯鹿人，儿子住在城郊部落聚居点，颇新潮，父母仍生活在大兴安岭深林养驯鹿。“不过下雨鹿就上山了，就看不着鹿了。”他兴致勃勃介绍起鄂温克族和鲜卑的渊源，我们将经过额尔古纳——像要从里面嚼出什么似的念着这个名字，“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是一个市。”我心里说。
我和刘子超之前见过两次。一次是他和历史学家罗新关于《失落的卫星》的对谈，年轻时读了大量苏俄文学的罗新在过去十年常去中亚，但接触的都是当地同行，这是罗新读到的第一本中国人写的中亚纪行，57岁的他羡慕作者在中亚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
另一次是和他吃饭的人拉上我，“子超属于超级大闷锅，我都不知道和他说啥。”他很少谈论自己，社交网络上个人生活完全隐形，在他前两本书里我也看不清作者本人。那次见面，我们一直在等店员通知打烊。
第三次见面很快结束，我借口要午睡提前离开。作者还是在书里更亲切一些——整个下午我都在咖啡馆看他的新书，几次笑出声。收到他问我在哪吃晚饭的信息时，我正看到书里人坐车贴着阿富汗边境前行，司机想让他换到低于票价的后排座位——我马上回复今晚有稿要编，再接着看书。
出发，“今天我们先去额尔古纳，再到根河歇下。”第二天换上自驾车后，刘子超边开车边说。他给我看过这一程的路线图，我们将穿过大兴安岭——我只在小学课本见过的景色，他曾坐着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绕过大兴安岭外围，两天窗外都是金色森林。那趟火车上，人们从早上九点多就开始喝酒，整个车厢都是伏特加和黑面包气味。
车上很安静。音响无法连蓝牙，他徒劳地调了一下收音机功能。我全神贯注地看风景，有时想起要写的这篇采访稿，又问一些徒劳的问题：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反问。
但听到我说林间有采蘑菇的人时，他马上掉头往回开，走进白桦林找到采蘑菇的夫妇聊起来。他们住在我们要去的根河市，大兴安岭的蘑菇采摘季到了，前一晚下雨，林里冒出许多白桦菇，这个下午他们摘了两桶。过了会儿，“聊的差不多了。”他和我说，我们离开。
刘子超的旅行写作第一站是印度，约等于把新手空投到塔尖历练。这是他2011年当记者时旅行杂志《穿越ACROSS》的一期封面报道，派五位记者各走一个月印度，他走的佛陀之路，一个月下来，人瘦了十斤。那期印度专题有关于尼赫鲁政治家族、塔塔经济家族等颇有分量的新闻特写报道，但他那篇《穿越印度的火车之旅》不太一样，更像19世纪西方作家们赴远方、富有探索性和人文性的旅行文学。
车到根河遇上大雨，那户人家告诉我们驯鹿上山了。但在鄂温克猎民聚居的敖鲁古雅，有个地方或许可以上山找鹿。距离敖鲁古雅还有4公里，“要去吗？”他问。
“不去了。”我说。
他接着开过去，我们到达敖鲁古雅，聚居地竟然要收100元门票，里头只有漂亮木屋售卖鹿制品。但有另一条上山路，需要穿过城区，再开二十多公里小路。“还要再开吗？”他说。
“不要了。”我说。
然后他继续往前开去，大雨瓢泼，进山口被封山架拦住。我们没见到驯鹿，但大雨中，出现了两道光柱一般的巨大彩虹。
“今天的工作结束了。”车到旅店门口，他满意地说。
我回房点外卖，接着编那篇不存在的稿子。他去吃晚饭，发来一张“鲜卑”啤酒照片，我扫了一眼继续看书；书里已经到吉尔吉斯斯坦的塔姆加了。
三、白桦林里的改道
“去莫尔道嘎的路封了。”
在根河一家羊肉烧麦店吃早餐时，刘子超以一种试图让我别担心的语气说道，看我依然忙于烧麦，他加重语气，又加了砝码，“如果路上出现修路、断路，或其他情况，我们就得折回根河，再想其他办法。”
我们决定改道，山雾还悬在林梢，走两条小路弯到原本要去的莫尔道嘎。山路边停着三轮车和装蘑菇的桶子，一些人把封山架抬起，骑摩托进了山。根河是森林与草原的界线，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大草原在此交汇，一边是草原、河流，一边是森林、山岗。
“再往前就是林区，手机就没信号了。”他说。
信号消失前，我在车上还不时收到工作信息，他安静听完我关于工作的气话。他辞职写作后，我陆续在他以前工作过的两家杂志工作，听不同人说起他，在赶稿和旷工中看他在杂志上一页一页走去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在前单位时，编辑常劝我想一想以后的出路，“你不能一直当记者吧？”举的正面案例是只身赴中亚写中亚的刘子超和一位用几年时间重走西南联大之路的前辈——“做一些属于你自己、真正重要、能抵抗时间的东西”。
去年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担任顾问的首届“全球真实故事奖”中，一个中国人视角的中亚失落之国——刘子超写的乌兹别克获了特别关注奖。
刘子超从高中起就想当作家。那时他读着国内先锋派文学和海明威们，投稿到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了二等奖，同届获奖者有郭敬明。北师大二附的文科实验班同学们也爱写作，大家还自费出了本作品合集。200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进了南方报业当记者，每次采访完作家和导演，他就想自己的作品在哪儿。
写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父辈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没经历过饥饿和战争，找不到“支点”，只好在业余时间译书。
一切都是新发生和新建的，经验始终是崭新的，他这代人都会有这种错觉——飞速变化和发展是世界的常态。2012年，他在旅行杂志《穿越ACROSS》当记者出差去中欧自驾时，像站在了历史岔口。二战后加入苏联阵营的前东德、捷克、波兰、前南斯拉夫等八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了制度转型，这片地区始终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于自己的独特。相比新世纪后变化迅速的中国，“中欧经历过了‘变化’后，定格在了那儿，很多东西慢慢磨损、折旧。”他说。
他当时写到80后一代“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猛的30年，目睹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见证了一波又一波的时代浪潮。我们希望找到某种恒定的东西。”那时他还是位青涩的新晋旅行者，很容易浪漫，很容易感动，与陌生人蜻蜓点水的几句交谈也放心上，回国写稿时还郑重其事地话别：
“你要是写布拉格的话，一定要写写米洛斯拉夫。”临走前，米洛斯拉夫醉醺醺地对我说，“你就写，米洛斯拉夫有三个漂亮的女儿，他幸福地生活在布拉格。”
我告诉他，我一定会这样写。
现在，米洛斯拉夫，我写下了这句话。我希望你和多米尼卡、艾莉丝卡、安娜能继续幸福地生活——在布拉格，或者在别处。
三年里，他一次次回到中欧，着迷于赫拉巴尔、卡夫卡、哈维尔们的痕迹，偶遇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又要根据书本厚度判断“不是《罪与罚》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20多岁，自我沉湎式地游历，情感一开闸，历史与文学、个人经历如发大水一样漫在书里——他后来把中欧旅程写成自己的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2015年出版，豆瓣评分不错，销量不行，“掉书袋、无意义堆砌”等批评不少。
新书出版第二年，32岁的刘子超从媒体辞职，列好要写的地方，规划线路，每年像游牧民族一样在固定时间出行累积约半年，剩下半年就写作、译书。
当记者采写社会报道时，他有时苦于几千字里总要给出一个完整逻辑或定论，“但有些事你去采访，发现就不存在一个看似合理的简单逻辑，更不说定论，世界的复杂程度是不能用短短一万字理清的。”文学不用泾渭分明，书的容量更大，他想用写书来对冲以前当记者的副作用。
工作第一年的记忆只剩三个新闻标题：天价钉子户的人生传奇、福建元代沉船挑战盗宝者、华裔美军士兵成长简史。“可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呢？”他能想起的全是采访对象的人生片段，当记者久了，他觉得自己生活被不断切成一个个小的采访，其他工作虽然接触不到这么多人，但对自己生活有更多沉浸和体验，不至总围绕着一个一个采访对象打转去努力感受和理解别人的人生，36岁的他望着我：“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我也望着我的采访对象，这不就是此刻我在做的吗？
26岁的记者刘子超去了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那是十年前，他站在国门处看着通往中亚的卡车队列和远方壮阔的天山，对国境口岸另一边的哈萨克斯坦和那边的人无限好奇。第二年秋，他去了乌兹别克斯坦，像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又遇见突厥人波斯人俄罗斯人……有种强烈震撼，历史中的撒马尔罕和七河之地不再是虚构之所，而国际新闻中正值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
回国写了一千来字便写不下去，巨大篇章展现在他面前，他抓不住。
四、界线在日落日升间
我们在黄昏抵达中俄边境的室韦口岸，日落在蜿蜒的额尔古纳河面，波粼泛动。卡在两个景区化的村落之间，车停下，我们分了罐啤酒，站在国境网前看太阳一点点掉下去。
森林在这一程到了尽头。大兴安岭北麓的额尔古纳河是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南岸一群人聚在山头拿手机拍北岸，北岸没人。“每次我站在这边时，就会想我过不去的那个地方的人的生活。”我望着北岸喝酒。刘子超后来又说起“蒙兀室韦”：你想，这里是蒙古的发源地、现代蒙古族的祖先，室韦是“鲜卑”的同词异译……“你知道，‘欧阳’也是个鲜卑姓氏。”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和那些远古的、现在看不到的东西有特殊的勾连，但对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没什么特别情感。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十三四岁时的快乐是初中上学路十公里，6点半出门，蹬上自行车，围着后海穿胡同。等冬天结冰，他就骑车在冰上溜，一溜飞很远。“现在后海早成了酒吧一条街了。”他说，北京也在新世纪后的城建中陌生起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中生刘子超看了电视剧《多瑙河·黄太阳》：一批下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90年代初去中欧卖衣服做轻工业生意。到31岁，他去匈牙利一个中国城四虎市场时，遇到了一些仍在经商的中国人，“那些失败了不在这儿做生意的人去哪了？”剧里印象最深的一幕在火车上，一个下海知识分子背着廉价国货坐在去西方的火车上，在窗前读一本俄国小说。他想自己要在那个年代，也一定是其中一员。
我不太能理解他这样的人对边缘人物、对失败的这种感同身受——首都长大，北大毕业，行业前辈，全职作家，36岁前出了三本书，译了四本书。
2015年，31岁的刘子超出版的第一本书《午夜降临前抵达》获得单向街书店首届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同一年，他任职四年的《穿越》杂志停刊。当记者的几年里，他在若干家媒体里打转，每当处在棘手环境，他就申请一个国外读书项目离开，和单位辞职。
《穿越》停刊后， 他回到《南方人物周刊》， 原来做着一样工作的朋友和同事开始创业，朋友圈里一轮一轮的泛媒体类的创业企划书、A轮B轮投资的进展消息源源不断。站在分岔口，他也动了心，甚至和熟悉的人具体介绍过一个旅游媒体类的创业项目的想法。
但这一年，他最终决定去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院待两个学期，然后辞了职。在朋友圈里看北京，创业景象热火朝天，但接着，很多分享创业进展的朋友和前同事慢慢在朋友圈里消失了。他想如果自己在国内，很可能被浪潮裹着做些事、失败，再消失。“那些没成功像潮水一样被冲走的那些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吗了。因为失败者就默默地就走了，难道你失败了还要大张旗鼓吗？”
大学时，北京大学的文学社迎新大会上，那些最被看好未来成为作家的文学青年挨个上台自我介绍。社长上台，滔滔不绝。到编辑部主任，“大家好，我叫刘子超。”就下去了。
后来，那些最被看好的青年们，有的在中央党校当老师后又回北大中文系任教；也有人赶上教育发展大潮，成了知名培训机构里的核心人物。往日在主流道路同行的同学们继续晋升创业、讨论买车买房孩子补习班时，刘子超忽然岔开道口，走去另一个方向。
30出头，刘子超从牛津回北京后，没找工作，开始一趟一趟地跑去中亚——同时，他把这之前的旅行文章梳理补充成第二本书《沿着季风的方向》，并打算在第三本书里挑硬弓拉。没有稳定收入和出差报销可随心出游了，积蓄少，他申请了一些写作项目资金，又给杂志写稿。但他当然不用像一些北漂的专职写作者那样离开北京，因为北京就是他的家。
前两本书无人问津，父母没明劝，但偶尔也让他知道，“行了，差不多了，该找个正经事了”。
第三本书出版，有人关注，两个月销量两万多册——在纯文学出版界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父母不再说什么。他去了几个城市签售，沙龙里和人对谈。“我很羡慕你啊，你很自由，还在坚持写作啊。”总有以前认识的人这样对他说，他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好谢谢。
“其实现在就我做这事，也没有很多人会当成很重要的事。”晚饭后喝酒时，他说起来，从牛津回国后他有很大动力去写中亚。
前两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来源于《穿越》时期的出差，当时的旅行大多出于冲动或纯粹好奇。但中亚旅程在出发前就已经有了东西方国际二元视角中夹缝的观照和强烈自我意识，“中亚很多人想要去更大的世界找到一个立足之地，我当时也想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和谋生手段。这种迷茫和寻觅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他们。”
他继续说着，我收到朋友从上海发来的信息，“我在看子超的游记，他已经到塔姆加了。”
五、寻找消失的黑山头
中亚许多城市的相似街景总给人一种恍惚感，比如棋盘一样规划整齐的街道、高大行道树、雕像众多的公园，刘子超有时有种被遗弃感，来自那些苏联国家意志的遗迹。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他遇到一个给自己起中文名叫“幸运”的年轻人，小时候学俄语，后来学英语，现在又学中文，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哥！”
出发前，他没想过现在的中国在中亚的意义，直到在一个个城市里见到一些中国援助的基建项目和孔子学院等，最后他把中亚定义成一个失落的卫星，放进整个世界和历史的版图里。
“卫星不就是总要找一个行星围着它转吗？”他反观中国，感到以往认为理所当然的高速发展和机会其实那么偶然，“完全可能就像中亚一样继续保持这种失落的状态，在一些历史岔口就消失了。”
在我们通往黑山头古城的路上，沿途很多部落和旗都成了景区，连手机导航也失效，在一望无垠的草原播报“注意前方路段拥堵”。我望风景时，一转头看到刘子超还在专注开车，不能四处张望，就为自己没驾照这件事感到很不好意思。
车贴着额尔古纳河和中俄国境线前进。油画一样的金色河对岸，有人在钓鱼，“Tоварищ（同志）！”他脱口而出，拉上我一起和对面打招呼，“我们一起说‘Tоварищ’！” 26岁在霍尔果斯口岸望出去后，他每年都看几本中亚的书，甚至去学俄语、乌兹别克语。九年里他前往中亚6次，到中亚五国，一次一条线路，收尾在去年4月的哈萨克斯坦。
这次出行，他的洗漱用品都是便携小瓶装，行李整齐叠在行李箱，背包机动。早晚分别做30个俯卧撑、40个仰卧起坐——我老听到隔壁屋有动静，在一次早饭时发现原因。开车、吃住、路程都是他负责，颠簸途中，他也认真吃三餐，不吃我买的垃圾食品。“你平时出差时吃饭怎么办啊？”他问。
他的写作旅行比我更像出差：出行前把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分成不同切面，再在旅行中找到对应的有代表性的人聊天，他随身携带可换芯的笔记本记关键词。一个城市短时三四天，长时十天，等素材累积够了就去下一个地方。找人有技巧：新潮的地方会遇到能讲英语的人，传统的地方能遇到不同阶层的人，饭馆、咖啡馆、酒吧，网络平台……想用多维度视角碰撞出一个更广阔的图景，他身上依然保留着媒体公共性写作的塑造，“我从来就没想写我自己在中亚怎么着了，本意还是通过我的经历和视角反映历史与世界的流动轨迹和风向，反映中亚这片区域的人心和面貌。”
抵达成了一切的意义。为了写作，旅行被削减了纯粹出游时的轻松，但推着他路上不断和人“套瓷”，问出那些当记者时无法问出口和追问的话，外国游客的身份也让他收获不少坦诚回答。找不到人时，他也有点沮丧、着急。行程结束后还有大量素材要整理成文，核试验场那篇成稿后他又改了一个月，最后半夜醒来都在背里面的话。
他在杜尚别的一周如局外人般在外围盘旋，但写作中又打捞起很多一闪而过的瞬间，最后成了书里流传最广的一篇。那位“幸运”在申请中国大学时，面试官因为刘子超的文章认出了幸运，现在幸运在北京留学。
直到日落，我们还是没找到黑山头古城。
这天我在路上睡着了好几次，他也停车睡了会儿。“是不是路上风景太单调了？”他问，草原在窗外摇摇晃晃，绿到泛黄。
“一个人的时候更难熬啊。”他的平时旅行大多都这样，“非常容易疲倦，非常容易觉得无聊。但旅行作为一种工作的话，它就是一种常态。”车停路断、定好的住处没了是常事，偶尔暴风雪在天山深林迷路，夜里差点一脚跌进大河，前一天经过的地方出现ISIS碾杀事件。但更难的是那些要在一瞬间下的决定，这个决定往往会影响到最后所有事的呈现。这比看书学俄语做行程计划都难。
书里没写过他这些迟疑，“这有什么可说的呢？都是一瞬里自己的决定。而且，操，这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我这点屁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他社交网络也完全隐形。
在中亚的颠簸路上，他有时和妻子、父母几天不联系，家人们也不会联系他。“我一直都是这个性格，自己可以照顾自己。我没‘被关心’这个需求，别人也不是非有这个需求不可。”
中亚的城市之间，还有许多荒凉的陌生地方，一次司机绕路把他放在自己亲戚民宿前，两侧光秃秃的石山间，骑小毛驴的少年缓缓走来和他招手，没人认识他，谁也不在意他，他也可以成为任何人，旅行者置身其间，又有超然世外的特权。“这就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充满琐碎的细节，而我用尽所能来理解它们——这让我感到自由。”
“每次在旅行时我都有种恍惚，生命像一场幻觉。”这天我们又回到额尔古纳，晚饭后喝酒，我说，“有时我甚至都不太相信自己在这一刻看见的、感受到的，因为你知道你的写作可以篡改回忆，好像你当下受的真实的苦是不重要的，你写下的东西才会刻在生命里。”
“是的，我也这么想。因为其实很多对话一晃而过，你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过去了。实际上，日后写作会像炼金术一样，一点点提炼出那些无聊里一闪而过的元素，让你发现那些事的真正意义。”他获取现实世界“支点”的过程就是写作，如果不能以写作这一艰苦方式对所见所闻所想加以确认，那所有发生的都会消散。
他说起70多岁还在旅行和写作的保罗·索鲁、奈保尔，原计划接下来要写的环黑海和环地中海，现在哪条路线能成就先去哪儿。“我也想七八十还在走，还继续写。”
书里的行程到了尽头，这晚我读到他从自己26岁时在霍尔果斯口岸探望的另一头走了出来。穿过十年时间，路过一个个岔口，被抹去迟疑和疲倦的22万字长路一句收尾——“我走出海关大楼，穿过空旷的广场，回头眺望天山。”
六、失落的卫星
我们的行程到了尽头。竟然到了公园，满洲里市，在苏联红军烈士公园里红星与战士雕塑的背影里，“我觉得你在中亚这本比你《午夜》时和人亲近了很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
“是吗？我其实跟好多人都还有联系，如果明年能去，我可能还去找他们玩儿。不想人走了就没信了，我不想让他们有这种失落感。”这几天，他还在和吉尔吉斯坦遇到的人聊天。我们坐在长椅各拿一瓶啤酒，一瓶没开，一瓶空了。
这糟糕的一年。今年我也还是在当记者，新闻千变万瞬，有种什么也抓不住的徒劳。刘子超今年在家译书和改小说，去年开始写的一个记者去欧洲领奖沿途见闻的小说，今年国际形势疫情下急剧一拧，那些乌托邦色彩的故事竟快成了新闻内容了——“我感觉我要发霉了。”“我也是憋得难受。”同行能敲定的原因是两个人都想出去透透气，恰好凑上，明朝散去。
暮色中，白天散落四方的游客都汇聚到了满洲里这家最有名的俄罗斯餐厅前，居民和游客在街上来来往往，我们是其中两个。突然一大朵烟花腾空，炮响声巨，烟花接连不断，一时间街上所有人都驻足望向烟花不断消失又重新腾空的同一个方向。
“像新年！”他转回头望我喊。“是啊！”我也喊。
又一大朵腾空，“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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