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音乐先声（ID：nakedmusic），作者：Echo、范志辉，头图来自：《乘风破浪的姐姐》剧照
在求偶场景中，处于劣势的雄性会在优势雄性四周游走，借助其鸣声吸引雌性，这种行为被称为“卫星策略”。“卫星策略”在昆虫、蛙类和灵长类中普遍存在，单从行为上来看，它与人类世界中的“假唱”也很类似。但雌蛙是可以识别“假唱”的，办法也与人类如出一辙——对口型。
当雄蛙的鸣声与鸣囊的鼓动不匹配时，雌蛙就会对它兴趣缺缺，吸引力还不及单独的鸣声。甚至，当雌蛙发现鸣声和鸣囊鼓动的信号不是来自同一只雄蛙时，会采取“宁缺毋滥”的策略，拒绝“假唱”歌手。而在人类世界中，我们对于假唱行为，似乎很少会如此坚定地拒绝。
近日，一项旨在规范演艺经纪活动行为的管理方法的出台，或许可对行业习以为常的假唱现象敲响警钟。10月10日，《高级演出经纪人管理办法》（以下称《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该管理办法明确指出，高级演出经纪人不得组织演员以假唱、假演奏欺骗观众或为假唱、假演奏提供条件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持证人如有以上行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将依照处罚结果注销其演出经纪人证书并予以 5 年内不得考取演出经纪资格证书或永久不得重新申请等处理意见。
此项《管理办法》一出，相关话题立刻在微博上引发大量讨论，阅读量超1.2亿，评论中大都是网友对于假唱现象的不满。可见，我们对于假唱行为并非不反感，只是身处社会这个巨大的肌体内部，在声势浩大的集体合奏中，个体的内心活动总是显得单薄又无所适从。假唱现象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是对这个时代的消极因素的吸收，如科技进步下专业主义的式微、视觉至上的娱乐工业、形式主义的盛行。
失真之下，无法保质的中国乐坛
每一种未曾得到履行的内心义务，都会蜗居在人的内心深处不肯离去，等待一个被唤醒的时机。如2002年龚琳娜第一次在白天看清台下人的脸时的感觉：“我突然接触到他们眼神，我觉得他们眼神就像一把一把宝剑刺向我的心。”以前的假唱多是晚会，台下黑压压的，看不清观众。可这次因为是白天，龚琳娜看清了台下人的脸。那一刻，她意识到她错了。
在经历了那场印象深刻的假唱后，龚琳娜不仅自己坚持真唱，也开始在微博上呼吁真唱，打假3·15晚会假唱。同年，崔健开始推动“真唱运动”。
2002年8月7日，崔健在CD酒吧发起真唱运动，罗大佑上台拥抱了他，对着台下的400多人说：“你要去做娱乐节目，搞假唱，好，没问题，但你不要称自己是音乐人……”一个是上世纪末的“音乐教父”，一个是上世纪末的“摇滚教父”，他们在本世纪初就真唱一事达成共识，并对假唱行为发出猛烈抨击，却不知今后该把这根接力棒交给谁。
2005年9月1日凌晨，崔健倡导真唱运动为假唱“送钟”
时至今日，华语乐坛始终与假唱现象拉扯不断，国内音乐市场也随之沉浮。出现在各种晚会、综艺中的假唱行为，反映的不只是娱乐工业的浮躁，而且是整个乐坛在“失真”的情况下无法保质的困境。
今年的天猫618晚会、818晚会、919百度好奇夜晚会上，假唱频频出现、真唱屡屡翻车的多个现场似乎可以成为今年选秀综艺演唱水平低劣的缩影。在《青春有你2》中成团的THE9，前脚刚在东方卫视苏宁818超级秀中假唱完，后脚又在百度好奇夜晚会上假唱。《明日之子乐团季》中的冠军乐队气运联盟虽然没有假唱，但跑调严重，成为微博热搜常驻话题——“难听”中的一员。
之所以这些刚从爆热综艺中走出来的男团女团要么在晚会中假唱、要么真唱翻车，很大程度在于选拔期间节目一直以录播的形式播出，多靠后期让百万修音师逐句地修音。长此以往，选手的唱功没能提高，倒是修音师的技能越发娴熟，到了直播时，就只能播放提前修好音的录制版，让艺人在前台对口型。
虽然说只要存在录音，修音就难以避免，但随着科技进步，修音技术越发强大，某种程度已经成为艺人假唱的最强辅助。因为有了百万修音师的存在，唱歌这碗饭变得越来越好捧。跨年晚会上，各大卫视乌乌泱请来一堆高流量明星，不论是影视界的还是相声界的，只要能听得过去就行，于是后台播放着提前修好的录制版，前台一众帅哥靓女对着口型。明明表演的是唱歌节目，台下的观众只管眨着星星眼夸着“好帅啊”。
当然，爱假唱的不止演员和选秀歌手，也有专业歌手。2016年，歌手萨顶顶在一台晚会上假唱时拿倒了话筒，她淡定地把话筒翻转继续唱，被观众抓包后，在微博上回应：“别骂了，下次演得更精细些，大家消消气！”可见，在假唱的语境中，唱歌已经沦为一种演戏行为，会不会引起众怒取决于你“演”得好不好。
演员假唱可以说是为了保护观众耳朵，那么专业歌手假唱又是为了什么呢？很多时候，也有主办方为图省事对艺人提出的要求。崔健前经纪人曾在某次采访中说：“当然可以给出无数个理由，台里的技术设备可能不够，或者是我们这个互联网的带宽不够。但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借口。当然都愿意赚容易的快钱嘛。50万的演出费我们也付了，你来假唱还不行吗？还这么多事，好像你不太懂事。”
利用假唱赚快钱这个事，很多歌手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抗愿望，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就是那英与崔健的隔空骂战。崔健在采访中回答记者对那英假唱的看法时，说她唱歌20年没变化，因为她老假唱。那英回应说：“他总拿大帽子压人。我认为大家要互相尊重，他这样做是对整个流行音乐的伤害，是在贬低、不尊重流行乐坛，他从来没有看得起流行音乐。”
很明显，整个回应可以说是偷梁换柱，那英将崔健对于假唱的抨击模糊为对于流行音乐赚钱的不满，这也映射出业内人对于此种“自侍清高”行为的不屑一顾。事实上，音乐行业对于崔健发起的“真唱运动”响应并不热烈，来参加的多是摇滚圈的音乐人。而大多数演出公司、制作人并没有出场，有的虽然出场却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为什么无法拒绝假唱？
雌蛙拒绝“假唱歌手”是为了保证优秀基因的延续，而人类世界中，我们似乎没能知行合一。在短期的利益获取和长期的行业发展之间，我们往往看不到后者的紧迫性而将之抛弃，这就导致很多歌手得以通过假唱以次充好。而这对于音乐市场来说，无疑是杀鸡取卵。
1987年的春晚，直播中插入事先录好的演唱视频
科技的进步提供了越来越完美的作弊技术，背后也是歌手专业主义的式微。参演了《即刻电音》的制作人王勖说：“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只能靠一些磁带，靠一些模拟设备来完成一个录音，那时候对歌手本身是有要求的。后来修音软件这些技术发展对于歌手的门槛降低了。”
歌手门槛降低的同时，偶像工业也越来越发达，流量艺人成为各式晚会保障收视率的必备手段。于是，将最具流量的艺人推上舞台“假唱”成为了主办方、艺人、观众实现多赢的市场需求。“假唱”不仅帮主办方保障了演唱效果，还让观众一饱眼福，对于艺人来说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如果舞台是春晚，那就是镀了层金。
实际上，在春晚几十年的历史中，假唱和真唱的纠缠从未停歇。从最初的“全面假唱”，到后面的尝试真唱，再到前几年的真假参半，假唱议题一直和全国瞩目的春晚形影相随。于是，《高级演出经纪人管理办法》一出台，网友们最关心的就是春晚有没有高级演出经纪人？
春晚作为全国人民普天同乐的节目晚会，如今它面向的甚至是全球，基于其巨大影响力带来的压力，很多人对其选择假唱都表现出一定的理解。
但，完美主义更像是假唱这一偷懒行为的借口，如果真的追求完美，就应该上台前加强训练。然而，随着视觉文化走上统治地位，视像上的完美盖过了一切，真实与公平的本质也随之扭曲。
在比春晚隆重许多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双簧演唱事件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2008年世界十大丑闻之一，即林妙可在台前假唱，播放的声音实际是杨沛宜的。
音乐总监陈其钢在爆料时，非常坦然地说出他所认为的“公平”：“我们出镜的孩子，在形象、内心感觉、表情等各个方面都是要无可指摘的，林妙可在这方面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声音方面，杨沛宜是我们团队认为最出色的。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我想，无论对于林妙可还是杨沛宜都是公平的。”
外貌形象更优秀的孩子更适合走上舞台，有实力的孩子只在后台贡献声音是公平的。这种看法在如今视觉至上的娱乐工业中一步步得到证实，但不公平终究还是不公平。为了取悦受众，让台上的孩子与假唱的骂名捆绑一生，牺牲掉有实力的孩子的上台机会，这是整个娱乐工业中普遍存在的不公平。
这一次，假唱会迎来“灭绝”吗？
如果是假唱有着行业系统性的弊病，属于一种集体共谋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那么参与其中的个体，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
比如，2008年的那次“假唱风波”让9岁的林妙可迅速地成为大众焦点，又迅速地沦为大众靶心。从此，“假唱”成为她身上撕不掉的标签，也成为她被黑的起点。可见，假唱带来的危害，不论人们遗忘与否，“假唱”始终是艺人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污点。但假唱行为背后的复杂利益关系，又非个体的力量能够消除的，环境的改变无疑还需行业各方的努力。
韩雪在2018年的《白夜行》音乐剧中假唱，事后道歉
除了此次出台的《管理办法》，早些年，相关部门也已也陆续出台过相关规定，试图解决假唱问题。2009年9月，文化部修订发布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欺骗观众。其中，对假唱的定义特别明确，是指演员在演出过程中，使用事先录制好的歌曲、乐曲代替现场演唱、演奏的行为。
2016年《营业性演出活动管理条例》第三章（营业性演出规范），第三次修订内容，第二十八条规定：演员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演出举办单位不得组织演员假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假唱提供条件。
可以看到，这三次法规出台都是针对营业性演出的规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选秀类综艺虽然不属于商演，但其依靠观众打投的出道方式导致假唱仍具有欺骗性盈利的性质。这不仅是对音乐行业的践踏，同样会搅乱偶像市场。当选手通过假唱营造出美好幻象吸引粉丝，而又在某次翻车现场被还原真相之后，那些为爱发电一整个夏天的粉丝，难道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而且，假唱的多发地实则是在“非市场性”的场合之中，如电视上的各种联欢晚会、各级政府或政府部门等举办的各种庆典演出活动，这些演出都是现存法规所鞭长莫及的。政府行政力量的直接背景，不仅预示着强烈的垄断强制性，而且赋予了这类演出的公益性“外壳”。对于观众来说，这意味着艺术消费上的“不可选择性”。这也就是说，无论假唱多么明显，观众其实都很难通过消费选择来反制这类行为。
由此可见，打击和遏制假唱现象，我们所欠缺的不止是“实施细则”这类的枝节性措施，而是一个能祛除垄断，充分尊重和保障观众消费选择权的文艺演出市场机制。
虽然此次的法规仍有其局限性在，但其惩罚力度的加大，仍是针对此类事件在立法层面的一大进步。它引起的社会舆论也会让观众对于假唱一事更加警惕，提醒我们对悖逆常识的事加以拒绝。
如法国阿尔贝·加缪所说，“我思故我在反抗”。只要我们始终记得，不公平不会变成公平，假唱也不可能达成完美，世界就还不至于太糟。
参考文献：
1.再迎奥运的.《林妙可：奥运12年后，假唱恶评依旧不绝》. ELLEMEN睿士.2020.3
2.梁静怡.《中国歌手假唱简史》. Vista看天下. 2019.2
3.蛙鸣蛇舞.《为了吸引妹子，青蛙竞相“假唱”》.物种日历.2020.6