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资本侦探”（ID：deep_insights），作者：丁直仁，题图来自IC Photo。
1864年是英国税务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取消了拿破仑战争时代设置的谷物进口税。
谷物进口税又称“玉米法”（Corn Laws，指英国政府向所有进口食品和谷物征税）是19世纪初英国政治斗争的核心所在，它代表了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搏斗——地主们想保持关税以提高自己的收入，但随着工业革命不断壮大的城市制造商，则希望废除关税以降低生活成本。
一场旷日持久的围绕玉米法的辩论展开了，表面上看，支持还是反对玉米法只是一场关于进口税的斗争，但实质上，这场斗争要决定的是英国的未来由谁掌控，谁又会因此飞黄腾达。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又译作《经济学家》，英国经济学人集团出版的杂志）便是在此时应运而生：它的主要创办人是玉米法的反对派，他们要通过杂志来宣传、普及自由贸易的观点。直到今天，《经济学人》依然肩负着这个使命。而围绕玉米法的争论最后以日益强大的制造商大获全胜而结束。
这是丹尼·罗德里克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中描述的一幕。
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经济学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顶级财经媒体的长期撰稿人，罗德里克是研究全球经济的著名专家，《全球化的悖论》则是其系统阐述有关全球化思考的著作。
近年来，在全球化思潮成长下的80后、90后可能面临着一场对既有世界观的强烈冲击：英国脱欧、特朗普掌权等事件，将全球化似乎带到了回头路上。当下大部分年轻人都是在推进全球化的思维和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从愈加繁荣的出境游市场就可见一斑——当时代猝不及防的调转船头，所有人都不免发出疑问：世界到底怎么了？
在长期研究全球化的罗德里克看来，全球化今日遭遇的变局并不是难以预测的现实。
尽管《全球化的悖论》国内版是在近十年前出版的，但罗德里克彼时就已经指出了全球化浪潮下可能蕴藏的风险——从全球化近两年遭遇的变数来看，罗德里克的担忧很有先见之明。
对全球化的批判性思考并不意味着罗德里克是一位反全球化的学者，恰恰相反，罗德里克是推动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只是，在实现怎样的全球化、怎样实现全球化上，罗德里克有着自己的坚持和主张，而这些坚持和主张在变量不断增多的当下，依然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全球化的N次迭代
时至今日，全球化遭遇波折会让人们大感异常，其背后体现的是全球化浪潮的深度渗透。但回溯历史，全球化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贯穿人类近代史和当代史的全球化，实质上经历过多次迭代。
发生于19世纪初的英国“玉米法”斗争，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典型代表。
根据史学家的通常判定，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这一波全球化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汽船、铁路、电报等新科技彻底改变了国际运输和通信，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不断扩大，经济学的理论倾向发生了变化，主要国家的政府大大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降低了关税，解除了贸易禁令。
从1870年开始实施的金本位制，使得大家不再担忧汇率随时变动的问题，资本在各国间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当时的主要经济决策者的信念体系逐渐趋同，资本主义制度也制定和实施了不少推动贸易发展的法规。
在“玉米法”之争以城市制造商大获全胜结束后，英国商业贸易突飞猛进，经济产能剧增，英国的成功让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艳羡不已。为了推动自由贸易，当权者选择走政治捷径：为了让另一个国家降低贸易壁垒，自己先降低本国的，然后跟反对派说这是为了打进外国市场而做出的必要“让步”。
1860年的科布登条约就是这样产生的，条约规定英国降低法国烈酒的关税，交换的条件是法国降低英国工业制品的关税，在这之后，英国跟其他欧陆国家签订了一连串类似条约。
科布登条约最重要的创新之举是最惠国待遇条款。该条款要求签订条约的其中一方自动得到另一方随后给任何第三国的关税优惠。这样形成的贸易条约网络成了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洲国家降低关税的一个重要工具。
得益于种种因素的推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很快兴起。而当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时，英国等国家就会借助国家机器强行将彼时的全球化逻辑在当地贯彻下去——这正是19世纪中国所遭遇的事情。
但是，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世纪中后期遇到了危机，导火索是始于1870年的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很长，对农民的打击尤其大，为此，提高农业关税的保护主义逐渐抬头。而这一次经济衰退同样暴露了金本位制的弊端，反金本位制的呼声渐起。多重变量的出现共同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送入低谷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设置的高关税为保护主义开了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被推出台，欧洲国家也想求助于贸易壁垒来摆脱相似的经济困境，美国的做法成为了借口和导火索，英国很快同流合污。保护主义的风潮也蔓延到了发展中地区。同时，英国海军此时元气大伤，也无法在这些边缘地区强制施行自由贸易。最终的结果是，1929-1937年，世界贸易量减少了一半。
在第一次浪潮之后，全球化元气恢复的重要标志是1944年7月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
各国代表团团长在布雷顿森林合影
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怀特用了大概三周时间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一套新的经济哲学，创建了两个新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作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补充，连同布雷顿森林会议通过的各项协定，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构成资本主义集团的核心内容。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30年，在布雷顿达成的协议控制了世界经济。但因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制度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性，该体系于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结束。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在罗德里克看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在提醒世人，我们渴望的全球性集体议事还是有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有充分的国际制约和贸易开放来保证世界商业繁荣，同时各国政府也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国际经济政策和国内政策目标(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公平分配、社会保险以及国家福利等)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以达到温和的全球化，而不是超级全球化。
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设计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贸易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贸易威胁到国内已达成的分配协议时，贸易就要让步。
正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来没有以自由贸易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部分人看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未能更好的推进全球化。1986年，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举行了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决定进行一场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新一轮谈判，又称“乌拉圭回合”。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贸易谈判，经过将近8年的谈判，作为1995年乌拉圭回合(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后一轮谈判)的高潮部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成立了，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而对这个由WTO引领的全球化新阶段，罗德里克感到忧虑重重。
无法并存的三角
要理解罗德里克为何对新阶段的全球化感到担忧，需要从其对全球化的理解说起。
长期以来，明清时期闭关锁国带来的闭塞、落后，与国门打开后对经济、国力发展的推动的对比，使得对全球化的拥抱与认可深深扎根在国人心中。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固然不错，但这个结论并未完整概括国际贸易方方面面的影响，以及要实现正向结果需要齐备的附属条件。
对于全球化少为人知的“B”面，罗德里克进行了系统阐述。
首先，罗德里克认为，从英国“玉米法”之争的例子中阐明的一个重要道理是：贸易政策对收入分配有着重大影响。
直白一点说：贸易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如果要取得贸易的全部经济效益，一定是缩小某些商业活动，扩大另外一些商业活动——因为经济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会扩张，其他行业就会萎缩。缩小了的行业的所有参与者都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不是暂时的。
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是取得贸易效益的必要基础。现实情况很简单:有得必有失。
书中举例道：我有制衣的专长，虽然我在别的行业找到了工作没有失业，我的收入损失却是永久的。在美国，这种损失应该是改行前的收入的8%~25%。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大重要发现表明某些团体一定会因为自由贸易而长期收入受损。并且，贸易和科技发展截然不同，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同一群人。如果你没有什么技术，也没受什么教育，流动性也不高，自由贸易就会一辈子都跟你过不去。我们就很难说你这次受到伤害了，下次就会得益。
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得有失，就很难说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得了还是失了。
同时，与贸易有关的行为可能违反本国广为接受的社会习俗或契约，如雇用童工、违反劳工权益或者对环境造成破坏。最后，随着贸易变得越来越自由，废除贸易壁垒的经济效益也变得越来越小，重新分配的效果却越来越大，贸易经济存在自我消耗的问题。
以上三个问题是贸易经济存在的内生问题，始终困扰的经济学家们。而在底层逻辑上，贸易经济也存在需要克服的巨大矛盾。
罗德里克阐释道，任何贸易得以进行都是依赖于信任和了解，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体系等存在巨大差别，如何弥补交易鸿沟就成为了全球化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市场对上层建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际市场更是如此。在小社区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大家交往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粮食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交易就不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如果一小撮商人和金融家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之间的交易也能够顺利进行。但是，规模更大、地域范围更广的商业活动要持续发展牵涉的面就会更为复杂：
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
需要产权法来确定所有权；
需要法庭来保证合同得以执行；
需要交易规则来保护买卖双方；
需要警察队伍来惩罚违法乱纪者；
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来管理经济周期，降低周期性；
需要合理的标准和监管来维持金融稳定；
需要贷款人来防止恐慌；
需要健康、安全、劳工及环境等方面的标准，使大家有法可依；
需要有补偿计划，来对在市场上遭受惨重损失的人进行赔偿(市场常常是很残酷的)；
还需要社会保险，来降低市场风险带来的伤害；
需要赋税来为这些职能提供资金。
简而言之，市场不能自我监管、自我稳定、自我合法化，它需要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同时，正是因为政府对本国市场的运作不可或缺，它们才成为了国际市场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在罗德里克看来，全球市场面临着双重问题：它不像本国市场那样，有国内上层建筑的支持，而只能在各国社会制度的夹缝中生存。就算各国对跨国贸易和国际金融没有直接限制，这种双重魔咒也使得全球化非常脆弱，国际贸易成本高昂。全球化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设计它的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贸易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贸易威胁到国内已达成的分配协议时，贸易就要让步。
但是，乌拉圭回合的点睛之笔、取代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WTO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套新的纠纷处理程序。在专家小组裁决中失利的一方可以通过一个新的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裁决。不管判决有利于原告还是被告，上诉法庭做的决定一般是不可改变的，只有这个机构的每一个成员一致同意才能将其推翻。
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告到国际法庭的都是关税和配额的案件。配额逐渐淘汰了，关税又降下来了，而WTO的目标转变为要降低所有阻碍国际商务发展的交易成本，包括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标准。WTO时代的贸易纠纷触动了国内政策领域，这些领域以前是不会受到国外压力威胁的。而现在，赋税体系、食物安全规则、环保条例、促进工业政策等，都会受到贸易伙伴的挑战。
换句话说，在WTO的规则下，缺少一条清晰的界限将国内权利和国外责任完全分开，这也成为很多矛盾的来源。其实，WTO越来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源自这个基本原则的不明确性。同时，WTO还在推动农业、服务业等以前未被纳入的领域纳入全球化的范畴，这进一步增加了全球化面临的风险。罗德里克总结道，“实际情况是我们用没有必要的国内、国际策略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破坏。结果是我们会面临以下风险：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越演越烈。”
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引发的系列事件和变化可以看出，罗德里克的预言不幸言中。
如何解决问题？在书中，罗德里克给读者提供了三个选择：
选择限制国内民主，对全球经济不时带来的社会、经济冲击置之不理，只求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
选择限制全球化，希望在国内建立合法的民主制度。
选择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的民主全球化。
从三个选择可以看出：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
对此，罗德里克用精彩的语言进行了阐述：“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
不可能三角似乎为全球化的下一步发展投下了悲观的预测，但是，事实并非真正无解。
成为刺猬还是狐狸？
虽然做出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的悲观判断，但罗德里克也给出了解法，他提出了七条常识性的基本纲领，认为综合运用它们能给世界经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繁荣的基础。
市场一定要植根于治理体系。
民主制度和政治社区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来组织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如此。
通向繁荣的路不止一条。
国家有权保护它们的社会秩序，监管制度和政治基础。
贸易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贸易本身不是目的。
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己的上层建筑强加给别国。
国际经济协定的目的就是要制定各国上层建筑交界处的交通规则。
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秩序里，非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同样享有这些权利和特权。
围绕这七条纲领，罗德里克在书中对每一条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不过要理解它们，最好的办法是结合具体实例。在罗德里克看来，中国的全球化实践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罗德里克在书中这样说道：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东亚国家与地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全球化需要有所控制？东亚国家与地区也是最好的例子。
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推行了许多试行法规。决策者们希望通过试验找到的办法能克服他们面临的局限，而且更加适合当地条件。中国的上层建筑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采取的解决方法是，从计划体系逐步过渡到市场体系。公社取消了，分田到户了，但是土地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农民还是要按规定上缴国家定价收购的粮食，但是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将剩余的农作物以市场决定的价格出售。这种双轨制让市场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保持了政府的税收，也保住了城里工人的低成本食品消费。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掀起了1978年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而乡镇企业的成功也印证着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强调的观点：有企业家和当地政府组成的联合阵营的支持，产权比在一般私人财产制度下更有保障。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那时中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很多行业不再需要保护和培养。
为了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中国关税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位大幅下降到2001年的个位数水平。很多工业政策也被逐步淘汰。为此，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极具竞争力的汇率来对工业进行实质性的补贴。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阻止热钱流入，中国政府控制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升值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自然结果）。
罗德里克总结道：总而言之，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市场，同时调动私有企业积极性，也迎合了国内经济现实。中国在全球化这个游戏中，选择的游戏规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深度一体化的规则。
中国追求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做法非常值得赞扬，因为：生产的产品决定了命运，这是哪个国家都逃不过的定律。
“只生产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你就永远停留在世界经济的边缘。你将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上下浮动，饱受国内一小撮精英的统治之苦。如果你能强行打入制造业和其他现代交易品行业，你才有可能向世界上的富裕国家靠拢。你会增强抵抗世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会要求一个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上层建筑，这比符合少数精英统治需要的专制政权好得多。”
但是，在当前的全球化游戏规则下，中国的成功很难被复制。因为，随着全球化发展到现在， 它的规定使得这些国家很难被模仿。WTO的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例以及西方政策顾问的建议集中起来造成的后果是，各国设计和实施国家政策的空间缩小了，讽刺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传播全球化的福祉。
回顾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游戏规则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步，也与经济学家片面追求单一答案的做法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是里根-撒切尔革命十周年，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占了上风，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在作者看来，这个新观点抬高了简单化的贸易理论，贬低了有附加条件的那套贸易理论。它认为任何给自由贸易设置的障碍都令人反感，必须被清除，那些前提条件也应该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学术界的风气、国家层面的需求共同推动全球化走向了下一步，进而酿成了如今的局面。
从罗德里克的系统阐述中可以看出，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不是当前全球化规则的支持者。其所奉行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尊重国家内部需求的前提下推进全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背弃传统。
在书中，罗德里克并未对全球化面临的问题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提倡对多重纲领的组合运用。而对于全球化这个极为复杂的议题而言，罗德里克的观点也未必意味着绝对正确。
但正如其在书中引述希腊诗人阿奇罗库斯（Archilochus）的一句老话说的那样：狐狸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刺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刺猬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而狐狸总是认为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虽然关于全球化的解法在短时间内未必能探讨出一个完美的方案，但一个道理却始终值得铭记：尊重事务的复杂性，保持谨慎，弄清来龙去脉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比固执、单一的追求所谓“正确答案”，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