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律所在伦敦扩张

刚刚过去的2024年，大概是伦敦律所合伙人有史以来最开心的一年。为什么开心？原因很简单：原来收入就高得惊人的这些律师业富豪，在这一年里收入又涨了，而且不是主动跳槽，是被动跳槽，被竞争对手高薪挖走了。

根据律师业招聘咨询公司Edwards Gibson的数据，截止于2024年12月23日，也就是在西方传统的圣诞-新年放假季节前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工作日之前，2024年全年伦敦总共有546名律所合伙人被高薪挖走，创下了历史纪录。之前的纪录是2023年，那一年伦敦有514名律所合伙人被高薪挖走。

他们被谁挖走了？

答案是：多数被美国律所挖走了。

私募股权热潮

确切地说，是被美国律所的伦敦分所挖走了。

伦敦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相应地，与金融业有关的法律服务需求也特别高，例如，许多国际合同选择英国商法作为适用法律，许多跨国商业纠纷选择伦敦作为法律仲裁地，伦敦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法律服务市场之一，在全球顶级律所中，许多律所都把总部设在了伦敦。

其实，许多美国律所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伦敦设立分所了，如伟凯（White&Case）和佳利（Cleary Gottlieb）自从1971年以来就一直在伦敦金融城提供法律服务。然而，那时如果有人从英国本土律所跳槽到美国律所的伦敦分所，便被视为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因为当时的律师圈内人士认为，美国律所不会长期在伦敦发展，更不会在伦敦获得稳定的法律业务，也不会给新入行者或跳槽者提供培训机会。

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修改了法律，允许外国律师组建合伙制的跨国律所，此举大幅度推动了美国律所在伦敦开设分所的进程。这些美国分所一方面积极开拓伦敦法律市场，另一方面则以伦敦为跳板，为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客户群提供法律服务。

最近几年，一个全新的诱因又给这一进程增添了新燃料：伦敦繁荣的私募股权市场吸引了大批美国律所，试图来伦敦金融城分一杯羹。

包括贝恩资本（Bain Capital）、托马·布拉沃（Thoma Bravo）在内的许多美国私募股权公司近些年来扩大了在伦敦的业务，他们在伦敦开设了新办事处，并进行了重大投资。这一最新的趋势，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推动的：

首先是战略位置，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对那些寻求进入国际市场的私募股权公司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其次是监管环境，英国的监管框架被视为有利于私募股权业务的运营；

第三是人才获取，伦敦拥有大量熟练的金融从业人员，这对私募股权公司的成长和成功至关重要；

第四是市场机会，英国市场在各个领域为私募股权公司提供了众多的投资机会，包括技术、医疗保健和消费品。

这些在伦敦拓展业务的美国私募股权公司，自然对法律服务有着强烈的需求，这种需求引发了又一波美国律所前来伦敦开设分所的热潮，也让这些来伦敦“淘金”的美国律师赚得盆满钵满，在有些情况下，某些伦敦分所的人员配备和经济实力并不弱于其美国总部，例如，伟凯伦敦分所的律师人数只比其纽约总部少5%。

为了展示对英国业务的长期承诺，许多美国律所的伦敦分所如今都搬迁到伦敦那些租金昂贵的高级写字楼中办公。

扩大业务就需要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这些“不差钱”的美国律所伦敦分部为了抢占市场，不惜大把撒钱，从那些总部设在伦敦的全球顶级律所（也包括他们的美国同行）中高薪挖人，特别是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高级合伙人，由此彻底改变了伦敦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

“芳饵行动”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芳饵之下，必有悬鱼。被高薪挖走的，首先就是律所的合伙人，因为正是这些合伙人们，手中掌握着最重要的客户和最值钱的生意，所里的盈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

受到美国律所“芳饵行动”打击最严重的全球顶级律所，居然是名为“魔圈所”（Magic Circle）的伦敦最著名的五大律师事务所：安理（Allen&Overy）、高伟绅（Clifford Chance）、富而德（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年利达（Linklaters）、司力达（Slaughter And May）。这五家律所都是英国所，总部都设在伦敦。根据Edwards Gibson的数据，“魔圈所”2024年总共被挖走了28名合伙人，打破了2023年创下的19人被挖的历史记录。

在2024年被挖的28名合伙人中，绝大多数都被从事私募股权业务的美国律所挖走了，他们主要从事债务融资（尤其是杠杆融资）、企业并购、私募基金等领域的法律咨询业务。

惨遭“芳饵行动”打击的，并不限于英国律所，美国同行们似乎也很乐于“自相残杀”。例如，美国律所瑞生（Latham&Watkins）的13个合伙人中，有8个在2024年被另一家美国律所盛德（Sidley Austin）挖走。

瑞生伦敦分所的管理合伙人艾德·巴内特（Ed Barnett）事后辩解说，伦敦“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的战略重点”。

可惜的是，这个战略重点却在2024年被另外一家美国律所夺走了。

挖人最猛的美国律所是宝维斯（Paul，Weiss，Rifkind，Wharton&Garrison），这家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律所2024年在欧洲增长了10倍。该所挖人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它被同行称为伦敦律所的“顶级捕食者”（apex predator）。

并购市场资讯有限公司（Mergermarket）在其2024年上半年欧洲收购交易顶级法律顾问排行榜中把宝维斯排在第三位。

宝维斯伦敦分所共同所长之一尼尔·萨奇戴夫（Neel Sachdev）说：“我们的私募股权客户和企业客户都专注于在纽约和伦敦寻找精英律师。许多公司都寻求在伦敦发展，因为伦敦是并购和资本市场的关键性的法律市场，也是通往欧洲的门户。”

当然，对被挖的人来说，最具诱惑力的因素，还是宝维斯给予合伙人的薪酬。

萨奇戴夫本人的经历，就是上面说的那段伦敦律师圈“风水轮流转”故事的完美体现。萨奇戴夫入行起点很高，从业之初就进了“魔圈所”之一、英国本土的著名律所富而德，2003年，他做出了一个不被同事们理解的决定——跳槽到美国律所凯易（Kirkland&Ellis）的伦敦办公室，当时一个比他年长的同事就对他说，他是在“和魔鬼打交道”。

20多年过去了，萨奇戴夫却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在凯易伦敦分所做了3年助理律师、17年合伙人之后，他在2023年的私募股权热潮中，又被另一家美国律所宝维斯挖走，如今萨奇戴夫与人共同掌舵宝维斯伦敦分所，成为全英国收入最高的私募股权律师之一。

据称，如今宝维斯合伙人每年的总收入可以高达数千万美元。

高薪的代价

尽管美国律所挖人的目标主要聚焦在竞争对手的合伙人身上，但高薪抢夺合伙人的影响，却像巨石投进湖中，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连锁反应。

对高端人才的争夺战，迫使全伦敦的律所不得不改变自己薪酬结构，以吸引和留住中层人才和初级人才。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律所高伟绅和美国律所瑞生等律所最近都提高了本所薪酬结构的灵活性，以便能够更好地奖励那些表现最佳的人才。

由于这种连锁反应，中层人才和初级人才也因此获益。Edwards Gibson的数据显示，2024年有155个律师从非合伙人提升为合伙人。

同样由于这种连锁反应，一些中型英国律所也从中受益，因为大型律所纷纷退出了利润较低的业务领域，例如原来为金融服务公司提供的价值较低的日常法律咨询工作，如今中型英国律所便捡起了这些业务。

包括“魔圈所”在内的英国本土律所，其招聘、薪酬和工作文化更是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在薪酬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目前伦敦律所合伙人的平均年收入为500万美元左右，而美国顶级律所在伦敦聘用的一小部分合伙人，主要在私募股权领域工作，他们每年的收入高达2000万美元，这给“魔圈所”带来了压力，迫使他们做出回应。

法律业招聘公司Macrae的合伙人西沃恩·莱文顿（Siobhán Lewington）说：“2000万美元，这一薪酬数字在伦敦律师圈还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现在被视为伦敦法律服务市场的最高薪酬。仅仅在5年前，伦敦律师圈还没有人听说过这么高的薪酬，这说明，如今律师业变得越来越像投行业了。”

伦敦律所通常有这么几个律师层级：实习律师（Trainee Solicitor）、新晋律师（Newly Qualified Solicitor）、助理律师（Associate）、合伙人（Partner）、高级合伙人（Senior Partner），合伙人又分股权合伙人（Equity Partner）和薪资合伙人（Salaried Partner），股权合伙人指在律师事务所中拥有股权的合伙人，薪资合伙人指的则是那些虽然拥有合伙人的头衔，但没有股权，而是拿固定工资的律师。

2023年，在美国律所的伦敦分所，新晋律师的起薪已经达到每年18万英镑（注意，是英镑，不是美元），这给英国本土律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也要给新晋律师加薪，例如，“魔圈所”就在2024年上半年把本所新晋律师的起薪提高到了15万英镑。这样，仅仅5年，“魔圈所”新晋律师的薪酬就增加了50%，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获益于这场律所合伙人的“挖墙脚大战”，真可谓是“躺赢”。

此外，英国律所也效法美国律所，把合伙人的薪酬结构，从原来的根据资历加薪，改为根据业绩加薪。

美国律所最近几年在伦敦的大举扩张，也在很大程度上撼动和改变了英国律师业的工作文化。

在美国律所，高薪的代价，就是加班和高工作强度。如今，这种工作文化也席卷到英国律所。

律师业媒体Legal Cheek曾经对两千多名实习律师和初级律师进行过一次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2023年工作时间最长的律所中，排名前8的都是美国律所，而连续4年名列榜首的就是美国律所凯易，它也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律师事务所。凯易的律师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28分钟，他们通常都在晚上10点01分下班。

我认识一位在伦敦的美国分所当律师的中国女孩，她说，她的工作日，完全没有任何属于个人的时间，一天三顿饭，都在律所点外卖，吃盒饭；洗澡也在律所的浴室，匆匆忙忙地冲个淋浴，一天工作下来，累得腿脚发软，坐地铁回到家，已是深夜，为了节省时间，直接上床就睡。

一个最近从英国律所跳槽到美国律所伦敦分所的助理律师说，他的薪酬提高了50%，但工作时间也增加了25%。

加薪50%，相对于加时25%，应该还是合算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经过盘算之后他仍然愿意跳槽的原因吧。但他又说，他为了这次跳槽付出的其他有形和无形的代价，就要高得多了。例如，在美国律所，如果一个人的小时工作量持续超过目标，这被管理层视为一件值得表扬的事情，而在英国律所，这可能被视为一件不值得提倡的事情。

顾名思义，小时工作量，在这里可以翻译为“工作强度”。

我认识的那位中国女孩，如今已经海归了，在一家中国企业做公司内部的法务律师，虽然收入比在伦敦美国所当律师时少了，但她说，她一点儿也不后悔，因为她现在工作强度低了，属于个人的时间也多了，还可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比在伦敦的时候“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